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1]：憶先師莫宗江教授

先師莫宗江先生離我們而去已經有七個年頭了，但是先生的音容笑貌還時時在眼前縈繞，一切仿佛都是昨天的事情。

我跟莫先生的相識是在學生時期。那時在系里常常會見到一位體格消瘦但精神矍鑠的老人，每每見到學生，總會露出一種慈善而略帶天真的笑。從其他老師那里知道，這就是跟隨梁思成與林徽因先生數十年的莫宗江先生。老師們在談起莫先生的時候，總會帶出一種敬佩的語氣說，莫先生無論是繪畫還是繪圖功力都很深，梁先生的著作與文章中的許多圖版與插圖都是莫先生繪制的。還有的老師帶著感慨和教誨的語氣對我們說，莫先生的藝術感覺極好，在他的談話中，時時會蹦出藝術的火花，要學會從莫先生那里“偷”學問。從那時起，我就對莫先生就產生了一種景仰的心情，很希望能夠聆聽先生的授課，但是在那個特殊的時代，中國古代建筑史課程幾乎處于被取消的狀態，除了在系里偶爾見到先生的身影外，很難與先生有交流請教的機會。那時，除了因為有關《營造法式》問題而請教，一段時間內與先生有過較多的接觸外，真正能夠拜在門下師從于先生，是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之后。

莫宗江先生是廣東新會人，生于1916年，1931年他15歲時，開始師從梁思成、林徽音、劉敦楨先生，在中國營造學社作繪圖生，并主要承擔梁思成先生的助手工作。他一邊工作，一邊學習，以其勤奮好學與聰穎智慧，不僅在繪圖技巧上，而且在學術與藝術造詣上，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莫先生的水彩畫、鋼筆畫，及墨線測繪圖，意境高雅，筆觸瀟灑。他繪制的西蜀王建墓中人物雕刻的寫生畫，以及大量精美的測繪圖、古建筑速寫，都堪稱藝術佳作與繪圖典范。晚年時，莫先生還曾鉆研國畫。留下了許多國畫習作。

莫先生的水彩畫畫的好在系里是有口皆碑的，我曾有幸在系資料室看到過一幅先生的水彩畫，是抗戰時期在四川出土的五代王建墓中為墓內棺槨基座上的樂女人物像所繪的寫生，在光線幽暗的墓窟中，一個五代樂女盤腿而坐，手撫鼓瑟的形象，僅用了淡淡的幾筆，且用的是與實物十分接近的淺灰的色調，卻將人物的神態表現得栩栩如生，而其色調仍不失墓窟石雕的蒼古氛圍。據說，這只是先生所繪王建墓中一系列雕刻人物繪畫中的一幅。他的許多畫隨著動蕩的歲月與變遷的時代，已經漸漸地失散不存了。

莫先生看我們用針管筆畫的圖，看著那缺乏彈性的線條，有時候會笑。然后就講起他是怎樣用鴨嘴筆的，使用鴨嘴筆是要磨的，還要防止墨的流淌，更需要學會掌握手上的力，才能做到所繪線條的精美。然后，他就拉過我們的手，輕輕地在手心示意，讓你感覺到畫圖時應該運用的那微妙的力。先生繪畫與繪圖功夫的厲害，還可以從梁思成先生論文與著作中的許多插圖中看出來。而莫先生自己在《營造學社匯刊》第七卷中有關山西榆次雨花宮的研究文章中，插入的幾張他自己親自手繪的插圖，其線條之簡單流暢，其對對象表現的把握之扼要自如，使每一位讀到過這篇文章的人都會嘆為觀止的。

莫宗江先生追隨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先生，為中國建筑史學科的確立，為中國古代建筑的研究與保護，做了大量的工作。梁思成先生在學術上的許多拓荒性工作，如對數千座中國古建筑的調查與測繪，發現與研究唐代建筑佛光寺大殿、應縣木塔等重要古建筑等，都包含了莫宗江先生的大量心血。關于這一點，我們不僅可以從梁思成先生的許多文章中略窺一斑，而且，作為弟子的我也曾有幸從莫先生那里聽到過一些。

莫先生常常說起的一句話是，自己是十分幸運的，可以同時與幾位大師共同工作、學習了數十年。莫先生說，藝術的感覺，是看出來的。梁先生那里的書很多，經?？梢钥吹皆S多國外的書，還常常能夠聽到梁先生與林先生在那里點評。而且，跟著兩位先生，走了那么多石窟寺與廟宇，看的多了，眼睛就把握的準了。藝術，特別是雕塑藝術，包括建筑物上的裝飾雕刻，其線條，其刀法，其衣飾、其面的凹凸，有時就差那么一點點，就有了藝術上的優劣差別。要緊的是要用心地去觀察、去觸摸、去感覺。

