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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公敵

2009-11-09 03:35徐冠群
環球企業家 2009年21期
關鍵詞:摩爾邁克爾資本主義

徐冠群

邁克爾·摩爾再次開炮,這一次瞄準的是他所處的整個自由市場體系

十幾年漫長而平靜的繁榮期幾乎讓人感到乏味,就在人們內心深處隱約期待著變化的時候,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不期而至。接下來,每個人都切身感受與經濟衰退相伴的極度深寒,一邊遙望追憶著過去的美好時光,一邊相互指責。這樣的場景看來不無諷刺,卻和每個風起云涌的時代一樣,極富記錄、解讀和演繹的價值,是文藝作品最為喜愛的題材之一。

如果眾多對我們正在經歷的這段歷史進行影射或諷刺的影視文學作品還無法滿足心懷怨恨和恐懼的人們,那么當邁克爾·摩爾(Michael Moore),這位素以犀利抨擊美國大公司貪婪行為著稱的紀錄片導演,將攝影機對準華爾街時,人們知道自己即將擁抱摩爾式的尖刻批判和諷刺,并體會泄憤帶來的酣暢快感。

一年前的10月2日,美國國會批準通過7000億美元金融救助計劃,一年后的這一天,邁克爾·摩爾的新作《資本主義:一個愛情故事》(Capitalism:A Love Story)在美國上映,對于一部揭露資本主義“罪惡”的影片,沒有比這更合適的時間。浪漫的片名掩蓋不了摩爾對資本主義發自內心的痛恨,他將其稱為一場以犧牲民眾利益為代價攫取利潤的陰謀,并直言:“資本主義孕育的并非光鮮誘人的‘美國夢,而是美國的噩夢?!彼^的“愛情”存在于美國民眾心中,摩爾用充滿諷刺和黑色幽默的語氣講述了美國民眾與資本主義及華爾街之間的愛情,與浪漫溫馨無關,卻是后者對前者的謊言、掠奪和背叛。

過去一年里,全世界都知道了華爾街用民眾的積蓄豪賭、從中攫取不應得的巨額利益,然后幾近傾家蕩產,讓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拯救自己,與此同時,無數普通人失去工作、被趕出自己的住房或者二者兼有。美國人對此感受尤其深刻,所以他們毫不介意再看摩爾痛斥一遍昔日的“愛人”。

邁克爾·摩爾將金融危機定義為“史上最大盜竊案”,《資本主義》就是對這樁驚天竊案的無情揭露和審判。熒幕上,不修邊幅的摩爾依舊身材壯碩,時常露出看似親切的笑容,言語聽似隨意卻犀利無比。他在高盛大樓前揮舞一條印有碩大美元符號的編織袋,大聲說:“我們來拿回屬于美國民眾的錢!”并沖保安喊道:“裝滿它,100億美元肯定裝不下'我帶來了很多袋子?!?去年10月,美國政府向高盛提供100億美元援助資金。)紐約證券交易所在他的鏡頭中,被纏上黃色膠帶并被打上“犯罪現場”的標簽。這樣的心聲和舉動既不新鮮也不罕見,但摩爾的鏡頭和影響力使其擁有更大力量。

盡管在《資本主義》一片中,摩爾采訪跨國公司和華爾街金融機構時四處碰壁的鏡頭屢屢出現,但他笑稱影片拍攝本身并沒有任何麻煩。事實上,特立獨行的他樂此不疲地使用這樣的片段,因為這正是他嘲諷大公司不敢正面回應其挑戰的最好證據。嬉笑怒罵間,摩爾反問:美國到底要為她對資本主義的愛情付出多大代價?而他之前的若干部紀錄片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馬克·吐溫的繼承人

《資本主義》已經是邁克爾·摩爾第五部紀錄長片,在對一切問題的根源——資本主義開火之前,他已對大公司、政府、醫療保險和槍支管理制度等美國社會不同領域極盡抨擊之能事。

摩爾與紀錄片結緣于1989年,他的紀錄片處女作《大亨與我》(Roger&Me)就取材于1980年代通用汽車在他的家鄉,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小鎮的一次關廠及裁員舉動。那里曾是通用汽車的重要生產基地,小鎮大部分人靠為通用工作而生活,包括摩爾的父親和祖父。通用汽車為節約勞動力成本,關閉了包括摩爾家鄉那座工廠在內的11家美國工廠,并因為引進機器生產線裁去3萬余人。

