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與魏征關系的“真面目”

馬建梅

中央一臺黃金時段熱播的大型歷史題材電視劇《貞觀長歌》中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李世民是具有雄才大略、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典范，而魏征是敢于犯顏直諫的千古一人。魏征和李世民的關系，在中國古代王朝的君臣關系中可以稱得上是極為少見的。然而揭開歷史的假象，我們就會發現魏征并非忠臣，而李世民也并非明君，他們之間是一種相互利用、相互排斥的關系。下面讓我們揭開歷史的重重迷霧來看二者的關系。

說魏征并非忠臣是因為。魏征在隋末唐初的動亂中，立場并非始終如一。魏征出道時跟從瓦崗軍首領李密，而后李密敗亡，魏征隨眾降李淵。赴河北招降李密的余部，又為竇建德所俘。及竇建德被李世民所敗后，又歸為太子李建成幕僚?！靶溟T之變”后才為李世民所用。如此幾經反復，在非常重視名節的時代必定會被斥為“叛臣賊子”的。而就魏征個人的政治企圖而言也明確表示了不做忠臣的想法。他說過“使自己身獲美名，使君主成為明君，子孫相繼，福祿無疆，是為良臣；使自己身受殺戮，使君主淪為暴君，家國并喪，空有其名，是為忠臣”。明確表達了做良臣不做忠臣的想法。

他的這種想法是頗有創見的，也是頗為狡猾的，因為對于一個虛偽而又高明的君主而言，這不啻為一個切中要害的圈套。在常人眼中的李世民，實際上是一個被史書過度包裝過的圣主明君，然而不經意間，我們還是能從他身上看出封建君主所具有的殘忍、好大喜功、奢侈浮華等等通病。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后，逼迫李淵讓位，使李淵只得順水推舟，立李世民為太子，兩個月后，這位年輕的秦王登上了唐朝的皇帝寶座。但他對東宮集團成員采取了懷柔策略，重用了少孤貧、當過道士、曾為東宮謀士的魏征。李世民之所以重用魏征，是因為隋末農民戰爭是他所親身經歷的，王朝的興衰給了他太多的觸動，處在他這個位置，就不得不時刻警醒自己。他對這個曾經的政敵如此看重，是因為他的王朝太需要這種人才了。而問題的實質在于山東士族集團這個關系到隋唐王朝興衰的問題之上。

山東士族集團雖在隋末農民戰爭中受到沉重的掃蕩，但它由于根深蒂固，在唐代還有著很大的勢力，這種強大的勢力對皇權不利。以關隴集團為核心的唐王朝，就不能容忍山東士族的強大勢力，就必然對山東集團進行壓制。如何牽制山東士族勢力，消除它對中央集團的威脅，這是李世民面對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魏征正好是山東士族勢力的代表，也是最能協調關隴和山東集團矛盾的核心人物，因此李世民就利用魏征來處理山東問題。

魏征投靠李世民后，竭力維護山東集團的種益，為了擴大山東集團在唐中央的實力，他把侯君集、杜正倫、褚遂良等推薦給李世民，達到了他所期望的使李世民“不為非法”的目的。而李世民也看透了魏征的意圖，為取得山東集團的支持，鞏固統治，必須接受上諫。魏征先后二百余奏，數十萬言，常常痛切陳詞，觸及唐太宗思想深處的隱痛，而李世民也將自己的不滿隱藏在內心當中。這正是李世民的高明之處。但在實質性問題上，李世民不聽魏征的上諫，如皇位繼承權、高昌設縣等問題。這也是李世民的高明之處。后來他們的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有一次唐太宗退朝回宮后，發怒說：總有一天，我要殺死這個鄉下佬。當魏征發覺李世民開始猜疑自己時，就把自己諫諍太宗的奏章偷偷地抄錄下來，交給了史官起居褚遂良，以使自己得以錄入國史，名揚千載，卻宣揚了君主的錯誤。這也是魏征的聰明之處。他的聰明在于他看到了李世民虛心求諫、重用人才后面隱藏的殘忍、獨斷。隨著唐國力的強盛和皇權的加強，李世民為自己的豐功偉績所陶醉，終于露出了言不由衷的本色：對山東集團實施成功的打擊，修《氏族志》、殺侯、逐杜、貶李；而對魏征直到他死后，李世民“親臨慟哭，廢朝五日”“制碑文，并為書石”，但在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停止了將衡山公主嫁給魏征兒子叔玉為妻的允諾，表示了對魏征的不滿，魏征家族自此開始衰敗下去。

綜觀二人的關系，可以看出他們合作共事17年，彼此已了解了對方，但隨著政治風云變幻，李世民原有的本質就逐漸暴露出來了，從“求諫”發展到了“窮諫”。魏征死后仍出現了波折，這反映了封建社會政治斗爭的曲折和多變。然而必須承認的是，兩者在相互成就中樹立起了兩座古代理想社會倫理關系上的高峰，以致后來的君主和臣子都難以超越，這對于這兩個為自己處心積慮的人而言是個由聰明換來的共贏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