莫先生特別提到了1937年他跟隨梁先生與林先生在五臺山考察發現唐代建筑佛光寺大殿的過程。他說，那個時候的他們高興極了，一直深陷于發現、研究與考察的興奮之中，直到完成了考察工作，回到太原時，才得知了北平已經淪陷的消息，心情又忽然變得十分沉重。他曾談到，那一年他輾轉回到北平，從長安街上走過，看到在東單附近有日本軍人在操練中，用槍瞄準過往的中國人時，內心的悲憤感覺，無以言表。按照營造學社的安排，學社成員們分散各自撤離北平，輾轉到了天津，再乘船去往了南方。

先生也談到了在中國營造學社在四川李莊時候的情況，那時候條件非常艱苦，還要繼續進行學術研究，《營造學社匯刊》第七卷，就是在那個時候的艱苦條件下，用手刻蠟版與油印的方式出版的，我看過清華大學建筑學院資料室保存的這一卷匯刊，不僅因紙張的簡陋與粗糙而為當時條件的艱苦卓絕所感觸，也為字跡的工整與插圖的精美而感嘆，其中無疑也有莫先生的許多心血。莫先生說，那時候梁先生常帶他們到四川各地做古建筑的調查、測繪與研究。有時，實在太困難，沒有經費作調研工作，梁先生就帶著他們到住所附近的電線桿上作攀高爬桿的練習。這種練習的目的是為了在今后測繪古建筑的工作中，能夠更快捷，更熟練地獲得測繪數據。

可能正是有過這樣的訓練，加上多年的古建筑測繪實踐，即使是到了花甲之年，莫先生的身手仍然不凡。記得1979年莫先生帶我們一行研究生們去山西應縣木塔考察參觀時，先生一邊興奮地滔滔不絕地講著，一邊登塔，到了塔的第三層樓梯處，先生忽然一躍就順著木樓梯的扶手，攀上了三層與四層之間暗層的梁架上。當時的我們幾乎是一楞然后，也有同學躍躍欲試，雖然是一些年輕人，卻遠沒有先生的這身功夫。跟隨莫先生考察時的體會就是，只要一到一座古建筑物面前，莫先生就會變得十分興奮與年輕。他幾乎總是會第一個就攀上梁架。在薊縣獨樂寺，在福州華林寺，在杭州閘口白塔，在正定開元寺鐘樓，我們都曾跟隨莫先生攀上梁架做過草測。一邊畫測稿，一遍丈量一些重要的數據，以便能夠帶回來做進一步的研究分析。

莫宗江先生對建筑與園林藝術有一種特殊的體驗。凡是聽過莫先生講中國古典園林課的，都會對中國古典園林產生濃厚的興趣與深刻的理解。在文化革命以前，莫先生曾經指導過一位研究生，從事中國古典園林的研究。莫先生對研究論文的要求很高，所以，不滿意的研究文稿，絕不發表，據說那位研究生的論文，因為沒有達到先生的要求，而未能獲得通過。莫先生的考察筆記、測繪手稿、及已經進行但尚未完成的文稿等，高可盈尺。除了抗戰期間，在梁思成先生指導下完成的關干山西榆次雨花宮的發表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7卷上的研究論文外，上世紀70

年代對遼代建筑河北淶源閣院寺大殿的所進行的研究，也是先生注入了大量心血的成果。莫先生指導我們幾位研究生對福州華林寺大殿進行的研究，通過大量的史料、文獻與測繪數據，否定了原來已經發表的華林寺大殿建于南宋時期的錯誤結論，明確肯定了華林寺大殿是建造于五代末的吳越王時期(時為北宋初年)這一史實，并對華林寺大殿與日本天竺樣(大佛樣)建筑之間的關聯進行了探討，從而為華林寺大殿確定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奠定了基礎。

聽莫先生的講課是一種享受。他講課幾乎不帶講稿，只在一張紙上，列著一個簡要的提綱，隨著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談，一堂課下來，會旁征博引出許多的歷史故事。有時為幾位研究生上小班課，大家甚至忘記了是在上課，不時地插話問先生。這樣的課有時會不在意是否到了下課的時間，大家越談會興致越高。有一次陪莫先生在一個省會城市，受邀作一次演講，起初，我還擔心先生若不用講稿，可能會像和我們小班課上談天一樣拖延了時間，誰知那一次演講，先生條分縷析的講了兩個小時，時間把握的十分恰到。一堂演講下來，我就為先生講課時那瀟灑輕松的風度與時間、會場氣氛的把握能力所深深折服。

