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誤讀.倫理閱讀“俄狄浦斯情結”

王 卓

內容提要：美國黑人女性桂冠詩人麗塔·達夫的詩劇《農莊蒼茫夜》是一個與西方經典《俄狄浦斯王》形成了清晰的互文性的后文本。然而，黑人和女性的雙重邊緣身份決定了達夫對西方經典的改寫不會是一個簡單的續寫、引用或者模仿的過程，而是她基于“世界主義”和黑人女權主義詩學理念之上對“俄狄浦斯情結”的閱讀、誤讀和倫理閱讀的創造性閱讀和“文本書寫”的過程。此多重閱讀和寫作的文化容量是令人驚喜的：一方面，這個多維度閱讀和寫作過程是達夫對自己雜糅的文化身份和“世界主義”的詩學視角從焦慮到確立的心理暗戰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達夫把詩劇《農莊蒼茫夜》悄然地納入了西方文學經典的框架之中的過程。

關鍵詞：麗塔·達夫《農莊蒼茫夜》“俄狄浦斯情結”閱讀誤讀倫理閱讀

麗塔·達夫(Rita Dove，1952-)是迄今為止美國唯一一位黑人女性桂冠詩人，從這個角度來說，她的詩歌作品成為研究熱點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了。然而，頗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圍繞著達夫還有一個比較集中的熱點，那就是她的詩劇《農莊蒼茫夜》(The Darker Faceof the Earth)。究其原因，恐怕以下幾點是不容忽視的。其一，這個劇本是以韻文的形式出現的，是一部在當代美國文學中不多見的詩劇。因此，這部劇作也可以被認為是達夫詩歌創作的集大成之作，是她詩歌創作整體脈絡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而并非游離于她的詩歌創作之外；其二，這個劇本完成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卻被達夫本人束之高閣長達20年之久，直到1994年才公開出版。這個思考、寫作、改寫、演出的過程為讀者深入了解達夫創作思想的嬗變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其三，這部詩劇觸及了一個西方讀者十分熟悉卻又心存芥蒂的主題——亂倫。這部詩劇的整體框架挪用了古希臘經典悲劇《俄狄浦斯王》，弒父娶母的悲劇情節成為推動達夫詩劇的動力所在；其四，這部詩劇的時代和場景被達夫移植到了一個美國人十分敏感的歷史空間和地理空間——南北戰爭前南卡羅萊納州的種植園，而主人公也從體現著“人文主義精神”的古希臘神話英雄變成了美國南方種植園中還在為生存和自由而掙扎彷徨的黑人奴隸。

達夫的詩劇與《俄狄浦斯王》形成了一種“互文性”，前者是后者又一個產生“擴散性”影響的范例，是“俄狄浦斯情結”再生產的又一個范式。對于達夫來說，與西方正典之間的“互文性”情結要比人們想象中的黑人女作家的創作境況來得自然得多。出身于中產階級家庭，受過良好教育，并有多年歐洲生活和工作經歷的達夫與西方經典的淵源由來已久。在1993年出版的《詩選》“序言”中，達夫講述了她作為讀者和作者的童年經歷，其中特別提到了她從父親的書架上找到莎士比亞戲劇和其他代表西方文學經典的作品的經歷。達夫事實上卻是在莎士比亞戲劇等西方經典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甚至可以說，長著白胡子的西方男作家是她事實上的“文學之父”。然而，種族和性別的特殊性決定了達夫作品與西方經典本質上的不同。作為非裔美國作家，她別無選擇地身處“巨大的種族困境”(great racial dilem，ma)之間(Cruse 49)。達夫的詩歌作品含蓄地給出了答案，那就是亨利·路易斯·蓋茨(Henry Louis Gates)所說的“雙色的遺產”(two-toned heritage)：一方面，達夫“真實地”“在西方傳統中改寫文本”；另一方面，她又在“黑人方言的基礎上”訴求著一種“黑人的不同”(Gates xxxi-xxiii)。達夫在這“雙色遺產”之間小心翼翼地游走，并力求達到一種平衡。

