超越道德批判

傅　鏗

中國讀者已經相當稔熟的海外學者黃仁宇先生一向主張史學家應具備一種超然物外的涵養。他于一九九一年在臺灣推出了一部新著——《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榮列臺灣當年十本最佳書籍榜首。此書所蘊含的勸世良言似乎是：與其對資本主義作各種道德評判，還不如循著它在世界歷史上演進的軌跡，對其進行一番純技術性的分析，撕除貼在“資本主義”上面的各種或毀或譽的道德標簽，提煉出作為一種生產體系的資本主義純粹中性的技術性格。因為在作者看來：

以道德的名義寫歷史有一個很大的毛?。旱赖率侨祟愖罡叩膬r值，陰陽的總和，一經提出，即無商量折衷的余地，或貶或褒，故事即只好在此結束。間接也就認為億萬生靈的出處，好多國家的命運都由一個人或少數人的賢愚不肖決定之，與其他的因素都無關系，而只有破口謾罵的人看得清楚。(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臺灣允晨公司一九八九年，第258頁)

《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可謂是一部為中文讀者而寫的關于資本主義之歷史形象的高級啟蒙著作。它所敘述和闡釋的范圍之廣，恐怕會令絕大多數西方專業史學家都望而卻步。它從西方史學界關于資本主義的各派研究出發，梳理出資本主義的主要技術特征，隨后分章考察了資本主義從威尼斯、荷蘭到英國的演進軌跡，剖析了霍布斯、亞當·斯密、洛克、韋伯和桑巴特等學者有關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解釋了美國、德國和日本資本主義迅速崛起的歷史原因，然后著重比較分析了法國、俄國和中國的長期革命，力圖揭示這三個國家革命浪潮此伏彼起、資本主義步履維艱的共同啟因，在結論中則點明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商業體系屬于海洋文明，同大陸性格的農業文明頗多差異。如此廣泛的論題，當然只能作為一種“大歷史”(macro-history)來撰述了，況且這些論題又屬于作者明史專業之外的世界歷史。因此之故，海內外頗有同仁以為此書論述過于泛泛，史料基本上摘述自一些史學名家的英文著譯。但我仍覺得，這是一部開拓性的作品，因為這本探討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動力的史著，是以中國為本位而進行考察的，作者從一個極其恢宏的歷史背景出發，來考察中國傳統農業文明這個走獸，在一步步轉變為現代商業文明這種飛禽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遇到的深重災難和痛苦經歷，同時比較世界各國在資本主義革命過程中的類似經歷，以揭示資本主義這股方興未艾的西潮在二十一世紀的走向。這種從微觀走入宏觀的學術理路，也給人一種“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感覺。

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過程，無疑是由資本主義這種商業體系所推動的?，F在歷史學家一般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生活的手段，首先在十三至十四世紀出現于意大利半島。但是根據法國年鑒學派的史學大師布羅代爾(Braudel)在《文明與資本主義——商業之輪》(一九七九年)一書中的考證，“資本主義”一詞卻出現甚晚。直至一八五○年左右，才有人使用了多少含有現在意義的“資本主義”這個詞。蒲魯東是這類先驅者之一。馬克思則僅用過“資本家”(capitalist)這個詞。事實上一直要到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才在政治論壇的爭辯中，忽然間爆炸式地被用作社會主義的自然對立面。

但作者主張對歷史現象持一種相對超然的態度，因而他并沒有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上討論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他似乎使用了三種方法來避免道德批判式的歷史研究，其一曰從技術層面上分析資本主義跨越國界的技術性格；其二曰揭示“歷史的長期合理性”(the long—termrationalityofhistory)；其三曰注重和昭示制約歷史發展的超個人力量(theimpersonalforcesinhistory)。當然，從嚴格的意義上說，任何歷史學家都難以完全避免對研究對象流露出自己的價值傾向，而且作者在本書的結論中借用美國歷史學家比爾德的說法，也確實對資本主義這種商業體系作了一番“信念之操演”(exercisingfaith)，亦即對這種商業文明表露了自己的價值判斷。但是作者的注重點仍然在于一種事物(如商業文明)在特定的社會中“能否”行得通，用意不在于“褒貶”。

資本主義的技術性格，根據作者的分析，可以歸納為下列三項：一、資金的廣泛流通(Wideextensionofcredit)，從而剩余資本通過私人貸款方式，彼此往來；二、超越個人關系的經營方式和雇用關系(impersonalmanagement)，俾使企業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三、技術上的支持因素通盤使用(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如交通通信、律師事務和保險業務等，因此各企業活動范圍又超過本身力之能及。以上三個條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賴法治(theruleoflaw)維持。其次，私人財產所有權必須得到牢固的確立，從而社會低層組織內各類經濟因素才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生產與分配則以契約關系為主，個人的獲利欲望在自由競爭中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杠桿。作者認為：