在福州的那段日子，每天晚飯后，我們會跟隨他去散步，走在福州老城的三坊五巷中，穿梭在那些有曲線的風火山墻所圍合而成的街巷中，街巷曲曲彎彎，時而還會在窄巷中，放出一塊空間，置放幾個石桌、石凳，或者還有一棵老榕樹，就會透出一股南方傳統城市特有的濃郁地方氛圍。每到這種地方，莫先生會興奮地問我們的感覺，然后加以點撥，講出自己的道理。在后來的一路考察中，他也會時時地發問，比如怎樣使園林的空間顯得更大，中國園林的水系為什么那么曲曲折折，園林中的池岸為什么會那樣處理，那些風火山墻的曲線為什么那么優美，中國古代建筑的反宇式凹曲屋面是出于什么道理，如此等等。莫先生對福建的山水與文化十分欣賞，他總是說，江南園林中的景觀，是一種小家碧玉的感覺，福建的寺廟園林就不一樣，福州鼓山、廈門南普陀，都將寺廟與大氣磅礴的山景、石景結合在一起，再加上古人的摩崖石刻，給人一種雄渾的南國風韻。福建人重視書法，即使是街頭巷尾張貼的一紙告示、通知，甚至訃告，其文字書法都很不俗，為什么福建民居建筑中風火山墻的輪廓線，不像其他地方那樣是直線的，而是一些自由而道勁的曲線，這也許就是其中的原因所在吧。在這樣的交談中，一種耳濡目染的學習，使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與藝術，有了深刻的體驗。

莫先生與陳明達先生交往很深。陳先生家一度住在石碑胡同，莫先生常常會在周末騎自行車，從清華園到石碑胡同，兩個人會聊得很久。我有幸陪先生去過陳先生家一次?？吹絻晌焕险?，談論起《營造法式》中的學術問題，會是那么津津有味，絕沒有一點枯燥的感覺。莫先生是藝術感覺極好的人，思維也十分敏捷，交談中常常會蹦出思維的火花，陳先生又是十分嚴謹扎實的人，在學術上一絲不茍，兩個人談起來無拘無束，有時還會爭執起來，聽這兩位前輩學者的一席交談，簡直就像是參加了一場有趣的學術沙龍會。我常常記起一位老先生對我說過的一句話，莫先生是一個寶庫，關鍵是要善于從他那里去捕捉，去發掘。在莫先生看來，學術乃天下的公器，在與學生及同行的交流中，他幾乎是毫無保留地拋灑自己的學術新見。凡是與莫先生有過長時間交談的人，都會對莫先生在海闊天空般的漫談中，不時流露出來的真知灼見有深刻的印象。

其實，莫先生是一位述而不作的人，對學問有很深的積淀，從與先生的交談中，常常能夠感受到他智慧與思想的充溢，但先生卻從不輕易動筆。也許因為對身后之名淡薄之至，所以，不是做到深思熟慮的東西，他是絕不肯落墨的。這也許是莫先生畢一生之力于建筑史的研究，講起課來思路開闊、知識縱橫裨合、引例趣味四溢，且十分熟諳繪畫、雕刻藝術，但留給我們的文字卻不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時常在想，若是先生身邊有一位助手，隨時將先生日常言談話語間流露出來的一些思想火花記錄下來，將先生草繪的圖，加以仔細的整理，一定會有許多有相當分量的建筑歷史學術成果問世。

我和我的研究生同學鐘曉青的碩士論文就是由莫先生在認真思考后所確定的，這是一個真實的研究課題，題目是對位于福州市越王山下的華林寺大殿進行系統的研究。從結構于造型上可以明顯地看出，這是一座建造于唐宋間的木結構建筑。由于南方現存古代木結構建筑如鳳毛麟角，這座建筑的重要性就更凸顯了出來。這座建筑的被發現是20世紀50年代的事情，最初，由地方文物工作者對它進行了一個初步的研究，認定這是一座建造于南宋時期的木結構建筑。因為這樣一個斷代，其歷史價值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所以，最初僅僅將其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也正是因為其重要性沒有得到充分認識，這座位于福建省委大院中的南方最古老的木結構建筑，在文革中因為要為省委機關車隊讓出一個通道，而遭遇了“截肢”手術，即將大殿清代時所加建的前后檐廊截除，使大殿進深變短，從而緊貼前殿身鋪設了水泥道路。萬幸的是，盡管大殿遭此不幸，盡管大殿中的佛像被野蠻地摧毀，但在當地文物部門的努力下，將大殿木結構古代原構的主體部分保留了下來。