以互文性為基礎的文學文本之間，后文本是對前文本的一種閱讀行為，離開了前文本，當今的文本可能就沒有意義了。身處后現代創作語境中的達夫深諳此種文本之間的糾纏和交織的游戲。在《農莊蒼茫夜》中，各色文本——從奴隸歌謠和勞動號子到眾神膜拜的尤魯巴符咒，從“救贖之書”到被歲月塵封的天文和占星術的厚重書卷——以及對它們的閱讀和詮釋都被達夫精心地編織進了她的詩劇之中，正如查理斯利(Theodora Carlisle)所認為的那樣，“閱讀的主題成為了[達夫]詩劇的中心主題”(Carlisle 138)。作為《俄狄浦斯王》的后文本，達夫在創作這部詩劇時充當了作者和讀者、改寫者和創作者的多重角色。因此，達夫的創作過程同時也是創造性閱讀的過程和“文本寫作”的過程。然而，黑人和女性的雙重邊緣身份決定了達夫對西方經典的改寫不會是一個簡單的續寫、引用或者模仿的過程。那么，達夫在創造性閱讀的過程中，在互文性文本的生產過程中，是如何以一個黑人女性的視角閱讀并闡釋古老的“俄狄浦斯情結”，并在《俄狄浦斯王》這個如羊皮紙文獻一樣的文本上完成了她的改寫和拼貼的呢?筆者將從閱讀行為的基點出發，檢視達夫對《俄狄浦斯王》的閱讀、誤讀和倫理閱讀的多維度閱讀行為和多層次闡釋策略，從而對《農莊蒼茫夜》獨特的互文性生產過程和豐富的互文建構模式進行深入研究，并帶動讀者進行一次發揮自己的“能力模式”的閱讀之旅。

一、閱讀“俄狄浦斯情結”

盡管時間和地點置換到了南北戰爭前南卡羅萊納州查理斯頓附近的種植園，在《農莊蒼茫夜》中，《俄狄浦斯王》的基本情節脈絡被達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與前文本中索?？死账箤㈩^緒繁雜的故事置于忒拜王宮前如出一轍，達夫也把主要的矛盾沖突放在了詹寧斯種植園中。俄狄浦斯身世之謎和他弒父娶母的情節成為推動《俄狄浦斯王》劇情發展的中心線索，而這一模式也是《農莊蒼茫夜》情節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兩部劇作在情節上的互文性特征，有必要把讀者比較陌生的后文本的情節做一簡要介紹。詩劇以主人公奧古斯塔斯(Augustus)的出生拉開序幕。詹寧斯種植園主路易斯的白人情婦阿麥麗亞生下了與黑人奴隸?？颂氐乃缴右换煅獌簥W古斯塔斯。盡管路易斯本人以引誘黑人女奴為樂，但他卻不能忍受自己的情人與黑人奴隸的私情，更無法接受他們的私生子。盛怒之下，路易斯對外人謊稱孩子生下來就死去了，并試圖殺死孩子，幸被醫生制止。孩子被醫生帶出了詹寧斯種植園，后被紐卡斯特船長作為奴隸帶在身邊。20年后，奧古斯塔斯長大成人，他跟隨自己的白人主人游走四方，見多識廣，并接受了較好的教育。他被詹寧斯種植園購買，并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阿麥麗亞，自己的親生母親產生了戀情。在奧古斯塔斯的生命中還有兩位重要的女性，一位是黑人女奴菲比，她深深地愛著這個相貌英俊、識文斷字的小伙子；另一位是黑人女奴絲賽拉，她如一位預言者一樣，警告奧古斯塔斯災難將至。當奧古斯塔斯參與到一場奴隸暴動時，為了防止泄密，他失手殺死了自己的親生父親?？颂?。最后，他誤認為路易斯就是拋棄了自己的父親，并殺死了他。至于奧古斯塔斯和阿麥麗亞的生死和結局，則取決于該劇不同的版本。

顯然，達夫的詩劇從情節層面與《俄狄浦斯王》形成了“帶有社會性容量”的互文性(BaIthes 39)，忠實地實現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觀。眾所周知，克里斯蒂娃的符號學理論和“互文性”概念的提出運用了精神分析的方法和原理，可以說，由于弗洛伊德以及后來的拉

