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在全球動蕩余波中攀高

白承睿

要締造擁有超過30億消費者的共同市場這一偉大抱負，亞洲依然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在讓更廣泛的消費者能夠進行融資、梳理土地產權、加速勞工制度變革以及整頓法律體制等方面，各國政府能夠而且也必須付出更多努力。

告別變數頗多的鼠年，步入樸實無華的牛年。人們滿懷希望，希望新的一年帶來牛的典型特征：穩定、堅守與和諧。

農歷年份的變遷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全球經濟狀況的更迭。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歐洲和日本首次同時步入經濟衰退時期。2008年經濟動蕩之后，全球正渴望經歷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竭力避免出現巨大的經濟低迷。

然而，即使在一片陰霾之中，對中國和印度進行的最保守的估測也表明，這兩個21世紀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去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都超過了7％，并且有望在2009年保持5％～7％的增幅。盡管經濟形勢的沖擊會對這兩個前途遠大的經濟體帶來挑戰，但其仍將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

這非常富有啟發意義，因為投資者一直在關注西方房地產泡沫破裂后引發的全球經濟急劇下滑以及隨之而來的金融劇變，卻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最近幾年東方經濟增長引擎的快速恢復能力。

不同于98亞洲金融危機

如果2009年全球經濟復蘇并實現東西方經濟實力平衡的轉換，那么它將是名副其實的牛年。

毋庸置疑，中國、印度以及亞洲、非洲和中東地區的其它發展中國家市場正處于明顯的發展放緩階段。這些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工業制成品、原材料和服務的出口，正由于西方客戶削減其債務水平、重新開始儲蓄等原因而顯著減緩。截至2008年底，亞洲所有國家出口均出現萎縮。與之前的金融困境不同，這一次亞洲國家不能再寄希望于對西方的出口。

增長動力的突然逆轉對亞洲那些開放程度更高的經濟體的影響尤為明顯，其中包括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馬來西亞，這也提醒人們這一地區尚未完全擺脫對西方的依賴。2007年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訂單總額為3.3萬億美元，其中將近1／3的訂單來自美國和歐盟。這種情況下，又如何能擺脫這種依賴呢?

從孟買到首爾，亞洲各資本市場的持續流動性嚴重依賴西方的機構投資者，有時甚至達到其總市值的40％。因此，去年下半年，隨著美國和西方組合投資者的撤離，亞洲股票和貨幣紛紛狂跌，韓元和印度盧比遭遇最大幅度的貶值，這種情形不足為怪。

美元突然緊縮，加之貿易融資來源凍結和當地銀行抬高避險水平，很多中小型企業已經陷入嚴重的財務困境。但是，描述這一財富變化過程最好的方式，還是要借助經濟學家使用的專業術語，即“周期性衰退”，這與西方目前的結構性衰退不同，后者的持續時間可能會很長，即使不是幾年，也要持續幾個季度。

渣打銀行經濟學家關家明的研究顯示，如果亞洲發展中國家對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出口在2009年降低30％，則該地區的GDP總量就會減少1.5％。30％這一數字超出了2001～2002年經濟衰退時期的跌幅。但此次下滑與1997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的跌幅不可同日而語。

亞洲各國對海外需求的依賴程度各不相同，與出口導向型的鄰居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相比，內向型經濟體(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亞)以及出口大國(韓國和中國)的經濟增長更多依靠國內需求。

事實上，亞洲早已做好抵御這類經濟增速放緩的準備。這是因為五花八門的統計數字下掩蓋了另一個趨勢，而過去十幾年中這一趨勢已經風起云涌。亞洲新興市場中的中產階級群體在不斷發展壯大，他們在經濟繁榮時期積累了驚人的財富，能夠填補西方消費者撤離后留下的空隙。

除日本外，亞洲的中產階級人數已超過2.5億。這一人群越來越喜歡減少儲蓄、負債消費，去海外度假、購置住房和汽車、外出就餐或不斷購買奢侈品。此外，還有約10億的中國人和印度人正變得越來越富有，有能力購買摩托車、電視機和電冰箱，這一新興消費群體人數可能不久就會超過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總和。過去20年間，這一群體的增速比全球其它地區都要快。

由于該群體的高儲蓄傳統，過去亞洲國家消費對GDP的貢獻比率一直要比西方國家低很多。以中國為例，個人消費對GDP的貢獻比率僅為35％，而美國則超過70％。亞洲地區的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目前正竭力通過減稅和降息來推動消費，鼓勵這些節儉的人變得出手大方。

