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廉價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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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永遠是世界上的低成本生產國，即使是中國也總有一天會失去這個稱號。

受益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上個世紀90年代的墨西哥曾是美洲地區欣欣向榮的生產基地。但是從2000年以來，中國一躍而取代了墨西哥的地位，致使超過27萬墨西哥人失去了裝配工作，上百家工廠停產，墨西哥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增至50多億美元?！爸袊圃臁钡臉酥镜教幙梢?，從玩具到紡織品，甚至瓜達盧佩圣母雕像，這個標志已經成了對墨西哥經濟繁榮構成最大威脅的代名詞，也是經濟全球化陷阱的代名詞。

墨西哥的擔憂并不是個別現象。中國的經濟騰飛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已經為許多發展中國家敲響了警鐘。在巴西、波蘭、葡萄牙、韓國等一些中等收入國家，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它們逐漸喪失了低工資生產國和出口國的地位。

但這些國家不應只是盯著被中國搶走的飯碗，而應記住一條經濟規律：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永遠是世界上的低成本生產國，即使是中國也總有一天會失去這個稱號。

對于眼見國外投資者涌向東方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的經濟威力似乎難以匹敵。然而，歷史卻證明事實并非如此。例如，僅僅20年前，美國曾堅信德國和日本先進的商業模式和產業政策會迫使美國國內的工廠全部關門大吉。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也曾為韓國和臺灣高科技產業帶來的威脅而憂心忡忡，同時美國總統候選人也警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會使墨西哥“鯨吞”大量原屬美國的工作機會。而如今，美國更關心的是中國經濟對其貿易平衡和就業率造成的影響。

幾乎每個國家都會擔心工作流向別國，而這一點常為政治目的所利用。政治煽動蒙蔽了人們的視線。其實，每個國家只有發展及進化自身經濟才能應對新的國外競爭者帶來的挑戰。

通往高附加值之路

中等收入國家應該通過三個必要的步驟推動經濟發展，而不應試圖搶回那些低工資、低技術含量的組裝工作。這些國家必須鼓勵向高附加值產業轉型，判明并充分利用自身的相對優勢，在促進競爭、鼓勵創業、提高經濟靈活性等方面推進改革。

首先是鼓勵經濟轉型。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向高附加值產業的擴張并不意味著要轉向全新的行業(例如高科技、生物科技或納米技術)，而是要讓企業在目前所處的行業中實現自然發展進化。

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呈現出一系列相似的經濟現象：企業先是從一個行業的簡單而勞動密集的部分起步，經過一定時間的磨練，這些企業有能力進入利潤更高的領域競爭。例如，在意大利北部的紡織服裝行業，服裝生產大多已轉移到了低成本的地區，但是意大利北部紡織業的就業率仍然比較穩定，因為企業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服裝設計以及協調全球生產網絡等工作中。在美國的汽車行業，自從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以來，從墨西哥進口的整車迅速增加，但從美國出口至墨西哥的汽車零件卻也翻了兩番，這使得大量資本密集型的工作和高薪工作都留在了美國。

同時，中等收入國家必須找到自身的相對優勢，才有望在全球化經濟中實現更高收入。例如，原東歐陣營國家不乏教育程度高而薪酬一般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因此自然而然成為了西歐企業的離岸基地。印度勞動力教育背景良好，并且講英文，因此在信息技術和商業外包方面具有相對優勢。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的成員國有一個與歐洲規模相當的共同市場，因此不僅為外國投資者提供了一個低工資出口基地，也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國內市場。巴西和印度也享有市場規模方面的優勢。

最后，必須推進政府改革。政府與其拿納稅人的錢為外國投資者提供財政刺激，還不如將這些資金用于改善交通網絡、電網和電信線路。除此之外，決策者必須推動更廣泛經濟領域內的競爭，以迫使企業改善經營，采用最佳實踐，不斷創新，向經濟價值鏈的更高層次邁進。發展中國家往往只關注經濟特區或優先照顧的出口行業，而其他行業內的競爭則死氣沉沉。價格控制、關稅、執照審批要求和其他產品法規限制企業進入市場并削弱了競爭。