康的精神分析學，克里斯蒂娃的符號學才得以“超越結構主義的靜態理論模式”，也才有了互文性的動態性概念提出的基礎(王瑾41)。有趣的是，“俄狄浦斯情結”也是由弗洛伊德首先提出的，并使之成為文學的一個神秘的母題。而弗洛伊德似乎對《俄狄浦斯王》一劇更是情有獨鐘。具有高深文學造詣的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第五章《夢的材料和來源》中，不但對該劇劇情娓娓道來，更是對這一經典悲劇進行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全新解讀。他認為，這部悲劇之所以具有經久的、令人震撼的悲劇性魅力的原因在于俄狄浦斯的命運完全有可能成為每一個觀眾和讀者自己的命運。他還認為，在我們出生之前，弒父娶母的可怕神諭就已經降臨在我們身上，換言之，我們所有的人，命中注定要把第一個性沖動指向母親，而把第一個仇恨的目標指向父親?！抖淼移炙雇酢返恼饝亓驮谟诋斘覀兘沂境龆淼移炙沟淖飷旱耐瑫r，也看到了內在的自我，更為可怕的是，盡管加倍壓抑，弒父娶母的欲望依然潛藏在我們的心靈深處。

與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王》解讀成“本源之作”的理念和操作相仿，達夫的《農莊蒼茫夜》也把《俄狄浦斯王》作為了一個互文性網絡的心理生產的中心和原點(米勒，《解讀敘事》2)。那么，達夫煞費苦心地與《俄狄浦斯王》構建起互文性關系的目的何在呢?

作為黑人女性桂冠詩人，達夫的詩歌創作生涯中最尷尬的問題就是她的“黑人性”一直受到評論家和讀者的質疑。他們認為她“太白”了，沒有遵循種族協議(racial protoc01)的模式，也很少在抗議主題和鮮明的非裔黑人事物的框架內創作。面對這樣的指責，達夫不得不對自己以及作品的文化定位給予特別的關注，并力圖形成比較系統的文化定位理念，因為這關乎到其作品在黑人社群中的接受問題，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達夫對“俄狄浦斯情結”的創造性閱讀的首要目的是確立自己的文化定位。作為后黑人藝術運動的作家，達夫是典型的“文化混血兒”(cultural Mulatto)。正如特瑞·埃里斯所言，這些美國黑人作家“在多種族融合的文化中接受教育”(Ellis 234)。這些文化混血兒在美國的文化事業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正是他們點燃了“新黑人美學”的火焰。他們不再需要“否認或是壓抑”他們的“復雜”，有時甚至以“矛盾”的文化傾向來取悅白人或者黑人(Ellis 235)。特瑞·埃里斯對“文化混血兒”的界定仿佛是對達夫文學和文化定位的精確描述。達夫的經歷為她提供了一個世界的視角，使她具有了成為“世界公民”的先天條件。這些是評論家派瑞拉(MalinPereira)得出達夫是“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的結論，并從她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視角研究其詩歌的基礎。然而，有趣的是，“世界主義”是達夫詩歌創作的動力，也是她的焦慮所在。對達夫來說，在新黑人美學的前沿陣地創作的“世界主義”的非裔美國作家，文化融合成為一種必須被壓制的原初(originary)分歧的時刻，因為在達夫開始文學創作的時代，公開承認自己的文化“雜糅”威脅了黑人民主主義的排他的“黑人性”心魔。

作為一個空泛的、形而上的概念，文化“雜糅”是不太容易找到一個具體的、對等的意象并在文學作品中得到適當的表現的。而達夫在她的詩劇中挑戰的正是這個文化“雜糅”的概念，她把不可觸摸的、無形的文化“雜糅”投射到具象的、生理上的不同種族之間的性行為。白人女性阿麥利亞與黑人奴隸?？颂刂g的私情以及他們的私生子、混血兒奧古斯塔斯成為達夫投射其文化身份的一個具象化的主體。在混血兒奧古斯塔斯的身上，時時閃過達夫本人的影子。達夫借阿麥麗亞之口，道出了奧古斯塔斯的文化身份和使命：“一位詩人/和一位反叛者”(65)。達夫在很多場合都暗示了她和主人公奧古斯塔斯之間身份的認同感：“在一個不同的世界中，阿麥麗亞(伊俄卡斯忒似的人物)本應該是獨立生計的女人，而奧古斯塔斯(他對應著俄狄浦斯)是一名詩人”(qtd，in Pereira，“When the pear blossoms/cast their pale faces on/the darker face of the earth”198)。奧古斯塔斯是白人與黑人私情的產物，而他本人又與白人有了私情，這一切都從根本上決定了奧古斯塔斯文化身份具有典型的“雜糅性”。

