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著名建筑歷史學家莫宗江先生側記

一

在我所認識的那些有成績、有名望的學者中，就外在的行為舉止而言，有些人談吐儒雅而衣著考究，有些人謹小慎微盡量表現得很普通很平民，另有些人則性情乖張而不拘小節。莫宗江先生(1916—1999年)是無法簡單歸類于這三種類型的。他一身布衣(有些還是自己剪裁的)，但永遠是那么整潔、得體；他有很洋派的地方，如好打網球，有喝英式紅茶的習慣等等，但這似乎主要是以健康起見的，他需要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到他的研究事業中去——中國古代建筑和詩書畫藝術；他健談、幽默、措辭講究、機鋒敏捷，同時他也很熟悉尋常巷陌的生活瑣事、販夫走卒們的日常話語，信手拈來，即成鮮活的社會文化史料，賦予其深層的含義……

我小的時候，總不明白為什么所有那些世俗生活中再尋常不過的東西，在莫先生那里總能尋找到其可以登堂入室的地方。

那時，因為我父母所在工作單位是各地漂泊的鐵路工程單位，也因為我的大舅陳明達先生(1914年1997年)總算結束了“干?！鄙?，所以，自1973年暑假起，我們兄弟倆每年的寒暑假差不多都是在我大舅家度過的。記得頭一個假期里的頭一個星期六，我和哥哥為著下棋悔棋的事吵架，還差點兒動了手腳。事后，大舅對我們說：“明天有位莫叔叔會來家里聊天、談工作。我與他上小學時就是好朋友，我們可一輩子沒有紅過臉?！?/p>

舅媽笑著補充：“有時候他倆討論問題也各執己見，爭吵起來嗓門也蠻大的——至于怎么樣大嗓門說話而能臉不紅？我倒沒注意。你大舅和這位莫叔叔把一輩子的精力都放在古建筑研究上了。在這上面，他倆有談不完的話。你莫叔叔身體不好，胃切除了四分之三，可他還是堅持每星期天都來，騎著他那輛深綠色的‘老永久?！?/p>

大舅是很有名氣的建筑歷史學家，往來的朋友也大多與所學專業相關，除莫宗江先生外，還有建筑大師童寯先生、建筑史學前輩龍非了先生、文物專家王世襄先生、美術史家溫庭寬先生等人，還有他的學生黃逖、王天、王其亨等人。但我大舅本是閉門讀書、疏于社交的人，又處在那個敏感的時期，與這些朋友走動得并不太多，也沒有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雖說有時候遇到的人物、事件，其實是饒有趣味的。

有的時候，那里的舊雨重逢卻是帶著一絲苦澀的。比如1973年的暑假一日，華南理工學院的龍非了先生從廣州來訪。他大概比我大舅年長十歲左右，是古稀之年的老者。我記得他見到大舅時情緒激動，連聲說：“明達，你還活著，真好！真好！”，待我大舅讓哥哥和我叫過他“龍伯伯”后，他自己補充說：“是老態龍鐘的伯伯”，他說著這話，頑童般地向我們做了個踉踉蹌蹌隨時要跌倒的樣子；喝茶的時候談到時局，談起江青的專橫跋扈，他壓低了聲音，生怕窗外有人偷聽，而一小時后，莫宗江先生也來了，老先生竟流了眼淚，說：“宗江，我猜到你還會每個禮拜天都來，所以我不去清華?？蓜偛?，我真擔心你今天不來了，我怕我再也見不到你了！可是，梁公、大劉公(指梁思成、劉敦楨二先生)……”，他說不下去了，轉而又問莫先生是不是仍舊騎自行車來，他堅持要的院子里看看那輛墨綠色的老“永久”，他對我們兄弟倆說那輛車完全有資格進博物館。

那時，龍先生給我留印象只是一個時而豁達開朗、時而憤世嫉俗，時而又如驚弓之烏的老者，并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樣一位了不起的大學者。

