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儒學的“復興”

袁啟清

讀蔣慶先生近日在鳳凰衛視的講稿《儒學在當今中國有什么用？》后，既深深嘆服于其睿智的思想，又對其某些觀點私心未安難以茍同。我雖對儒學知之甚少，但深感儒學之前途應是全體國民關注之重要議題，故不揣淺陋，寫下此文，并談談對“儒學復興”問題的淺見。

也談儒學在中國歷史上的“用”

在數千年歷史中，儒學如遺傳基因般塑造了中國人的思想、性格和精神世界。儒學乃中華文明之最重要遺產，而要真正理解中國歷史，必須首先理解儒學。

蔣慶先生云：儒學在中國“三代”以后兩千多年的歷史中，通過三個時期的三種學術形態，即通過漢代公羊學、隋唐河汾學與宋明性理學，培育出以儒教文明為特征的中華文明，起到了安頓中國人心靈、培育民族精神、教化中國社會、維護國家秩序、轉化殘暴政權、提升中國政治的作用。這就是儒學在中國歷史中的“大用”。

如此評價儒學，是有其依據的，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儒學能夠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與義理基礎，固然是文明的自發選擇，但同時亦是通過儒家知識分子和專制統治者結盟的方式實現的。從董仲舒起儒學從“在野”升為“在朝”，兩千年來儒學也越來越緊地和專制捆綁在了一起。

當然，自由人權思想及代議民主制度產生于近代，具有其歷史性，在此前的漫長歷史中，專制政體是世界各國普遍采取的權力方式，是與古人的思想觀念、經濟文化生活及社會狀況相適應的，故對專制政體不能簡單否定。但現代人站在今日文明發展的新高度，對專制政體中愚昧、野蠻、殘酷之處進行理性批判，更是無可厚非的。那么回顧歷史，我們應當反思這么一個問題，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儒學既然已經成為了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與義理基礎，但儒家的理想世界為什么卻離我們越來越遙遠？這是儒學本身的問題？還是儒學和專制捆綁的惡果？

歷史上，中華文明一直存在如下三個嚴重的專制頑癥:其一，缺乏約束的專制權力，以及相伴而生的殘酷權力爭奪和傾軋；其二，難以控制的官僚階層腐化，以及相伴而生的財富集中和社會不公;其三，前兩種病癥造成的民生凋敝，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周期性動蕩。

對這三個頑癥以及由此造成的傳統社會種種病態，儒學知識分子千方百計尋找療救之道，他們以天人感應、仁政思想、史官傳統、諫官制度、士大夫清議等約束專制權力;以科舉制度和監督制度、強化道德約束等制約官僚集團；對低層民眾更充滿了深切同情，寫下了無數催人淚下的詩文。這些努力并非完全沒有效果，甚至已經發揮到歷史條件所允許的極限，但總體而言，仍無法根除這些專制病灶。在漫長歷史中，一面是儒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誦經聲，另一面是為爭奪最高權力的頻繁的臣軾君，子殺父，兄弟相殘甚至大規模戰爭；一面是“天道”、“良知”的道德說教，另一面是科舉出身官員的普遍腐化和墮落；一面是“哀民生之多艱”、“苛政猛于虎”的凄厲呼喊，另一面是低層民眾的深重苦難與不幸。

按照儒學自身的標準，儒學“在朝”后兩千余年的歷史，其中一大半可稱為 “禮崩樂壞”，四分之一以上的時間，甚至屬于“率獸食人”。儒學贊賞的“圣君”、“循吏”、“盛世”，在漫長歷史中可謂寥若晨星。而“堯舜之治”，連一天也沒有實現過。

當然，歷史上的種種苦難和不幸是不應當歸咎于儒學的。儒學對專制，確實有限制、轉化、提升的一面，儒學的小共同體本位和道德力量更構成了對專制的一種對峙。但同時也必須承認，儒學制約專制的努力，并不能說是成功的。寄希望與專制捆綁以求大同世界，無異于緣木求魚。

在我看來，以民主代替專制，以民權約束官僚，以民生造福百姓，似更易于療治中國歷史之專制病灶。民主民權等觀念雖具有現代性因素，但亦有普世價值，其相對于專制，無疑是更接近于儒學“大同世界”之理想的。

反思儒學

如前文所述，孔子時的儒學可稱為“在野儒學”，董仲舒后的儒學可稱為“在朝儒學”。儒學在朝，雖大大裨益于儒學教化世道人心，但儒學也因此付出了相當的代價：

其一，儒學逐漸喪失獨立地位，淪為統治者的附庸，特別是唐宋以后，至明開始，隨專制權力加強，儒家知識分子政治地位日益下降，清時更甚。有論者指出，理學的興起就具有由“濟世安邦”轉向注重“教化于民”的意義，實質上也是這一政治現實的折射。