奧古斯塔斯生理的“雜糅性”轉化成為達夫對文化雜糅的藝術的焦慮。在該劇的第一版中，奧古斯塔斯的生理和文化雜糅性造成了他信仰和忠誠的矛盾，并直接導致了他命喪黃泉。他了解奴隸文化，也熟諸希臘和羅馬的神祗；他親身體嘗了奴隸制的罪惡，也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啟示；他熱愛黑人文化傳統，也欣賞彌爾頓等白人作家。在與白人主人紐卡斯特船長游歷的歲運中，他經歷并吸收了美國特有的多元文化因素。奧古斯塔斯曾經不無感慨地說，“沒有你學不到的東西/如果你有那樣的經歷”(65)。除了奧古斯塔斯接受的雙重教育，他與詹寧斯莊園的多重關系使得他的雜糅的文化處境變得更為復雜。他看重女奴菲比的情誼，卻無心發展與她的戀情；他拒絕相信預言者絲賽拉對他發出的危險臨近的警告；對他的生父?？颂?，他不但沒有盡到保護和照顧的義務，反而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殺死了對方；他參與到謀劃奴隸起義的事業當中，卻由于他與阿麥麗亞的關系而半途而廢。在該劇的第一版中，奧古斯塔斯與阿麥麗亞被當作叛徒處死。奧古斯塔斯作為黑白混血兒所產生的身份認同的矛盾和迷茫正是達夫作為文化“混血兒”與黑人族群的復雜關系以及矛盾的文學創作心理機制。在前面提到的例證中，奧古斯塔斯與黑人之間融合失敗的終點恰恰是他與白人之間不斷接近的起點。他拒絕與菲比發展戀情，因為他與阿麥麗亞早已暗渡陳倉；他不接受絲賽拉的巫毒教預言，因為在曾經的白人主人的熏陶下，他已經接受了西方經驗主義的懷疑論；他沒有將起義進行到底，因為他與阿麥麗亞的關系令他意馬心猿?？梢哉f，奧古斯塔斯的命運正是達夫對于定位于“世界性”的黑人作家命運之焦慮的外化。

二、誤讀“俄狄浦斯情結”

弗洛伊德認為，焦慮產生壓抑，達夫的詩劇創作機緣巧合地印證了這一觀點。女詩人對在后現代語境中，從“世界主義”的視角寫作的文化定位的焦慮集中表現為對前文本《俄狄浦斯王》的反諷性的誤讀策略?！霸妼W誤讀理論”是布魯姆提出的詩學影響理論，是通過對互文性理論的心理闡釋而提出的詩學理論，從本質上講，它是一種視角獨特的互文性理論。有趣的是，與克里斯蒂娃如出一轍，布魯姆的誤讀理論也是從弗洛伊德的“家庭羅曼史”模式出發來闡釋詩歌的影響與焦慮感的內在聯系的(徐文博4)。前文本與后文本之間互動性的關聯網絡事實上正是在“俄狄浦斯情結”的作用下構建的。布魯姆認為，“詩的影響一當它涉及兩位強者詩人、兩位真正的詩人時一總是以對前一位詩人的誤讀而進行的。這種誤讀是一種創造性的校正，實際上必然是一種誤譯。一部成果斐然的‘詩的影響的歷史一亦即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詩歌的主要傳統一乃是一部焦慮和自我拯救的漫畫的歷史，是歪曲