至于龍先生所說的“那輛自行車完全有資格進博物館”云云，不是指車的古舊，而是專指它見證著在建筑歷史學界傳為佳話的兩位中國學者的友誼。

1925年，陳明達先生隨父母自長沙遷居北京，即與莫宗江先生成為要好的小學同學，1932年起，又成為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事，從此共同為中國建筑歷史研究事業奮斗了一生。這期間，莫宗江先生一直追隨梁思成先生，1946年營造學社解散后，即在清華大學任教，而陳明達先生則在1944年暫時離開古建筑研究事業，在重慶市從事城市規劃、建筑設計等工作，直到1953年到文化部文物局任職，才得以回歸到自己心愛的研究領域。陳明達調回北京后，一直住在西郊民巷附近的高碑胡同8號，距城外的清華園有大約三十多華里的路程。從那以后直到1985年的三十多年間，莫先生差不多每個星期天都會一大清早就騎自行車來陳家討論他們的研究課題，約在下午四點鐘趕回清華。當然這個“差不多”還是差很多的，如：有一方有時要外出考察、講學；1970～1972年陳明達夫婦下放“五七干?！?，莫先生又犯了胃病，須住院治療等等，但是，除了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外，盡管其問莫先生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但諸如刮風下雨、酷暑嚴寒之類的自然因素都擋不住他的。

就是在這風雨無阻的三十年間，陳明達先生完成了《應縣木塔》、《鞏縣石窟寺》、《營造法式大木作研究》等一系列在建筑史、雕塑史及文物保護等方面極具影響力的學術專著，莫宗江先生則更多的把研究心得用于教學，他培養出了大批高質量的學生，如建筑大師張錦秋(以設計西安“三唐工程”揚名)、建筑歷史學家肖默(以敦煌古建筑研究享譽學壇)、王貴祥(在研究古代建筑設計理念方面成績斐然)等均出自他的門下。通過教學，莫先生將他對古代建筑、園林、城市規劃技術水平和美學風格等課題的研究引向深入，并在借鑒傳統形式創作新建筑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嘗試。此外，他們還是劉敦楨先生主編《中國古代建筑史》前后八稿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大舅于1985年夏天從人民大會堂西路高碑胡同8號遷居到車公莊建筑研究院院內，比以前距離清華大學縮短了近一半。然而，莫先生卻來的少了，畢竟他那時已年逾古稀，精力已大不如前了。

在高碑胡同8號的時候，我不曾騎車去過清華搬到車公莊后去過一次，仍覺得很累，仍想象不出一個清瘦的只剩下四分之一個胃的人如何能夠把這樣一個本不輕松的習慣堅持了那么長久。這真算得上是“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了。

二

如果說這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命運上有什么差別的話，應該說莫先生更不走運些——陳明達不斷地著書、出書，莫宗江卻是不斷地丟失書稿，而他丟失的書稿，現在雖已無法全面評估其學術水平，但可以肯定，那些都是莫先生的嘔心瀝血之作。

早在1944年，先生先后以長篇研究論文《宜賓舊州白塔宋墓》(刊載于1944年10月《營造學社匯刊》七卷一期)、《山西榆次永壽寺雨華宮》(刊載于1945年10月《營造學社匯刊》七卷二期)在學術界嶄露頭角，又身為“川康古跡考察團”的主要成員，與馮漢驥先生一道參加王建墓發掘。在這次考古發掘中，他除以專業所長作建筑遺跡研究外，更以其驚人的藝術天賦臨摹了大量的樂伎石雕像，對石刻藝術風格、源流，甚至民族樂器史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所撰論文文稿長達十萬余言，未正式刊行就已在同事間引起轟動。然而，

時值戰亂，刊行日期一拖再拖，到1949年之后，此文稿竟被遺失，至今杳無蹤跡?，F在看來，如果1946年至1955年之間，先生肯多下力氣查詢，這文稿多半是找得回來的，則先生在不到40歲的時候，就可以有一部足以奠定其學術地位和應得廣泛社會聲望的專著了。