站在資本主義生理學立場，我們也可以說每一個國家經過一段奮斗之后必須將其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改組，以便產生能夠互相交換(interchangeability)的局面，更要經過一段司法與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間密切聯系，也才能使以上三個原則順利發展，通過財政稅收幣制諸種政策，使公私互為一體，也就是使整個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第34頁)

所謂“能在數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manageable)是作者所常用的一個個性鮮明的術語，臺灣的一位書評作者甚至稱它為黃教授的魔術概念，因為他似乎認為現代化國家的最根本特征即是“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那位臺灣書評作者據此反駁黃仁宇說，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例如英國)直到十九世紀初才初步具備各個職業的人口統計資料，況且有數字也不等于即能在數字上管理，因而說英國在十七世紀內戰后即達到了“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似乎是沒有根據的。但是我想那位作者恐怕沒有把握作者這個概念的本初內涵。按照作者獨特的用法，所謂“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涉及到度量衡制的統一，土地的商品化，稅收的貨幣化，以及人際關系的法律化等等，其共同特征似乎是用一種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所說的“泛化媒體”(thegeneralizedmedia)，例如貨幣，來疏通整個社會結構，俾使一個民族中的所有貨物和服務都能達到自由而公平的交換，從而政府得以用“泛化媒體”來調節和管理整個社會的各種活動，而不必用行政上的強制手段來迫使人們遵守共同的游戲規則或曰社會規范。泛化媒體的基本特征即是可計算性和可分割性，它是人類交換活動的憑藉和尺度。在這個魔術概念背后，我們仍然可以隱隱約約地看到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影子。

上述資本主義的三個技術特征，以及物品和服務能夠自由而公平的交換，是西方十三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商業活動的共同要素。十三至十四世紀的威尼斯已經建立了完備的銀行體系，其政府則如一個大公司。威尼斯政府在一一六○年向市內的商人籌借得十五萬銀馬克，首開發行公債的先例。一一七一年威尼斯銀行成立，獲權以公債的債權為準備金發行信用票據。至一三○○年之后，威尼斯已形成了完備的現代商業技術，如海上保險，信用制度，復式簿記，提貨單，海外經紀人，商業合同和商業法庭等。十六世紀的荷蘭和十七世紀的英國，則不僅具備了業務繁多的銀行機構，而且已經設立了證券交易所，債券、股票和期票等都已進入了自由交換的領域；著名的荷蘭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則都是在社會上集資而建立起來的大股份公司。

反觀中國，其傳統的上層結構和低層組織均不利于資本主義技術性格的形成。作者一向認為，要理解中國近代的長期革命，則至少得將我們的歷史鏡頭往后拉長四、五百年，從明朝以來的各種體制來認識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所造成的巨大震蕩。如果這種歷史的視界再放寬幾千年，那么兩種文化的差異就會看得更清楚。作者的一部英文新著即題為《中國的大歷史》(China：A Macro-history)，敘述了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現在的上下五千年中國史。用這種大歷史的眼光來觀察中國社會，我們會發現資本主義的商業體系無疑難以產生。中國在公元以前，即因防洪和對付北方游牧民族的需要，而建立了龐大的官僚組織。這種官僚組織以道德代替法律，不承認私人財產權的不可動搖性(“凡人子不蓄私財”)。同時中央政府向全民直接抽稅，而各級衙門所用的各種辦公用品，以及各種軍需用品，則均由農民的各種徭役直接提供，完全沒有商業交換系統居中調節。顯然，在作者看來，資本主義這種商業體系不可能獨立地在中國產生。所謂明清之際的資本主義“萌芽”云云，完全沒有考慮到資本主義的上述技術特征，以及這些技術特征得以存在的社會條件，如法治和充分的私有財產權等等。

其次，運用大歷史的眼光還有另一個益處，那就是顯現出“歷史的長期合理性”。既然中國社會在上層結構(國家政體)、下層組織(生產關系)以及司法、宗教等中間環節上，同西方社會相差如此巨大，所以這種從農業系統轉變為商業系統的革命之艱難，憑個人一生的經驗是不能想象的。作者設喻說，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的長期革命尤如一個長隧道，它要一百多年的時間才能走通，呆在隧道里的人縱然活到九十九歲也難以盡覽它的全部路程；只有到走完全程后，即使平常的人也能憑藉前人的經驗來了解其中的曲折和復雜。