和誤解的歷史，是反常和隨心所欲的修正的歷史，而沒有所有這一切，現代詩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布魯姆31)。布魯姆把詩人之間的關系作為接近于弗洛伊德的“家族羅曼史”的檔案加以審視，將詩人之間的關系看作“現代修正派歷史中的一個個章節來加以檢視”(8)。更為有趣的是，與弗洛伊德如出一轍，布魯姆本人對《俄狄浦斯王》也情有獨鐘。在《影響的焦慮》一書的“緒論”中，布魯姆闡釋了俄狄浦斯對他寫作的影響：

貫穿于本書的是這樣一種隱含的痛苦情緒：光輝燦爛的浪漫主義也許正是一場波瀾壯闊而虛無縹緲的悲劇。這場悲劇不是普羅米修斯式的悲劇，而是雙目失明的俄狄浦斯的一場自我窒息的悲壯事業一俄狄浦斯不知道斯芬克司正是他的繆斯。

雙目失明的俄狄浦斯在走向神諭指明的神性境界。強者詩人們跟隨俄狄浦斯的方式則是把他們對前驅的盲目性轉化成應用在他們自己作品中的“修正比”……(11)

可見，布魯姆的詩學誤讀理論與“俄狄浦斯情結”也有著令人意想不到的聯系。那么，作為在后現代語境中創作的非裔美國女詩人，達夫又是如何在焦慮的驅動下“修正”她的前驅詩人的呢?

達夫在“世界主義”文化定位下，訴求的是“雙色遺產”，體現在文本創作之中，就是一個“錯位的黑色的對等物”(black equivalent of metalepsis)(Gates 87)，一個比喻性的言語替代另一個修辭性的話語過程，是一個通過對原文本的重新安排對一個“已經公認的比喻”的“修正”(Gates 145)。特殊的話語表述方式使得非裔美國作家成為說此而言彼的“喻指”高手，也是布魯姆所言的有意“誤讀”的高手。達夫對《俄狄浦斯王》的閱讀心理機制是復雜的，猶如一個斗爭激烈的“心理戰場”。作為黑人和女人，她對索?？死账惯@樣的男性白人作家的心理反應要比布魯姆所能想象的心理運作機制復雜得多。一方面，有布魯姆所言的對前驅詩人的超越的焦慮，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點是，對她本人作品的文化定位的焦慮。在這“雙重焦慮”的作用下，達夫的“修正”策略也比布魯姆在《影響的焦慮》中所闡釋的若干遲來的詩人所運用的策略要微妙，似乎更加處心積慮，也似乎更有顛覆性。

在古希臘悲劇中，悲劇事件的因果關系一直是戲劇研究者十分關注的問題。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對悲劇的界定以及對戲劇情節“突轉”(peripeteia)和“發現”(anagnorisis)的論述都表明古希臘悲劇探究的根本問題是命運根源的問題。在古希臘悲劇中，通常都有一種強大的、不可思議的力量將人推向失敗和毀滅。這種被稱為“命運”的不可知力事實上有兩種不盡相同的理解。第一種是來源于神的意旨，人的命運被神操縱著，而即使是奧林匹斯山上的神也不得不屈從于這種力量；第二種也是“命運”最原始的含義，指的是“落到每個人頭上的運氣和份額”(Liddell and Scott 1141)。第一種“命運”是大寫的，神諭的；第二種是小寫的，是人生的機緣巧合。俄狄浦斯的命運正是在這兩種不同的“命運”的擺布中呈現出不可逆轉的悲劇色彩的。特瑞西阿斯帶來的是阿波羅的神諭，是“上天之事”；而俄狄浦斯在流浪的途中，巧遇并殺死素不相識的父親拉伊俄斯，恰巧在斯芬克司的謎語使忒拜王國陷入瘟疫的危急時刻到達忒拜則是命運的機緣巧合。最終，俄狄浦斯發現，他的第二種命運是在第一種命運的掌控之下的。