然而，先生自認為他有比個人揚名更重要的事要做。時值共和國初創，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國徽設計中去，是清華大學建筑系“國徽設計小組”四個主要成員之一(另外三位是梁思成、林徽因、高莊)，最后國家公布的國徽標準圖稿即出自他的手筆。又竭盡全力協助林徽因教授從事景泰藍工藝品的創新設計，同時，作為清華大學建筑系建筑歷史教研組主任，要保證建筑系在全國建筑史教學領域的第一流學術水準，他還承擔著極為繁重的教學和研究任務。在這樣的狀況之中，他無暇顧及那篇關于王建墓的書稿，卻完成了他的第二部研究專著《頤和園》——他主持的頤和園專題研究項目的論文。這部書稿完成于60年代，原本可以作為一部集圖片、測繪圖稿和研究論文于一身的古典園林專著，與陳明達所編著《應縣木塔》相輝映，成為建筑界、文物界的雙璧，然而，《應縣木塔》趕在1966年文革爆發的前夜正式出版了，而《頤和園》卻沒有趕上，文稿亦重蹈了前部文稿的覆轍。比那一次的損失更令人痛心的是：不單這已經寫成的丟失了，另有幾十冊教案也在這場大風波中全部散失——莫先生原本是要以此為基礎，寫一部對古代建筑的全面思考的。聽過他的課的人無不說如果這些教案還在，即使不加修改，也足可以至少出版一本涉及木結構建筑、園林、城市規劃等多方面研究心得的研究札記了。

于是，一提起莫宗江，大家一般只知道他是國徽的主要設計者之一、他是使景泰藍工藝重獲新生的藝術家、他是建筑學大宗師梁思成先生的主要助手、他是清華大學僅兩位有的未受過正規大學教育而獲聘任的名教授之一(另一位是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或許還很遺憾他一生只留下寥寥幾篇論文，殊不知他一生至少丟失了兩部半大的書稿《王建墓》、《頤和園》和“古代建筑史研究札記”，他本應該獲得更大的社會聲譽。

丟失書稿對于一個學者幾乎是致命的打擊，莫宗江先生恐怕在內心深處也不會是無動于衷的。但是，他很看得開：“或有一得之見，反正在上課的時候，在與同行們、朋友們交談的時候，都傳播出去了，該記住的自有有心人去記。不出也罷?！?/p>

有人告訴他：某某人發表論文甚至出專著，其實都是他課上講的，有些甚至有可能是從丟失的教案中照搬過來的。他依舊說：“我的研究心得本來就是要與大家分享的，他用就用了罷?！庇终f：“我本不擅長寫文章，命該‘述而不作?！?/p>

莫宗江先生自甘于“述而不作”，但陳明達先生卻總是代他“心有不甘”。記得1986年陳先生參加文物出版社與日本平凡社合編《中國石窟·鞏縣石窟寺》的編寫，他特意請莫先生就該石窟的藝術風格問題做了一周的長談。之后，他執筆寫下了《鞏縣石窟寺雕刻的風格及技巧》，聯合署名為莫宗江，陳明達。對此，莫先生很驚訝地對莫濤說：“文章是你陳伯伯動筆寫的，怎么好署上我的名字，而且還有放在他的前頭呢？這太客氣了！”

而差不多是在同時，陳先生對筆者說著他的道理：“如果不是同你莫叔叔多次討論，是寫不出這篇文章的。雖然包含了我自己的一些分析、歸納工作，但莫先生對雕塑藝術的審美體驗和獨到的見解，才是完成這一課題的主角?！?/p>

他又提到一些具體的文字“你看，這一段談鞏縣造像特有的雕刻技法：‘這種沉靜的面容又多得自雙目下視的形態，……只雕出眼的大輪廓，成為一個長圓形、兩頭尖的眼包，其中部有一條銳角線以區分上下眼瞼。就其效果看，在窟內一般光線下，均給人以雙目微張下視的感覺，有助于取得沉靜安詳的神態……像這樣從最細微的雕刻手法入手，又全景式地把握住整體藝術效果，我陳某人沒有做到。所以，我這次只是莫先生的書記官；以后有機會出莫先生的專集，也一定要把這篇文章收錄進去?！?/p>

至于“本不擅長寫文章”云云，我以為倒純是莫先生的自謙。至今，僅從他傳世的那不長的幾篇論文，就足以管窺他治學的嚴謹，思路的開闊，間或欣賞他文才的獨具魅力。如《應縣、朔縣及晉祠的古代建筑》一文，寫木塔的建筑水平和藝術成就，文字堅實、富于靈性，可謂字字珠璣：“塔身幾乎運用了全部遼代斗手法，逐層從最繁復的遞變到最簡單的各種配合，同時集合到一座建筑物上；不但造型組織方面變化豐富，而又能組合成50m的一個構架，要能經得起900年的考驗；而全體的造型效果又是完全用結構的本身造成，并不依賴裝飾；由今天的技術水平上看，也仍然是艱苦的設計工作?！?/p>