以此視之，則中國的長期革命并沒有多費時間。作者在另一部書中寫道：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對西洋文化的反應，不能算是因循遲鈍。只是因為兩方組織規模之不同，無法倉促的舍此就彼。所以耆英之將西洋文化說得一錢不值，恭親王奕訴的片面開放，曾國藩、左宗棠之造船制機械，和光緒帝及康有為的籌備君主立憲，都是與外間不斷接觸后才逐步的放寬改革的范圍。以雙方距離之大，這梯度式的反應也不能算是不合理。后來的事實卻證明一改就都要改，無法半途剎車。所以放棄兩千年的君主制不算，連代議政治也造不成，軍閥割據亦仍沒有出路。以今日的眼光也可以看出，當日之草擬憲法，只顧到上頭，沒有看到腳底，好像寫下一紙文書，就可以命令一個走獸，立即蛻化而成為一個飛禽。(《放寬歷史的視界》，第89—190頁。)

“歷史的長期合理性”一語顯然是從布羅代爾所倡導的“長時段的歷史觀”(thelong-termperspectiveofhistory)借鑒而來的。布羅代爾一九五七年在《論長時段》一文中，首倡歷史學的研究應跳出個別的歷史事件，放寬歷史學的視野，注重以往社會的“結構”、“總體情境”(totalsituation)、“心態習慣”(mentalhabits)、“世俗趨勢”(seculertrend)以及“歷史周期”(intercycleinhistory)。他所撰著的三卷本《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以及《資本主義與物質生活：一四○○—一八○○》等專著，便專門致力于研究“資本主義”這種長期趨勢?！顿Y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則力圖應用長時段的歷史觀，來揭示資本主義演進的動力，以及西方資本主義革命和中國長期革命的根源。他遵循布羅代爾的歷史觀，嘗試用總體情境、心態習慣和長期趨勢等因素，而不是歷史人物的個性因素，來解釋具體的歷史事件。如此，在一個較長的時段里，歷史便顯示了合理的長期趨勢。

因此，歷史的長期合理性在總體上是由這些超個人的力量所左右的，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則往往是這些超個人力量的無意識工具，出于一些具體的動機而不自覺地完成了歷史的使命。例如，克倫威爾出于信仰自由的動機，在一六四七年同查理國王談判時希望移植荷蘭的政治體制，以便做到政教分離。其結果是，清教徒擺脫了國教會的控制之后，積蓄財富的活動便不復受傳統道德觀念的束縛；同時在習慣法庭之外，又逐漸形成了一個以公平原則進行審判的法庭，處理涉及良心問題的宗教案件。所以克倫威爾雖然沒有有意識地推行資本主義，但在他的統治下，資本主義卻有了長足的進展。

當然，談論“歷史的長期合理性”，并不等于否認歷史上短期的不合理性，更不是為歷史上的種種貪污腐化、昏庸無能、倒行逆施和頑固不化辯護。歷史的長期趨勢總的來看是向前演進的，但當中也難免會有歧出，短期里走進一個歷史的死胡同，然后再倒出來，重新走進主流之中。比如我想作者會承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便是一段最典型的歷史的歧出，而一九七八年之后的改革則是重新走向被文革徹底破壞的民間社會(civilsociety)：確認個人的私有財產權，重新恢復廣泛的商業交換關系，更多地利用各種商業技術即經濟手段來發展生產，以及逐漸培養法治的慣例。所以黃仁宇在一九八六年秋季號《知識分子》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作《中國歷史與西洋文化的匯合——五百年無此奇遇》的長文。他驚喜地發現，中國一百年來的革命，已于八十年代完成，其間的最大收獲是此后這個國家已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這就是說，政府已經能夠利用諸如貨幣和信用票據這樣的泛化媒體，來調節和控制人們的經濟活動和其他社會活動了。

歷史的短期不合理性難免會抹上歷史人物個人的色彩，但是探尋這種不合理性的根源，則同樣必須注重那些制約著歷史人物活動的超個人因素，比如歷史地形成的心態習慣和政治體制等。在作者看來，探究這類超個人的歷史因素即是對歷史作技術性的分析，而不是道德批判。

同樣，在對待西方國家幾百年來所創造的現代商業技術時，也完全沒有必要去爭論這種技術究竟屬于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樣的意識形態問題，如果偏要爭辯，那宛如是“一個疲憊至極的人，有人牽上一匹馬他還不騎，只因為馬的顏色，不是他心愛的色彩”。

一九九二年十月于滬濱

(《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黃仁宇著，臺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