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海浮歌一羽客

陶　杰

武俠小說家梁羽生逝世?，F代武俠小說世界，就像西洋古典音樂，梁羽生有如巴哈與韓德爾，金庸是莫扎特和貝多芬，然而西洋古典音樂后來人才輩出，港臺的武俠小說，只有金梁并開風氣之先，后來卻無以為繼。臺灣的古龍，嚴格來說，寫的不算武俠小說，只是穿上古裝的特技加偵探，把他比作圓舞曲一枝獨秀的施特勞斯仍差一點。

梁羽生終其創作的一生，有人說，都活在“瑜亮情結”的心理陰影之中。我認識的梁羽生，卻不是電影《莫扎特傳》(Amadeus)里以嫉妒之心暗置莫扎特于死地的宮廷樂師薩里埃利，而是對金庸百般推崇。確實，金庸和梁羽生性格不一樣，金庸深婉，梁羽生純真；金庸的作品重“術”，因為金庸對人性的陰暗面所知甚深；梁羽生的小說重“道”，對人性的光明面擅長歌頌。對壞人的性格研究興趣不大。梁羽生的人物比較平面，金庸的人物卻以立體見長——岳不群之“大邪若正”，韋小寶“大義若痞”，園開千艷，變化多端。

雖然梁羽生的中國傳統詩詞和對聯工夫著力更高，但小說不是詩詞，金庸反倒沒有這方面的包袱。因為金梁雖然50年代并為香港《大公報》的同事，兩人都很寬和，但金庸的性格向往個人的自由，梁羽生隨和之外，較能“服從組織”。金庸后來脫離了“愛國機構”，自立門戶辦報，是歷史和性格的必然發展。60年代，“文革”的動蕩沖擊香港，金庸獨立思考，發表了對時局的另類看法，而且創辦了《明報月刊》，在中國“破四舊”的時候，金庸偏偏以倡護中國傳統的精致文化為己任。梁羽生在香港的極左年代，做了“逍遙派”，對金庸的成就，甚為認同而佩服。

論梁羽生作品，不能不提金庸，這就顯示，梁羽生如果沒有“情結”，自是難使人置信。梁羽生小說多產，但由于思想局限，受到“文革”影響，香港的左派組織。也不例外。武俠小說的俠義行為，在那個愚昧的時代，被視為“宣揚個人英雄主義”，要突出“人民群眾的作用”。武俠小說如果突出“人民群眾”，還有什么武俠可言?梁羽生作品較為精彩的，多半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萍蹤俠影錄》浪漫綺麗，《云海玉弓緣》飄逸奇詭，《江湖三女俠》秀采多姿，各有特色?？上У搅撕髞?，小說的英雄主角，不論時代背景設在抗金的南宋，還是反清復明的清初，幾乎都要投靠“義軍”，體現“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正確主題思想。

金庸作品更受歡迎，是因為金庸不自我重復，小說貫穿著作者無拘無束的個性自由。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金庸當了報紙的老板，得以享有在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個人創作自由。金庸的小說，是華人世界有史以來最暢銷的作品。金庸把握了人生的機遇，一飛沖天；梁羽生卻終其一生，沒有如此雄心壯志的抉擇。要比較金梁作品的高下，從而“抑金貶梁”，須了解兩位名家在香港創作的那段獨特的時代背景，純就作品本身判斷，似乎不大公平。

梁羽生健談，金庸慎言。梁羽生喜歡發表高論，讓別人做聽眾，公布他的文史心得；金庸在滿座賓客之間，無論多么熟稔，更樂于聆聽。梁羽生的才華，在于小說、對聯、棋藝、文史；金庸的本領，卻在小說一家之外，還善營商和企業管理。如果時代的機遇允許，金庸還會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

梁羽生晚年隱居澳洲悉尼，十多年來，他患過三場大?。?0年代初期，診出膀胱癌而治愈；繼而是心臟病，險死而手術復生。然后是嚴重的糖尿病，他來香港訪友，還要自備胰島素的針筒。梁羽生笑說，他經歷了“三上三下”，三場大劫而不死，他是如此開朗而可愛的一個人。

去年12月初，梁羽生先生的大公子來電密告：爸爸得了末期鼻咽癌，請勿向外界透露。我說：明天金庸先生請吃飯，可以告訴他嗎?他沉吟了半晌，說：可以。

金庸得知，說起了梁羽生年輕時的趣事，那一夜，舉杯之際，也涌現了一絲淡淡的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