其二，儒學日漸成為封閉和保守的思想體系。其象征即為八股取士時四書五經已淪為步入仕途之“敲門磚”。

其三，儒學知識分子出現道德墮落或迂腐清談的普遍趨向?！度辶滞馐贰冯m屬諷刺小說，不無夸大其辭之處，但其中反映的風俗之澆薄、儒林之下流亦不無現實生活之根據。

在某種意義上，“在朝儒學”之病癥，實乃儒學與專制捆綁的惡果，可謂專制污染了儒學。

那么，儒學為何由“大同世界”的真誠追求始，到淪為專制的附庸終？由“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求真精神始，到思想體系的封閉和保守終？由“天生予德”的道德力量始，到儒者普遍的道德滑坡和言不由衷終？進一步而言，兩千余年“在朝儒學”歷程是否在方向上出現了偏差？儒學自身是否也存在某些內在問題和缺陷？面對21世紀，儒學是否需要深刻反思和認真重構？以上問題確實是需要儒學知識分子們思考的。在我看來，儒學在近現代中國的困境，既是由外部環境的變遷造成的，更是儒學內在缺陷和發展歷程中偏差之后果。不正視和解答前文所述的問題，儒學恐怕很難克服百余年來國人對儒學的“信任危機”。

回到起點

今日儒學面臨之世界，與孔子時儒學面臨之世界，是有其相通之處的?？梢哉f，它們同樣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同樣面對“禮崩樂壞、學絕道喪”的時代，同樣面對百家爭鳴的競爭和挑戰，同樣面對發展儒學直面時代之使命。

孔子主張克己復禮，卻并不抱殘守缺，而是從當時之現實的人出發，提出“仁”的觀念，最終以仁挽救禮、支撐禮并進而取代了禮，完成了儒學從禮到仁的遞進和演變，為儒學找到了兩千年安身立命之根本?？浯蟮卣f，孔子進行了一場儒學的自身革命；幽默地說，孔子完成了儒學為直面“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所進行的“現代性轉變”。

可見，孔子時代儒學面臨的“絕境”，反而成為了其鳳凰涅磬、浴火重生的良機。

今日儒學是否能夠復興，取決于儒學知識分子能否如孔子一樣，表現出席不暇暖而棲棲遑遑周游天下的擔當精神，表現出“有所受也”、“大德必受命”的信念和道義力量，更重要的則是，表現出審時度勢、革鼎變新、“圣之時也”的變革精神。

縱觀各國信仰，基督教經歷了深刻的宗教改革運動，方能更好地與現代文明融合，維持了其西人精神世界支柱之地位;而伊斯蘭教由于內外條件之缺失，未進行類似之宗教改革，則至今與現代文明和現代化多有齟齬，可謂遺禍不淺。

在此種意義上，重回“在野儒學”之起點，更有益于儒學反思自身，找回原初的生命力和道義力量，完成鼎革，從新的起點走向復興。

關于儒學復興的一些思考

如本文前言所述，我對儒學知之甚淺，卻深以為為儒學復興建言，應是國人之責任。故再進一步談談對儒學復興之具體問題的淺見，權當怡笑大方。

其一，在現在及可以預見的將來，在中國沒有任何一種思想體系可以在道德禮儀方面，與儒學相提并論。但現代社會，儒學卻無法只談道德不談制度，亦不能以道德為出發點來談制度，這是為歷史教訓所證明的。讀蔣慶先生《儒學在當今中國有什么用？》后，深感今日儒者言及制度構建仍不免蒼白乏力。但今日之中國，雖道德問題也是真問題，但只談道德卻是解決不了任何真問題的。

其二，孔子論仁之發端，為惻隱之心，那么以“不忍”、“不安”的悲憫情懷，加之以道德良知思想，能否生長出東方式的人道主義，以彌補中國傳統中“只見權力，不見人道”之缺憾。而以孟子的民本主張，輔之以“為生民請命”之使命感，能否生長出東方式的民權主張，以克服中國傳統中“只見皇帝，不見民眾”之弊端。

記起讀《論語》時，就如面對舒心善誘的導師，每每感到異常親切和溫暖，這應是中國人讀儒家經典所獨有的體驗吧！可見儒學和國人之血脈聯系，雖歷經滌蕩，卻始終難以割舍，這也許是權力甚至歷史均無法改變的巨大宿命。而儒學如能在21世紀復興，為中華文明的現代化提供合理的精神資源和急需的道德土壤，無疑既是儒學的幸事，更是中華文明的幸事。

責任編輯：范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