摩爾目睹了由此引發的大批家鄉民眾失去工作的狀況。他決定質問當時通用汽車的領導人羅杰·史密斯(Roger Smith),一家盈利數十億美元的企業為什么需要裁員、將人們趕出他們賴以生存的工廠。一個不可忽視的背景是,當時這樣做的并非只有通用汽車一家,貪婪很多時候是一種集體行為。1980年代很多大公司出于成本考慮將工廠遷往發展中國家,美國人失去工作的同時不斷有發展中國家的大公司工廠雇用童工和血汗工廠的丑聞傳來。

新聞記者出身的摩爾扛起攝影機,開始了長達一年多追蹤羅杰、尋求與其對話的跌宕旅程?!洞蠛嗯c我》中摩爾風格的挑逗段落令人愉悅,他三番五次試圖在通用汽車的辦公室、游艇俱樂部等地找到史密斯,無數次受到公司各類職員的阻撓。他將這些搞笑鏡頭摻雜在資料片和實地采訪的片段中,一邊諷刺責難通用汽車一邊引人發笑。辛辣幽默的諷刺更甚于嚴正的聲討,摩爾深知這一曾被馬克·吐溫等先輩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武器的殺傷力,于是在調笑中針砭時弊、制造讓大人物措手不及的尷尬場景,成為摩爾紀錄片的典型風格。

《大亨與我》奠定了此后摩爾關注的社會主題:對不平等經濟制度的抨擊。影片為摩爾贏得廣泛贊譽,影響力和商業上取得雙重成功,也堅定了他以攝影機為武器揭露社會問題、表達政治觀點的決心,并日漸駕輕就熟、聲名遠播。

2002年的紀錄片《科倫拜恩的保齡》(Bowling for Columbine)將摩爾送上榮耀巔峰。該片以1999年4月發生在科羅拉多州科倫拜恩高中的槍擊案件為切入點,將美國槍支管理制度引為美國黑槍文化的根源影片不僅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并獲得戛納電影節特別為其增設的“55周年特別獎”,它也是戛納電影節近46年來唯一進入競賽單元的紀錄片。

此后令人印象深刻的《華氏911》(Fahrenheit 9/11)是邁克爾·摩爾與他眼中的頭號人民公敵——布什的一次正面交鋒。他從不掩飾自己對共和黨及其政策的鞭撻,也不諱言拍攝這部影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什趕下臺。影片用反諷的語氣講述了美國自2000年大選以來經歷的一切,揭露了布什家族與沙特人甚至本·拉登家族30年的經濟聯系,以及為轉移民眾注意力而制造一場禍及國內外的戰爭的巨大陰謀。

《華氏911》在戛納電影節的首映獲得了近20分鐘的熱烈掌聲,觀眾在大笑和激憤中看到伊戰背后令人難以置信的內幕。影片無疑帶有強烈主觀色彩,但摩爾并不在意,他再次扮演了一個煽動者的角色。以最普通的美國民眾之名,向布什政府權力精英發出抗辯之聲。繼《科倫拜恩的保齡》之后,《華氏911》讓摩爾再次贏得戛納的青睞,一舉奪得2004年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

《大亨與我》已是20年前的故事,時間并沒有讓這個其貌不揚的胖子變得更平和,反而更加辛辣和霸道。他執著地對美國政治和社會提出批評,甚至用最尖刻的言辭指責資本主義給美國帶來傷害。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盡管一貫以資本主義和大公司作為抨擊對象,邁克爾·摩爾的新片《資本主義》卻由電影巨頭派拉蒙投資。影片上映后,人們詰問摩

爾,作為資本主義的受益者,何以拿著資本家的錢來反對資本家。尖銳的質疑反而給了摩爾又一個抨擊資本主義追利本性的理由,他聰明地回應道:“資本主義者會把你用來絞死他們的繩子賣給你,只要他能從中賺到哪怕一個子兒?!?/p>

摩爾的確有說這種漂亮話的資本,《科倫拜恩的保齡》、《華氏911》和《精神病人》(sicko)三部影片票房共計超過3億美元,這是絕大多數紀錄片導演無法想象和企及的商業成績。邁克爾·摩爾緊扣時政脈搏,辛辣的揭露、幽默的諷刺和犀利的論調都是其票房號召力的保證。不是所有人都贊同他的左派觀點,但很多人樂于買一張電影票去看這個精力旺盛的胖子在鏡頭前上躥下跳,不經預約突然出現在大公司的辦公室并引發驚訝和尷尬,以及他糾纏不休要求進行采訪的有趣場面。

邁克爾·摩爾恨美國?