1979年，莫先生到福建考察，他一眼就被這座宏偉的木構建筑所吸引了，經過一番研究之后，莫先生認為這座建筑應該早于南宋時期。就莫先生的直覺，這座建筑有可能是晚唐至五代時期的遺物。于是回到北京以后，莫先生就將這座建筑選定為我們的論文研究目標。在國家文物局與福建省文物局的支持下，1980年春，我們師生三人就進入了這座建筑的現場。

在莫先生的帶領下，由福州文管會的楊秉倫先生密切配合，我們對福州華林寺大殿的主體部分進行了詳細的測繪，并翻閱了大量資料。莫先生和我們一起穿梭在梁架之間，仔細的尋找每一點歷史上可能遺留下的蛛絲馬跡。在經過大量文獻閱讀，及相關史料的比對，并對唐宋時期的木構建筑的各種比例、做法進行了系統比對的基礎上，我們基本確定這是一座建造于五代末年吳越王時代的建筑，其具體年代是公元964年，時間雖已進入北宋時代，但當時的福州仍然在五代吳越國的范圍之內，故仍應看作是五代晚期的木構建筑。而且，可以肯定地說，這是現存中國南方年代最為久遠的古代木結構建筑，比原來所知南方最早的建造于公元1013年的北宋時代寧波保國寺大殿還要早49年。

莫先生還敏銳地察覺到了這座建筑與日本大佛樣(天竺樣)建筑的關系。以圓潤的月梁以及復雜的插拱為特征的日本廉倉時期一度出現的大佛樣建筑，一向被認為是古代日本特有的建筑形式，而莫先生認為福建地區建筑中大量使用插拱(丁頭拱)的做法，和華林寺(以及宋代建造的福建莆田元妙觀大殿)中所使用的肥胖圓潤的月梁，與日本大佛樣建筑之間很可能

有所關聯。我們在莫先生所指導的碩士論文中，將莫先生的這一猜測做了詳細的論證。后來又有資料證明，在韓國12世紀的木構建筑中，也有與華林寺在造型意匠上十分接近的圓潤月梁的做法。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韓國與日本的同一類建筑，主要是建造于相當于北宋時代的公元12世紀左右，而華林寺大殿卻是公元10世紀的遺物。顯然，具有濃厚特色的日本大佛樣建筑以及韓國同一時代的類似建筑，很可能是從福建地區傳入的。這也突顯了華林寺大殿在東亞古代建筑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地位。

正是由莫先生所主持的這一重要研究，使得華林寺大殿獲得了它應有的歷史地位，并被認定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上У氖?，在后來所進行的對華林寺大殿的保護修復工程中，從事修復的工程技術人員沒有能夠及時向莫先生請教，我們也已經畢業而去，沒有機緣參與這一重要修復工程，因而，當我們知道這座千年的古老建筑為了給省委機關讓路而被整體移動了數百米，并被簡單地恢復到了五代時的樣子，而將后世增修的歷史信息完全抹去，同時，還將其油漆一新的時候，心存的遺憾也就難以言表了。

莫先生也是一位對學問孜孜以求的人。他考察古建筑時，總會親手繪一些草圖，并草測一些數據，回到家里就把測稿鋪開，邊畫圖邊做分析。記得莫先生曾向我展示過一次他那高可盈尺的研究手稿，笑著說，將來退休了，可以將這些研究深入下去。我也曾接下這個話茬說，有條件我來幫您整理這些手稿吧。其實，我知道真正能夠整理這些手稿的人，必須是他身邊的人，我曾幾次對先生的公子莫濤說，這是你的一筆財富，你應該花點氣力把這件事情完成?？上獫彩且粋€十分忙碌的人，在中國文物保護研究所工作了近20年，在祁英濤等老先生的指導下，一直在一些國保級的文物建筑修繕工地上辛勤勞作，實在沒有機會坐下來做這樣一些繁瑣細致的研究整理工作，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莫先生的書法功底很深，寫得一手好字。對好的書法作品也十分喜愛和欣賞。記得我們在福州城內的三坊五巷中考察、調研中，在一家清代建造的老式大宅院中，看到了一位沈姓的老者每日習字，所寫的字貼就晾在穿堂的桌案上，老先生習的是顏體，筆力渾厚道勁，莫先生看了就贊不絕口，后來才知道這位老先生是清代林則徐親戚家中的后人，是當時福州最為人們稱道的書法家。由此，也可以看出莫先生的眼力之強。后來，這位老先生還書贈了莫先生一貼對聯，寫的是林則徐的話：“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边@是沈老先生為知者書，可謂君子之遇也。

