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社會保障制度

顧　明

歐洲社會保障制度經過100多年的發展，至今已相當完善。它對于促進歐洲經濟的發展，保證人民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保持歐洲社會的穩定，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從搖籃到墳墓

二戰結束后，西歐各國先后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為全體公民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社會保險、社會服務和社會福利。這種制度不僅極大地促進了歐洲國家的社會穩定，而且為其高質量的勞動力再生產創造不條件，使歐洲企業在世界高附加值產品市場上一直占據優勢地位。

當然，民族文化差異、漫長的歷史以及現代化歷程的不同，歐洲各國有不同的社會保障。英國、愛爾蘭是“自由主義”的發源地，強調個人責任，社會福利政策相對保守，被稱為“盎格魯一薩克遜”模式；芬蘭、瑞典等奉行“社會保障全民所有”，國家慷慨提供福利，被稱為“斯堪的納維亞”模式；德國深受“歷史學派”理論影響，重視國家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習慣把道德倫理與社會政策結合起來，通過各種法令建立了國家干預較強的社會福利制度，這種制度影響了法國、奧地利、荷蘭和盧森堡等國家；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歐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比較分散、不甚健全，并且在保障水平和層次上都和其他歐盟國家有差距。理念上的差異，在實踐中就表現為各國在社會保障項目設置，覆蓋面、保障水平以及財政支出方面的不同。

歐盟國家養老金體系也存在兩種主要模式：一種是德國、法國和荷蘭采用的“俾斯麥”模式，國家對退休者負全責；另一種是“貝弗里奇”模式，即政府提供的養老金只對最低生活標準提供保證，以公共或私人管理的強制或自愿養老金為補充。與不同的養老模式所配套的財政核算體系、基金管理方式都有差異，并且與之配套的社會政策差異也很大。

具體而言，英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特點是內容齊全和結構完整。

英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形成是其產業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變化、發展的產物。二戰以后，特別是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產業結構發生了變革，重工業和其他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大批工人面臨失業和轉崗，為了緩解社會矛盾，英國形成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制度。其主要內容涉及5個方面：國民保健、國民保險、住房援助、個人社會福利以及教育補助。

一是國民保健。英國實行全面的，免費的醫療服務，其主要特點包括醫療衛生服務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除個別項目外全部實行免費服務。

=是國民保險。英國以1 946年的國民保險法作為基柱之一，使每一個公民一律投保并按不同類別分別領取養老金、工業傷殘補助等。

三是住房援助也是英國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政府對低收入家庭發放住房津貼、對第一次購房的低收入家庭給予額外津貼和其他優惠條件。

英國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個人社會福利和教育補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特別是在教育方面，英國大部分學生由政府教育基金資助接受免費教育。而高等教育中，90％的大學生可獲得政府津貼。

而北歐各國則多采用斯堪的納維亞模式。

北歐國家主要包括丹麥、芬蘭、挪威和瑞典，因這些國家共處于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地區，加上自然環境、歷史發展、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在當代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表現出很大的共同性，從而形成所謂斯堪的納維亞模式。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社會服務制度化水平較高；國內市場優先然后是出口，在生產制度方面保持傳統與現代產業的連續性且企業規模較小或者是中等規模：高度的工業化水平；社會民主黨在國家與經濟方面的領導權。

以瑞典為側，瑞典對全體國民實行普遍、全面的福利保障，社會保障的水平比較高。瑞典養老金在按照國家法定的工資替代標準給付養老金時，對于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采用不同的養老金替代率，縮小貧富差距。此外，國家通過賦稅對國民收入實行有利于勞動者的再分配，這樣也就實現了社會各階層收入的均等化，縮小了貧富差距。再者，瑞典社會保障是一個內容廣泛、繁瑣而全面的保障制度，保障內容除生育、疾病、傷殘、養老外，還有兒童、遺屬、單親家庭，住房，教育和培訓津貼等；除了給付現金津貼外，還提供醫療、護理等服務，具有較高的保障水平。同時，國家通過舉行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公共衛生醫療保健，家庭補助、養老金以及住房補貼等方面的保障，來實現充分就業，消滅經濟上和社會上的不平等，消滅無保障、匿乏、貧困等現象，充分體現其保障體系的完備。