與其它版本的俄狄浦斯的故事相比，“索?？死账惯M一步強化了神諭的作用”(耿幼壯83)。神諭是《俄狄浦斯王》的中心線索，更是俄狄浦斯悲劇命運的毒咒。作為悲劇英雄，俄狄浦斯個人的命運與公眾的命運是緊密相連的。正如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的哲性思考：“在索?？死账箍磥?，不幸的俄狄浦斯這個希臘舞臺上最悲慘的人物是一位高尚的人?！魏畏?，任何自然秩序，甚至整個道德世界，都會由于他的行為而毀滅，正是這個行為產生了一個更高的神秘影響區，這些影響力在被摧毀的舊世界的廢墟上建立起一個新世界”(58)。俄狄浦斯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為忒拜國解除了危機，救民眾于水火之中；而他個人的罪行也同時為忒拜國的民眾帶來了災難。

在達夫的《農莊蒼茫夜》中，古希臘悲劇發生的因果關系以及個人與公眾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究其原因，達夫對《俄狄浦斯王》中悲劇的因果關系以及個人和公眾的關系進行了“偏移式”的閱讀。達夫的這種誤讀正是布魯姆所定義的“克里納門”(Clinamen)。這一術語指的是原子的“偏移”，以便宇宙可能起一種變化。一個詩人“偏移”他的前驅，即通過偏移式閱讀前驅的詩篇，以引起相對于這首詩的“克里納門”。這種矯正似乎在說：前驅的詩方向端正不偏不倚地到達了某一點，但到了這一點之后本應“偏移”，且應沿著新詩運行的方向偏移(布魯姆14)。達夫把俄狄浦斯的雙重悲劇的動力移植到現代的、奴隸制背景下的特定框架之中，并在此基礎上對前驅文本實行了“偏移式”的閱讀。在詩劇的第一場中，菲比在嬉笑中對整個事件進行了暗示，并哼唱出主人公命運的一個版本：“踩在一枚大頭釘上，釘子彎了，/那就是故事發展的方式”(13)。這里的“命運”顯然是在第二個層面上，是一種機緣巧合。這個善良、樂觀、不諳世事的小女奴對命運的岌岌可危并沒有當回事。接著巫毒教女人絲塞拉預言了奧古斯塔斯的降生將帶來一個可怕的詛咒：“我看到/厄運來臨。厄運/騎著高頭大馬越過山嶺來了，/馬兒打著響鼻當他們奔騰/越過奴隸窩棚和有柱石的樓宇/馬兒嘶鳴當他們奔跑。/一切都在他們的路上。/像一張薄薄的網/詛咒降臨到大堤上”(36)。

與俄狄浦斯的降生一樣，這個混血兒的出現也打破了曾經的和諧并破壞了舊有的秩序。與《俄狄浦斯王》驚人相似，這個命運的“薄薄的網”將把劇中的人物一網打盡。然而，從達夫詩劇的劇情發展來看，真正在這個悲劇中起作用的卻是另外一種更為可怕的力量。對于在苦難中掙扎的奴隸來說，命運似乎打了一個死結：“沒有出路，只能繼續……/除了眼睜睜看著沒有辦法”(61)。奴隸們無路可逃的絕望感來自奴隸制而并非神諭。在兩部劇作中，兩種不同的命運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的逆轉。在《俄狄浦斯王》中，弒父娶母是俄狄浦斯神定的命運，并將帶來他本人的悲劇和伊俄卡斯忒的毀滅；而在達夫的詩劇中，殺父和亂倫卻只是“奴隸制的副產品”(carlisle 141)。奧古斯塔斯失去了認識到自己弒父娶母罪惡的能力，因為他被剝奪了認識自己父母和自己身世真相的權利。從這個角度來說，奴隸制才是降臨到美國這塊土地上的毒咒。

兩種命運關系的變化帶來了個人和公共關系的變化。在《俄狄浦斯王》中，個人的罪惡帶來了公共的災難；而在《農莊蒼茫夜》中，這個因果關系被顛覆了：奴隸制的罪惡成為個人厄運的根源，而所有的命運的機緣巧合都是建立在這個巨大的公共的罪惡之上的。更為可怕的是，作為白人婦女和黑人男子。的私生子，奧古斯塔斯的身世觸動的是美國南方奴隸制社會最敏感的神經。事實上，在奴隸制的社會機制下，白人奴隸主與黑人女奴生下孩子的現象是非常普遍的，也是社會一種心照不宣的秘密。通常的做法是，這些孩子將在種植園中淪