印度價值50億美元的汽車行業表明，取消種種苛刻的法規可能會取得巨大的收益。20年前，印度汽車市場為兩大國有汽車制造商——印度斯坦汽車公司和印度總理汽車有限公司(PAL)所主宰，只生產很少的一些過時車型。1983年，印度政府允許鈴木汽車公司少量參股，與小型國有汽車制造商Maruti Udyog創辦合資企業；1992年，另外九家國外汽車制造商獲準向印度投資。新資本和技術的涌入為這兩家老廠帶來了嚴峻的競爭，最終印度總理汽車有限公司(PAL)遭到無情的淘汰。印度汽車行業如今生產的汽車數量是20年前的13倍，成了全球發展最快的行業之一。2004年，塔塔汽車公司向英國出口了2萬輛汽車，以MG Rover品牌在英國銷售，成為印度汽車行業發展的一個里程碑。與此同時，印度的物價以每年8％至10％的比率下降，促使市場需求迅猛增加，并在生產力迅速提高的同時保持了就業率的穩定。

一家企業一家企業地做起

雖然政府改革能為經濟發展創造條件，但是必須有一家企業對一個行業的變革起到催化劑的作用。各工廠管理者在評估競爭環境時，會通過改進自身的經營方式來做出反應。

例如在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美國的半導體制造商對來自日本企業的競爭做出了反應。日本企業一開始很快控制了記憶芯片等行業，導致美國公眾強烈抗議這種不公平的競爭以及高薪白領工作的流失。但是美國的芯片制造商進行了自我改造。英特爾、摩托羅拉、德州儀器等大型企業放棄了動態隨機訪問存儲器(DRAM)業務，而加大了對生產微處理器和邏輯產品(半導體行業下一輪增長點)的投資。英特爾進一步提升了其在微處理器領域的全球影響力，而德州儀器成了數字信號處理器(手機的核心部件)的龍頭企業。摩托羅拉也在微控制器和車載半導體領域建立了強勢地位。在這次向高附加值產業轉型的過程中，美國半導體行業及與其密切相關的電子產品領域的就業總人數一直穩定保持在50萬人左右。

少數墨西哥企業的經驗表明，它們也可以通過轉向生產供應北美市場的更高端、利潤更豐厚的產品來提高自身競爭力。它們的成功應該能夠為本國企業以及其他為自己日漸失去成本優勢而焦慮不安的中等收入國家企業帶來一絲樂觀。

戴爾、諾基亞等企業的電子產品合同生產商捷普集團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在過去幾年中，墨西哥國內遭受沖擊最大的行業莫過于電子產品行業。隨著訂單紛紛流向亞洲，從2001年至2002年，捷普集團原先的3500名員工減少了一半。捷普集團并沒有力圖挽回失去的訂單，而是學習生產更復雜、定制化程度更高的產(例如，電腦路由器和手提信用卡機)，而這些產品原先都是美國生產的。

該公司在墨西哥的一家工廠的管理者認真地研究了美國市場，確定了必要的業績水平以及廉價勞動力可帶來優勢的領域。結果，這家工廠改造了存貨系統，并訓練員工能夠同時從事多項工作，這家工廠生產的產品從原來的600種增加至6000多種。訂單蜂擁而至，員工人數比2001年頂峰時期還高10％。其他一些墨西哥企業也采取了類似的轉型行為。

中國作為全球出口國的迅速崛起似乎讓中等收入國家的一些企業領導感到措手不及。如果這些國家想在全球化經濟中占得一席之地，它們就不能驚慌失措或閉關自守，而是必須重新啟動改革計劃。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其他反應更迅速的國家就會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