面臨的變革

歐洲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基礎是歐洲國家在世界高端市場上長期占據強勢地位、高比例占用全球資本與能源、對國內市場實施行政保護、通過稅收和法律手段對企業行為進行限制等等。

而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經濟競爭愈演愈烈，資本、技術、產品和人才的全球流動日益增強，這就動搖了西歐福利國家制度的生存基礎，使其普遍面臨經濟增長速度緩慢、人才和資本嚴重外流、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困境。同時，新技術的廣泛運用改變了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組織模式，使歐洲國家的社會政策體系出現了很多制度性問題。

此外，人口老齡化和單親家庭不斷增加等社會因素也加重了其社會保障制度的財政負擔。因此，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歐盟成員國已經普遍認識到，必須對原有的社保政策體系進行調整，以適應新的形勢。

在社會保障改革的理念上，歐盟強調成員國的改革措施應以適應全球競爭、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應對新技術革命帶來的變化和緩解人口老齡化壓力為主要目標，使社會保障制度從“消費型”向“投資型”轉化，成為一種有利于經濟增長的“生產性要素”。經過幾年的實踐，歐盟已經將這種思路落實為一系列政策。例如，倡導成員國將解決失業問題的社會開支拿出一部分用于對失業者進行技能培訓，提高他們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鼓勵企業建立多種形式的職業培訓計劃，使雇員在就業期間“終生學習”；在解決婦女和青年就業問題的時候，對企業采取一些政府補貼的手段，將福利開支用于增加就業等?？偟膩砜?，歐盟推行的社會政策改革理念是實行就業優先，同時增強社會福利制度的針對性，用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話來說就是，“幫能工作的人工作，給不能工作的人保險”。

在德國，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在任時就表示，德國要徹底走出縫濟發展停滯的低谷，就必須進行痛苦的大刀闊斧的改革。

許多經濟界人士認為，“德國病”源于幾十年來社會市場經濟過于福利化——普遍的高工資、僵化的勞動市場、龐大的官僚機構以及守舊的管理方式。長期以來，德國人過著衣食無憂的安逸生活?！皬膿u藍到墳墓”，國家大包大攬，國民充分享受著國家提供的一切生活保障。在德國，家庭可以領取子女補貼、學生享受免費高等教育，失業者可以領取失業金、低收入者不僅可以不交稅，還可以享受低費用的醫療保險以及其他補貼。生活困難者可以領取社會救濟金，他們的生活費包括房租都由國家負擔。德國社會福利制度可謂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安全網”，德國人就連補牙、鑲牙，配眼鏡也都由國家報銷。

德國社會福利就是這樣規定的，因而整個支出費用日益膨脹。目前，德國每年社會福利開支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3％。財政支出已出現難以為繼的局面。為了彌補收支差距，德國政府不得不舉債度日。

事實上，自20世紀90年代起，歐盟國家一直在反思他們的高福利政策，布萊爾領導下的工黨政府首先提出5年內讓英國從高福利國家中脫胎挾骨的計劃；意大利1997年制定了10年計劃，社會福利2000年以后每年遞減5％；西班牙、法國都在制定改革就業市場僵化的政策。當年連任成功的法國希拉克總統承諾在任期內大幅度降低個人所得稅，實行總額300億歐元的減稅計劃。

而歐盟委員會自1 997年以來，先后提出盧森堡方案等3個就業方案，主要內容就是勞動力市場的改革，許多成員國改革了福利制度，嚴格了領取失業金的標準和可工作的條件；鼓勵臨時工和婦女就業；改革僵硬的就業保護的立法，降低解雇工人的成本以鼓勵企業雇傭更多的工人。

歐洲一向以福利國家為榮，以此區別于美國式的市場經濟。但是他們現在無法不向美國靠攏，因為其社會保障體系已經難以為繼。而歐盟統一的深化，也會大力促進這個體制的改革。原因很簡單，歐盟成員國已經相互開放各自的勞務市場，體制內一國的公民可以到另一個國家工作，那么哪個國家社會保障體系待遇優厚，勞動力就流向哪里，就像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一樣。這會逼待遇優厚的國家進行改革，其結果就是政盟成員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趨于同一，趨于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