雨花宮圖

他的這篇文章，以及《宜賓舊州白塔宋墓》、《山西榆次永壽寺雨華宮》、《灤源閣院寺文殊殿》等，至今依舊是探究中國古代建筑奧義的基礎文獻之一。

此外，與他已刊行的文稿、已丟失的文稿同等重要的，是他那些精美的古建筑測繪圖稿。中國古代建筑大體上是靠口傳身授、文字描繪來建構、傳承的，故對西方科學體系的建筑圖的引進，在研究、認識古代建筑文化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故美國學者費慰梅獨具慧眼地高度評價莫宗江建筑測繪圖所蘊含的重要意義，以其為重新認知中國古代文明所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古代的建筑設計工具是文字，如宋代的《營造法式》和模型，如清代的燙樣，支持著前面古代建筑不可畫的觀察。當不可畫的還是被畫了的時候，便導致了革命。當莫宗江建筑師制成應縣木塔立面圖的一刻，古典的經驗建筑開始向造型建筑轉化。因此，建筑師又需要超越繪畫，尋找新工具。也許，在對空間的研究中是否蘊藏著重新定義建筑的契機？現在不能肯定地回答，但可以想象一點即首先墜入這空間的必定是建筑師自己……”

而且，莫宗江的這一步，是極其卓越非凡的，因為他的這些圖稿本身就是獨具美學價值的藝術作品。

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有時莫先生也只能安于“述而不作”。

記得1973年的暑假，適值“批林批孔”、“評法批儒”，他們倆硬是被各自的單位拉去“發揮專長”。他們思前想后，決定利用這個機會，把對“城市規劃”問題的思考留給后人。陳明達選擇的課題是“周代城市與《周禮·考工記》”，莫宗江先生選擇的是“曹魏鄴城與古代城市規劃思想的發展演變”。他們的方法是先按自己的想法自由發揮，然后再去查找馬恩列斯毛的語錄套上去，以圖過關——在特殊時期以特殊手段將學術傳統傳承下去。但在陳明達先生寫出了一篇提綱性質的《周代城市規劃雜記(一)》之后，二人卻怎么看怎么覺得會被那些人扣上一頂“鼓吹劉少奇‘剝削有功論”的大帽子，相對苦笑一聲，只能把這份雜記束之高閣。于是，大舅又問莫先生：“那么，你的鄴城

問題怎么處理？”

“我把該說的都在課堂上對學生們說了，估計會有有心的學生記住。讓他們在我們死了以后找合適的機會替我們完成吧?！?/p>

我在1970年代初見到莫叔叔的時候，正是他剛動了大手術，只剩下四分之一個胃的時候。我所欽佩的，還只限于一個如此清瘦的老人來回騎三個小時的自行車的毅力、他機敏不失幽默的談吐和他淵博的學識。直到后來知道了他畢生心血毀于一旦的時候，直到我自己以寫作謀生的時候，才真正體會到一個人在經歷了那么多次的挫折之后，依舊保持著開朗、積極的心態，需要有多么豁達的精神境界!

三

當然，大家更多的記住的，是有關莫先生的那些“趣聞”。

其一：

有時學者莫宗江更像一個心靈手巧的工匠。

抗戰期間在四川南溪李莊，但有一天，叼著大煙斗的英國學者李約瑟先生來訪，偶爾看見辦公桌上放著一支制作精美的雪茄煙。征得主人同意后，他點燃上吸，了一口，立即稱贊說“口感醇厚、韻味悠長”，又慚愧自己的孤陋寡聞——不知道這雪茄出自古巴和呂宋的哪位制煙名手，更奇怪在這人所共知的物資匱乏之際，有誰有門路且有閑錢買這樣的奢侈品。于是，梁先生哈哈大笑：“只要喜歡，您盡可以多拿幾支回去——這其實是老莫用當地很便宜的土煙葉自制出來的。開始，他‘搶奪了別人抗戰前攜帶的白蘭地噴灑在煙葉上，后來白蘭地找不到了，他改用本地的白酒，也不知他又捉摸出什么古怪的配方，效果比用白蘭地更佳?！庇谑?，李約瑟也笑了：“可以高薪聘請莫到歐洲做制雪茄的高級工藝師，收入比在這里做研究員還高呢?！?/p>

