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民意與司法適用的關系

閆 雨

摘要在傳媒日益發達的今天,民意與司法適用的關系被廣泛討論,尤其是一些具體案件的處理,通過各種媒介表達的民意給司法機關案件的處理形成了一定的壓力,如何正確處理民意和司法適用的關系就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在承認民意、尊重民意的基礎上,如何善意引導民意,處理好民意與司法公正之間的關系,顯然尤為重要。這是堅持司法公正、司法獨立,走向法治化社會所必須面臨和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民意司法適用關系

中圖分類號:D9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09)06-175-01

所謂民意,又稱為民心、公意,是指大多數社會成員對與其相關的公共事務或現象所持有的大體相近的意見、情感和行為傾向的總稱。①由于受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從古至今,民意一直影響著我國的司法裁判,進而形成了中國式的司法裁判方式——裁判的可接受性。②在傳媒日益發達的今天,司法與民意的關系被廣泛討論,尤其是一些具體案件的處理,通過各種媒介表達的民意給司法機關案件的處理形成了一定的壓力,如何正確處理民意和司法適用的關系就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一、民意在司法適用中的必要性

民意,就是指非統治階級的廣大公眾的利益要求。法律,包括刑法,其最終的目的也是為了服務于人民。將民意轉化到具體的法律適用過程中,“有助于國民將刑法由他律的外在的東西內化為自律的內在的東西,增加國民的法規范情感和刑法認同感”。③立法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意的參與過程。而司法是立法的具體化,在司法的過程中考慮民意是必要的。民意是普遍的社會心里。司法中的民意參與無可非議。把民意統統排除,雖然表面上堅守了法律的權威性和穩定性的內在價值,但卻違背了人之常情,與民眾的普遍期待和正義感相脫節,侵蝕了法律的外在的社會價值,削弱了公眾對法律的尊重和認同,實際上是對刑事法治民主原則的背叛。所以,司法應該傾聽公眾的呼聲,盡可能的體現民意,不但拉近了民意與司法的距離,而且滿足了人們的公正想象,體現了司法判斷的社會價值。

二、民意的不合理性分析

尊重民意,不是說只要是民意就具有正確性、合理性,只要是民意就無可厚非。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盡管在普遍的層面上可以肯定民意或人民意志具有無可置疑的正當性,然而就一個具體案件而言,民意也許是相當情緒化和非理性的。④

首先,民意具有非理性的特征。這種不合理性,使民意極易受到外界的影響而處于不穩定的情形。其次,民意的內容也存在不合理性之處。民意對惡性案件的認識自始至終受到集體無意識的控制,具體來說包括歷史上的重刑主義傳統等方面,而這些都具有一定的反進步、反文明的副作用,這種副作用在情緒感染的過程中可能被進一步擴大,從而損害社會的文明和進步。⑤再次,民意的非制度化。民意,作為一種非正式的法律裁量因素,并沒有被制度化、規范化,如何保證民意的正當性,是沒有確定標準的。作為民意表達者的民眾,在“言論自由”原則下,可以發表任何意見而不用承擔法律責任,這樣一來,民意是否是民眾真實意愿的表達,不是沒有疑問。

三、民意與司法適用之關系辨析

對此問題,筆者認為以司法的專業性割裂司法與民意的聯系是不恰當的。司法的民主化也是現代刑事司法的蘊意。不能脫離法律的規定來談民意,這是一個法治社會所必須堅持的。但是由于民意本身存在諸多不合理性,所以在司法中,應當運用專業知識排除不合理的民意。這是司法獨立原則的當然要求。

具體來說,當民意與司法產生沖突時,立法應當合理地引導民意,在立法時就應當盡量的傾聽民意,做出標準、規則,但一旦標準、規則制定以后,就應當嚴格遵守,而不應當受到民意的不恰當的干預,這是法治原則的當然要求。對于民意與司法適用的問題,應當通過立法、司法引導民意,而不是由民意來影響司法,民意與司法之間,居主導地位的應當是司法。在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下,即使對于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作無罪化處理,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背離了民意,放縱了“犯罪”。但從更長遠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國家走向成熟的法治社會所必經的階段,最終還應當認為是順應了民意的,這是以法律的理性規定對抗民意的沖動、非理性所必須堅持的。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在美國辛普森案中,民意傾向于辛普森殺人了,司法判決辛普森無罪,但民眾最終仍然尊重了法律,這說明在司法長期堅持正義的社會背景下,即使人們暫時不理解判決,民意也會尊重司法”。⑥

在我國,從司法機關這一層面來看,司法的重要任務似乎是最大限度地符合“民意”。筆者認為,我國在處理民意與司法適用的問題上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在承認民意、尊重民意的基礎上,如何引導民意,尤其是處理好民意與司法公正之間的關系,在我國司法實際中顯然尤為重要。這是我們在堅持司法公正、司法獨立,走向法治化社會所必須面臨的問題。但是我國畢竟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民意傳統,因此如何正確地引導民意,在我國,仍然是一個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