亞洲支出的機會

在采取激勵措施方面，亞洲各國政府的狀況要比西方國家好得多，因為它們具有健全的財務狀況、低負債水平、大量外匯儲備、適應能力很強的金融系統以及日益緩和的通脹率。西方不良資產對亞洲金融機構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也意味著亞洲各國政府沒必要對其銀行體系施以援手。

在避險程度提升以及美國機構投資者撤回資金用于補償本國客戶后，亞洲地區在危機前就已實現的創紀錄的外匯儲備量以及政府間的外匯掉期交易開始顯露威力，確保各國當局有能力應對美元流動性的急劇短缺。

此外，由于過去幾年間各國政府簽署了多邊自由貿易協議，使得當前本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的整合程度越來越高。與10年前相比，亞洲各國受西方發達經濟體的影響日益減弱。

中國政府最近宣布，將斥資近6000億美元用于公共建設項目；與此類似，韓國、印度和東南亞各國政府也宣布了規模不菲的公共事業支出計劃。這些都表明，亞洲各國完全有足夠的彈藥儲備用于抵御正在顯山露水的衰退。他們正在加大對道路、橋梁、學校和醫院等領域的支出，以便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從而將資金再交到消費者手中。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支出會有地區性差異。以印度為例，印度在亞洲各國中的財政赤字及政府負債比率均為最高，這將限制政府應對經濟減速的反應能力，妨礙其對基礎設施的支出。但是由于石油和金屬價格的驟降和迅速的政策回應，印度政府的預算以及印度制造商和消費者所背負的壓力可能會部分得到減輕。

當然，要締造擁有超過30億消費者的共同市場這一偉大抱負，亞洲依然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在讓更廣泛的消費者能夠進行融資、梳理土地產權、加速勞工制度變革以及整頓法律體制等方面，各國政府能夠而已也必須付出更多努力。

西方國家當前的經濟衰退和投資機遇的缺失，恰好是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將其盈余資本投資于本地區的良機。就印度而言，在以后10年內，單是基礎設施建設一項(包括發電廠、道路、港口、供水以及污水處理計劃等)就需要上萬億美元的投資。

需加速金融改革

與此同時，接受投資的政府必須建立必要的資本市場基礎設施，如確立活躍的債券市場、整合本地區各自獨立的證券市場、以及加快保險和養老金改革，以便相關發展中經濟體利用和吸收本地區大規模的長期資金。

亞洲各國在當前經濟動蕩之后是否會放緩金融改革的步伐?許多人都有類似的疑問。事實上，自從1997／98年金融危機之后，亞洲各國證券、債券和貨幣市場的完善性、透明度和深度都達到了更高的水平。因此這一輪金融危機中，它們會采取與以往不同的措施。

舉例來說，這些市場的監管機構很可能扮演變革推動者的角色，因為它們不約而同地采用了各項能促使金融機構更加審慎的法律措施和通用會計準則，并使得它們對于本地區內的投資者和利益相關者行動和策略更具一致性和透明度。

本地區的監管機構將繼續確保各家銀行具有應對其賬面風險的足夠資金。與西方相比，亞洲的銀行早已做好了處理當前危機的準備，部分原因是它們已經從]997年的危機中吸取了經驗教訓。

當然，道路依然曲折漫長。舉例而言，為防止次貸危機卷土重來，設立信用局和確立對個人消費信貸的正確監管依然路途遙遠。與此同時，類似舉措將有助于拓展個人消費信貸業務的廣度和深度，使其進入亞洲更小的鄉鎮和農村地區，使上百萬缺乏其它透明融資途徑的消費者從中獲益。

毫無疑問，上海、孟買和迪拜等新興金融中心應與更完善的香港和新加坡一起，把握住全球金融架構變革出現的機遇，做新時期的弄潮兒。這些新興金融中心對其市場基礎設施進行了完善，并且從西方國家前車之鑒中受益匪淺。一旦目前的金融動蕩塵埃落定，這些亞洲中心憑借監管機構的靈活處理方式和社會、政治領域的一些好運氣，能夠一躍而起，比肩紐約、倫敦、法蘭克福和東京等地位顯赫的金融中心，在新的全球金融格局中與之平分秋色。2009年可能恰好見證這一歷史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