梁先生又笑了：“要是那樣的話，您還可以介紹他去意大利的提琴作坊——他自制的小提琴也很出色?！?/p>

李約瑟瞠目結舌：“這太了不起了！不過，意大利名琴除楓板質地好、制作工藝精良外，使用的涂料是含火山灰的，有許多氣泡，也是保證聲色的關鍵。估計你們這里沒有辦法解決涂料的問題?！?/p>

“所以，他調過幾次音后，用玻璃片把琴面由涂好了漆的光面再刮作毛面——當然，他懂雕刻技法，知道如何使毛面美觀、富于質感——音色就很好了?！?/p>

“那么，他琴藝也很出色吧？”

提到琴藝，梁先生卻苦笑著聳聳肩“還好。不過，他是娛樂自己，唉!”

在李莊，大家連基本的生活條件談不上，就更談不上什么娛樂了。所以，看到莫先生利用一塊廢棄的楓木料制做出了一把漂亮的小提琴后，營造學社、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同事、朋友們無不滿心歡喜等待著他更為精彩的演奏，而莫先生的演奏技法雖說不上高超，但演奏些“夢幻曲”、“小夜曲”之類，也還確實動聽。不過，往往他在屋里拉琴，旁人在院里正聽得入神的時候，他卻轉入自由創作、自由發揮，開始“即興”、“隨想”或“變奏”了。特別是他的“變奏”，常常會把一闋名曲演繹出數不清的花樣：該提上去的，到中途戛然而止，全然不照顧聽者的思維慣性：該沉下去的，又無限度低沉且延綿不絕，大有要把聽眾的心腸揉碎的架勢，有時優美的旋律剛剛過半，又隨意添加了大量的不和諧的和弦，活活要把聽眾折磨得神經快要崩潰。

每到此時，梁思成先生就會無可奈何地嘆口氣：“他又娛樂自己了，唉!”隨著這一聲嘆息，大家紛紛作鳥獸散。不過，或許大家感覺得到這“嘔啞嘲哳難為聽”的變奏里，有著實驗和思考的意味，所以，大家靜靜地散去，卻沒有人上前干涉。

多少年后，我偶爾與一個研究音樂歷史與理論的朋友談起此事，他鄭重其事地說：可惜當時沒有音樂專業人士在場，否則，也許我們會發現在20世紀40年代有一個中國人在無意中以巴托克“十二音序列”式的試驗音樂記錄下了抗日戰爭中知識分子對個人的悲歡離合、民族的興衰、民族文化的前途等問題的思考!

他的這些“雕蟲小技”更多的時候是直接為那時中國的科學研究事業服務的。比如，他將普通墨水加以改造，使梁思成先生得以用一架老打字機完成了可稱為學術名著的《圖像中國建筑史》。

其二：

20世紀70年代某日在清華園某鍋爐房，燒鍋爐的師傅大惑不解地看見一布衣老者圍著煤渣堆轉悠了好一陣，不時從中揀出什么但又放下。這位好心的師傅好像明白了什么，就上前搭話：“這兒都是些燒透了的焦渣，肯定找不出煤核兒了。要不，你到那邊去轉轉，說不準能找到廢紙?！?/p>

這位布衣老者即堂堂的清華大學建筑系教授莫宗江先生。他毫不介意被人家誤會為撿煤核兒、收破爛的老頭兒，也可能就根本沒聽見那位師傅的后半截話，兀自說：“這燒透了的焦渣比煤核兒好——更像太湖石?！?/p>

他為了向學生們更形象地講授中國園林學中的疊石藝術，去鍋爐房打開水的時候，突然發現這些煤渣中很有些具備了太湖石“瘦、陋、皺、透”的特點，準備挑幾塊作講園林學課程的教具。清華本不缺用于教學和研究的模型、測繪圖和照片，但他決不滿足于紙上談兵，他要盡可能地讓他的教學趨于完美。

這事被廣泛傳為“大教授不修邊幅、不拘小節”類的笑談，但也有人從中受到啟發——焦渣當然是一文不值的廢物，但只要足夠大，它就未必比不上名貴的太湖石而一旦搬到大學講臺上，就與太湖石同等身價了?？梢娒来嬖谟谏钪械拿總€角落，關鍵在于你有沒有一個敏銳的眼光和對萬物一視同仁的胸懷。