為奴隸或是被賣掉。在南北戰爭前的南方種植園中，這是社會禁忌的話題，卻是社會可以接受的做法。與此相反，自人婦女和黑人男子之間的性關系，卻是不能被社會接受的?！霸谀媳睉馉幹暗哪戏?，如果哪個已婚女子生出了娃娃，而據判斷娃娃的父親是個黑人的話，這個女子十有八九是會受盤查詢問的。即便白人女子只是被懷疑與黑人男子有奸情，并沒有懷孕生子，也會成為當地的熱門話題”(賴斯183)。正是在這一心理暗示的作用下，奧古斯塔斯才一直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的父親是白人，而母親是黑人；才會在一次又一次接近身世之謎的時刻，走向了真相的反面，錯誤地認為自己的父親是種植園主路易斯。這是奧古斯塔斯對自己身世的誤讀，而這一誤讀使他離自己的身世真相越來越遠，并最終走向毀滅。奧古斯塔斯對身世的誤讀從他對阿麥利亞杜撰的關于身世的故事就清晰可見：“在一個溫柔的春夜/盛開的梨花/把白色的花影/投射到幽暗的地面，/馬薩從搖椅里站起/自言自語，‘我還要/再弄一個眼睛閃亮的黑色小孩。/然后他伸伸懶腰，走向/我母親的小屋”(92)。奧古斯塔斯用建立在社會主流思維基礎上的想象為自己的混血兒身份構建了一個他本人和他人都能夠接受的身世版本。這是劇中人物奧古斯塔斯對自己身世和經歷的誤讀，也是作者達夫對前驅文本中的俄狄浦斯命運的“偏移式”閱讀。在達夫的詩劇中，戲劇的焦點從“希臘舞臺上最悲慘”的“高尚的人”俄狄浦斯發生了偏移。事實上，在所有的古希臘悲劇中，主人公都是出身高貴，具有個人英雄主義氣質的人。但在達夫的詩劇中，這些氣質已經從主人公奧古斯塔斯身上消失殆盡了。他在每一個方面幾乎都是俄狄浦斯的反面：他出身卑賤；沒有勇氣追尋自己的身世的真相；為了與阿麥利亞的私情而對崇高的奴隸解放事業意馬心猿等?？梢姡涸谶_夫的詩劇中，主人公已經難以擔負起解民救困的偉大事業。相反，達夫詩劇中發出崇高的聲音的是奴隸群體。他們既作為種族和階級的整體，也作為鮮活的、獨立的個體而存在。這個群體的存在和群體的聲音成為達夫戲劇的核心力量，表明了黑人群體的精神維度遠遠超越了悲劇英雄本身的個人力量，并將成為黑人種族獲得解放的最終希望。

三、倫理閱讀“俄狄浦斯情結”

達夫的閱讀是創造的、生產性的，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女權主義和后現代書寫的背景下對這部西方經典的重新閱讀。同時，達夫在重讀的基礎上進行了“重新寫作”，從而充當了《俄狄浦斯王》這個經典文本的“解釋者”和“實踐者”。達夫的重讀和重寫是在特定狀態下的閱讀行為，是一種批評性閱讀；而《俄狄浦斯王》則在達夫的重讀和重寫中介人到了當下的“社會的、機制的、政治的領域中”(Miller，The Ethics of Reading 5)。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達夫和她的詩劇實踐了米勒在言語行為理論文學觀的基礎上所闡釋的“倫理”閱讀的精神。有趣的是，與亞里士多德和弗洛伊德驚人地相似，米勒對《俄狄浦斯王》也投去了深情的一瞥，并把其專著《解讀敘事》的第一章奉獻給了這部經典。