退休以后，莫先生忽然對國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開始每天練習國畫。記得有一次到先生府上，見屋里掛滿了山水畫稿。以我的眼力，每一幅加以裝裱，都是很好的作品。那時的莫先生身體還好，繪畫的興味還很強，他說，吳昌碩60歲才開始學畫，我現在習山水，還不算晚吧?？粗壬撬坪鯉в心撤N天真感的笑，真為先生對于中國傳統文化與藝術的那種畢生的不懈追求而感慨。莫先生還喜歡體育，常常由公子陪著去打網球。他那瘦削的身體，倒很像是一位身手不凡的網球運動員。如果不是因為年輕時吸煙留下的隱患，相信莫先生還能有時間為他所鐘情的建筑與藝術事業做很多事情。

莫先生也是一個極有毅力的人。他曾經煙癮很大。有時一下午的講課，他會一根接一根地抽完一盒煙。1979年因突犯肺炎而住進了醫院，醫生告誡說，不要吸煙了。從此，煙癮如此大的老先生，竟然許多年不再沾煙了。記得1980年，我和莫先生出差，住在同一個房間，夜晚兩人同在書桌旁查閱資料?？吹饺肷竦臅r候，莫先生左手翻著書頁，右手卻伸向書前方在摸索什么，在一旁的我急忙問，您在找什么？先生從入神的恍惚狀態中擺脫出來，看著自己伸出的手，又天真地笑了。他說，我在摸火柴。我想，這一定是先生挑燈夜讀時的一個習慣性動作。然而，與先生交往的多年中，包括我們連續數月的一路考察、調研，有時十分忙碌和疲勞，但莫先生從來沒有再吸過一根煙。曾經煙癮很大的他，要克服這一切，需要付出怎樣的煎熬，是可以想見的。

后來，在年近80的時候，先生還是罹患了肺癌。先生住院期間，我去看望，他仍然是那種很開朗、很天真的樣子。值得慶幸的是，手術還是成功的。到了20世紀的最后兩年，先生的肺癌再次復發，這時已經到了有病亂求醫的地步了，當時，先生曾住在北京南郊大紅門外一家自稱可以用中醫草藥治療癌癥的民辦醫院中。我幾次去看他，已經感受到他身體的日益贏弱。后來，又轉移到了北大醫院。那是1999年，似乎已經可以聽到新世紀的腳步聲了。我仍時而去看他，久被疾病折磨的莫先生已經顯得更是消瘦了，聲音中也透出因病魔的糾纏而身心疲憊的感覺，但心中似乎還仍然蘊藏著一團對未來充滿憧憬與渴望的火，只要精神好，他還會談些與建筑歷史有關的話題，話語中充滿了對未來的期望，談歷史，談建筑，談建筑史的未來，也談新世紀，他似乎還有許多的話沒有說完。那時的深切感覺就是，莫先生多么希望親眼看一看新世紀的曙光，多么希望還能為他所投身一世的建筑歷史研究與古建筑保護事業再盡一份力量。還有幾次他喃喃地說，要是能夠見到21世紀，他還想做些這個，做些那個。似乎，他仍然還有許多學術理想沒有實現。我總是被先生這種孩童般的天真與執著所感染，在聊作安慰的寒暄中，向蒼天默禱。然而，先生還是沒有能夠聽到新世紀的鐘聲。最終帶著一生的辛勞與一路的風塵離我們遠去。

老子《道德經》有云：“道之為物，唯恍唯忽。忽恍中有象，恍忽中有物。窈冥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sup>[2]學問如道，恍兮忽兮，其中有象。治學問者如精，其要在真，其中有信。因而可以說，其象其物，塊莫大焉，其真其信，理莫深焉。其言不諱，其意也長矣。在回憶的恍惚中，以這樣的話來結束這篇短短的文字，或是對先生音容的追想，更是想在先生的墓塋上，再培上一抔土，愿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應不忘^[3]矣。

注釋：

1．本文是在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為編輯《建筑史解碼人》書向筆者所約稿件的基礎上略加修改而成的，因為是紀念性文字，仍然用了原有的標題，因為這題目似更能表達筆者對于先師的景仰之心。

2．引自老子《道德經》上篇“道經”。

3．引自韓愈《韓愈集》卷13，雜著三，“河中府連理木頌”。

作者：王貴祥，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

收稿日期：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