其三：

20世紀90年代初，我曾赴山西應縣一游。在那里，我遇見了時任縣文化局副局長的劉建善先生，他向我介紹了一些1973年應縣木塔保護工作研討會的情況。他說那時他是文化局的一名小干事，聽說上面要來專家組為木塔會診，其中有剛從大沖擊里解脫出來的大建筑師楊廷寶先生，建筑歷史學家、《應縣木塔》的作者陳明達先生，以及30年代、50年代兩度來應縣考察的莫宗江教授，大家興奮異常。在研討會期間，看到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長王書莊對待這些專家、學者是那樣的恭敬，覺得“文革”形勢真要緩和下來了，更萌生出對國家前途的希望和欣慰。

劉建善先生回憶說：那次會議安排得很緊，這些大專家們抓緊一切時間談專業問題，滿口都是“斗拱”、“平坐”、“靜力”之類的專業術語，根本沒有機會談木塔以外的問題，而他只抓住一次散會去食堂吃飯的機會，在路上向仰慕已久的莫先生提問。他的問題是：“為什么近千年來，這木塔經歷了很多次地震，卻沒有一次遭到雷擊？而且，在1949年以前，好像也沒有什么特別的措施，連避雷針也不曾裝過?！?/p>

對這個提問，莫先生的回答異常輕松：“你們這里的天高呀！”

答案如此簡單，不但出乎大家的意料，而且聽起來有些漫不經意，像是在開玩笑。不過，事后回想起來，查查歷史文獻，再對著地形圖審視一下應縣所處的地理環境——半干旱氣候條件下的盆地，方知在似不經意間，莫先生給出了一個綜合

了多重因素的經得起科學論證的答案。而且，這個科學論證過程，是莫先生在聽到提問后的一瞬間完成的。

或許，正是上述逸聞所表現出的灑脫和機敏，使得相識不相識的人都把莫宗江先生當作魏晉名士一流的人物。不過，我以為，正如真正代表魏晉風度的人不是阮籍而是嵇康一樣，莫先生的瀟灑和機敏也只是表象，而骨子里，則是豁達的眼界與精神上為著追尋理想境界永不放棄的執著，這才是他的魏晉風度之所在。這尤其在他晚年面對生死關口的時候。

1999年10月下旬，在陳明達先生去世兩年之后，莫宗江先生也因肺癌住進醫院了。這次，因為病情和年齡的關系，以往接收他住院的那家三級甲等醫院已不肯接收了，只能住進北京大學校醫院，親友們由此明白這位老者這次十之八九是出不了院了。我當時正在整理陳明達遺稿《營造法式研究札記》，我去探望老人之前與他的次子莫濤兄商量要不要把正在整理中的陳明達遺稿拿給老先生過目、請老先生審閱？

我們知道這樣做會給老人增加怎樣的負擔，也知道老人正在抓緊時間把最后的一些思考口述給莫濤兄，更知道他如能在臨終前看到老友生前的研究進展會有怎樣的欣慰。

我們猶豫再三，還是把文稿呈送給他了，囑咐他一定要把這事當作閑暇時的消遣。

1999年11月底，又經過了一次病危急救，距最后的日子已近在咫尺，莫宗江先生略帶歉意地放下了那份打印稿，對我、也對莫濤說：“還有一小部分沒有看完，我的精力只允許我看到這里了。關于‘副階問題，陳明達的研究又有了新的進展，但你們仍要視其為階段性的進展，希望你們能在此基礎上盡早有新的突破?！?/p>

他說這話，不像是要永別人世，卻像是宣布課間休息，只不過下一堂課他不能來了，要我們開始自學。

他只留下了十幾盤與莫濤只談事業而沒有提及家事的談話錄音和這份精心審閱了一多半的老朋友的遺稿。

作為從事科學工作的中國知識分子，莫宗江先生就是如此平靜地走完一生最后的路途。他和他的老友性格上各有不同，事業上各有側重，但他們都是豁達的和執著的。

“朝聞道，夕死可矣”，每每重溫孔子這句很能代表儒家人格偉力的夫子自況，我所首先聯想起的人物，卻是以“魏晉風度”著稱的莫宗江先生。

作者：殷力欣，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

收稿日期：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