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有愛是不夠的

王培元

這是一本龍應臺和兒子安德烈的書信集。安德烈14歲的時候，龍應臺離開歐洲，前往臺北，就任“文化局長”一職，等她卸任回到兒子身邊，安德烈已長成一個18歲的小伙子，有了駕照，可以進出酒吧，是大學生了。他手里拿著紅酒杯，坐在桌子另一端，眼神寧靜深沉，有一點“冷”地看著媽媽。龍應臺這才傷心地發現，已有一堵無形的墻橫亙在自己和兒子中間，兒子“愛”她，但不“喜歡”她?！拔业目蓯鄣陌舶?，哪兒去了？”她靠近兒子，兒子后退；和兒子聊天，兒子說“談什么”。在心理失衡之中，她不能不痛苦地正視這一無情的事實：“18歲的兒子，已經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人?！眱鹤拥囊磺?，自己作為母親，竟然毫無所知……

看來，父母與子女之間，僅僅有愛，是遠遠不夠的。龍應臺意識到，愛，可能是不喜歡、不了解、不溝通的盾牌?！笆チ诵∧泻舶病钡凝垜_，痛下決心，以勇氣、智慧和耐心，“放空自己”，從頭學起，一定要“認識這個18歲的人”。于是，他們母子倆用了3年時間互通書信。這便是《親愛的安德烈》一書的由來。

本來，龍應臺是母親和長輩，是傳統意義上居高臨下的教育者，是母子通信這一行動的提議者，但對兒子的隔膜無知，以及安德烈獨立不羈的個性和少年輕狂的挑戰姿態，使她成了一個被動的因應者，甚至是受教育者，完全失去了母親的傳統優勢；安德烈的信則不止有故意調侃、玩世不恭和冷幽默，而且口吻不無教訓的味道：

媽媽，你跟我說話的語氣跟方式，還是把我當14歲的小孩看，你完全無法了解我是一個21歲的成人。你給我足夠的自由……你一邊給，一邊覺得那是你的“授權”或“施予”，你并不覺得那是我本來就有的天生的權利！……你的兒子不是你的兒子，他是一個完全獨立于你的“別人”！

這位曾在臺灣文壇刮起“龍卷風”，手中的一支筆所向披靡的文化批評家，在兒子的攻勢與抗辯面前，似乎只有招架之功。一開始便連續提出十幾個問題，急于探尋兒子內心天地的龍應臺，只好拋棄“家長”的架子，把兒子作為平等對話的朋友，并老老實實地承認：“成年人鎖在自己的慣性思維里，又掌握制定游戲規則的權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為是了”，甚至于向兒子尋求精神支援：“鼓勵鼓勵我吧?！?/p>

你來我往地寫下來，事情向著她預想的軌道及目標發展：安德烈漸漸敞開了心扉，母子倆做著隨意坦誠、無拘無束的對話，就自由與責任、民族和國家、人生和成功、愛情與失敗、流行與經典、平等與正義、環境與生態等話題進行了極有意義的溝通。雖然全部通信凸顯了二者生活態度、價值觀和人生哲學的差異，雖然最后母子倆也未必完全認同對方，然而，他們畢竟由此進入了對方的世界，了解，也理解了對方。

實際上，這已不是母子間一般的普通書信往來，而是一場具有不同民族、文化、時代背景的兩代人關于當下若干重大課題的深入探討。這場對話的參與者，還有龍應臺的小兒子菲力普，以及安德烈的同學，北京、上海、中國香港、中國臺北，以及美國的一些讀者。在書里，讀者聽到的，已不止是龍應臺、安德烈母子倆的聲音，而是一場吸引人們來傾聽和思索的“眾聲喧嘩”。

在人類生命的鏈條上，后起的生命總要繼續發展、不斷進化，于是便有改變和超越，因而也就會引起矛盾與糾葛，“父與子”的對立遂不可避免。在社會急劇變化時期，尤其如此。上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社會就爆發了異常深刻和激烈的思想文化沖突，“父與子”的矛盾也變得格外突出。當時魯迅曾專門撰文指出，“中國親權重，父權更重”，父于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孩子只是“父母福氣的材料，并非將來的人的萌芽”，這樣的父親只是“孩子之父”，而不是“人之父”，因此他認為，中國需要教育培養“人之父”的“父范學堂”。魯迅還提出了“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問題，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說：覺醒的人，應該擯棄長者本位與利己思想和權力意識，樹立義務思想、責任心和“以幼者為本位”的道德，“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認為，父母須是指導者、協商者，卻不該是命令者，他們應以天性的、無我的愛，犧牲于后起新人，對孩子一要理解，二要指導，三要解放，使其既有“獨立的本領和精神”，又有“廣博的趣味”和“高尚的娛樂”，從而成長為“人類中的人”、“獨立的人”。

時間過去了近一個世紀，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嬗變，但“父與子”的隔閡、兩代人的差異，依然作為一種突出而普遍的社會文化現象，所以，魯迅提出的命題及其見解并未過時。也許，在眼下這樣的全球化時代，這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更復雜化、尖銳化了。很多像筆者一樣的父母，都曾為此感到困惑和苦惱，但又一籌莫展、束手無策?！队H愛的安德烈》恰好提供了一種借鑒?！?/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