言語行為理論文學觀是米勒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并堅持的重要文學觀念，與他五六十年代提出的現象學文學觀、70年代提出的解構主義文學觀共同構成了米勒文學觀體系。米勒認為，“寫作是用詞語來做事情的，寫作者必須或者也許得對該事情負責”(Miller，The Ethics of Reading 101)。換言之，文學作為一種話語形式，其功能不是被動地記敘事物的，而是用來主動建構事物的，因此是一種給事物命名的施為行為。具體到閱讀行為，米勒認為，“人類的一切語言言語都既是在言說主體的意向意圖的引導下進行的，又是在語言言語本身的運作規則的基礎上完成的，既有受意識控制的理性的一面，又有不受意識控制的非理性的一面，是行和言、理性和非理性的集合體，所以一個真正的言語解釋者既應關注言語的行的層面，更應關注語言的層面，既應重復它，準確地把握它的本義，更應重構它，開發它的非理性的新異的方面，應將再現和再造結合起來”(肖錦龍99)?？梢?，米勒的文學闡釋是融重復和重構、記述和施為為一體的新型文學批評方法，米勒本人將其命名為“閱讀的倫理學”(Miller，The Ethics of Reading 4)。米勒認為在閱讀行為中，有倫理學趨向兩個方向的時刻：其一是對某種東西的回應，“它承受它，回應它，尊重它”，換言之，“我必須履行責任”；其二是在閱讀中指向了行為，具體到文本閱讀，就是在某個評論家的評論中介入到當下的社會和生活(Miller，The Ethics of Reading 4-5)。作為新型的閱讀的倫理學批評方法，倫理閱讀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要求解釋者完全投入到文學文本之中，“尊重”文本，忠實于文本。做文本要求做的事，而不是自己喜歡做的事，以重復文本為起點；二是要求解釋者在重溫文本本身的能指和所指內容的同時應致力于開發其中的新異(odd)的或者“非道德”的東西，發明新的事物，以重構和再造文本為目標(肖錦龍100)。

從閱讀倫理學的視角考察達夫的寫作，我們不難發現達夫的閱讀的倫理時刻發生在兩個不同的時間，針對的是兩個不同的文本：第一個倫理閱讀是對《俄狄浦斯王》的閱讀；第二個倫理閱讀是對她本人1994年版《農莊蒼茫夜》的閱讀。細讀達夫的《農莊蒼茫夜》，我們驚喜地發現，達夫的詩劇創作正是她對《俄狄浦斯王》的“行為閱讀”的結果。一方面，達夫小心翼翼地追蹤著索?？死账沟奈谋緞撟饕鈭D，努力發掘“俄狄浦斯情結”的文本本義；另一方面又成功地走出了原文本，打造出了一個帶有新境界的文本，從而把“記述性”和“施為性”融為一體?！坝浭鲂浴笔沟眠_夫詩劇成功地保留了《俄狄浦斯王》的情節框架和“俄狄浦斯情結”的基本內涵，使得讀者和觀眾輕而易舉地從達夫的詩劇中嗅出前驅文本的味道；“施為性”使達夫的講述帶有一種明確的責任感，是作為黑人女作家對種族和性別身份的責任感。這正如米勒所言：“講述故事本身就是一種講述者必須為他所講述的東西負責的倫理行為，就像讀者、教師或批評家必須為他們借閱讀、講述和寫作為故事所帶來的生命負責一樣。它們會引發政治的、歷史的和社會的后果”(Miller，Versions of Pygmalion vii)。

作為女性作家，達夫對《俄狄浦斯王》的倫理閱讀的重構主要體現在對其文本中消失的女性話語的巧妙恢復?！抖淼移炙雇酢穭撟饔谙ＥD奴隸制社會的鼎盛時期，父權家長制社會形態已經形成。在這一時期，女性與奴隸一樣，不能享受當時的奴隸制民主制度，也不被社會平等地接納。在《俄狄浦斯王》中，神諭的命運來自阿波羅，是與“父權法則”緊緊聯系在一起的，“神的預言非常自然地推動著劇情的發展，而且還在文本中勾勒出一個意識形態范疇上的‘父親形象”(顧明生105)。在“父權法則”的作用下，“在《俄狄浦斯王》中，體現著古希臘文學神話特點的‘神、‘人、‘妖三個女性形象最后都歸于‘沉寂”(顧明生106-107)。在達夫的詩劇中，超自然的力量和預言的詮釋者不再是代表著父權的阿波羅的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