邁克爾·摩爾的政治熱情和使用鏡頭的能力似乎與生俱來,18歲的他剛剛擁有選舉權就參加學校董事會競選,并成功被選為校董會成員。進入大學不久,摩爾即退學在《弗林特之聲》(The Flint Voice)周刊擔任記者,將其打造成當時美國中西部最特立獨行也最受尊敬的政治雜志。摩爾的出色表現使其贏得了在美國極具威望的左翼政治刊物《瓊斯媽媽》(Mother Jones)待遇優厚的編輯職位,但他真正的才能和聲名直到扛起攝影機才得到最大化。

事實上,相比“電影人”的身份,左翼分子、民主觀念的信仰者這樣富有政治意味的詞語更適合用來定性邁克爾·摩爾。與其說他是天才紀錄片導演,不如說他只是借助鏡頭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并把這一工具使用得得心應手。盡管曾在NBC的采訪中聲明自己并未把政治作為主要動機,但摩爾廣為流傳的作品已成為傳達其政治觀點最有效的方式。

在任何面向公眾的場合,不論是鏡頭前還是采訪中,他永遠不失時機地批判他所反對的一切。2003年,摩爾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為《科倫拜恩的保齡》接受“最佳紀錄片獎”時攻擊性地大罵向伊宣戰的總統布什。一番讓人意外的陳詞語驚四座——他當眾喊出“布什,我們以你為恥!”激烈的政治宣言讓現場陷入短暫的尷尬氣氛,沒有如影片一樣贏得熱烈掌聲。

無所不批判的摩爾或許是美國政府最頭疼最不喜歡的電影人?!洞蠛嗯c我》幾乎囊括了當年北美地區所有重要電影節及相關評選的最佳紀錄片獎項,但他的尖刻諷刺和極端批判傾向不僅激起批判對象的不滿,也引起對其表現手法的廣泛爭議。反對聲幾乎與他獲得的支持同樣多不勝數?!度A氏911》上映后,許多共和黨要員聲稱要以誹謗罪將摩爾送上法庭,一些反對摩爾的力量聚集到網絡上和現實中,他們摘引摩爾的言行、報道或紀錄片中的片段,一一進行批駁,甚至打出“緊盯邁克爾·摩爾的每一步”的口號,及時跟進摩爾的每一個舉動。

同樣是紀錄片的《邁克爾·摩爾恨美國》(Michael Moore Hates America)是反對者的經典之作。導演邁克爾·威爾森(Michael Wilson)以美國文化和價值觀的捍衛者的身份“講述一個偉大國家的真相”,同時將摩爾最擅長的反駁政府及大公司的方式用在了他身上,極盡諷刺。威爾森訪問了各式各樣的美國普通民眾和保守派、自由派名人,并重訪部分曾在摩爾紀錄片中出現的地方,試圖質疑影片中的許多概念。其中最具摩爾特色的,莫過于威爾森幾乎照搬對方在《大亨與我》中追蹤羅杰·史密斯的方式——他毫無預兆地突然出現在摩爾工作的地方,屢次尋求對摩爾的采訪,而摩爾的表現與他當年追蹤的羅杰如出一轍。在面對自己慣用的方式時,摩爾同樣選擇了沉默和回避,甚至曾以威爾森給其家人和員工帶來困擾為由將他告上法庭。

與大多數紀錄片創作者一樣,摩爾試圖賦予影片以揭露真相的強大力量并通過攝影鏡頭和熒幕影響著我們的時代。如果相信邁克爾·摩爾并非釣名沽譽之輩,則他之所以樂于以“最壞的惡意”揣度美國的種種弊端,是因為他對民主的絕對信仰。他并不真的憎恨美國,其作品中處處充滿對普通民眾的關注,摩爾的目的并非展現一個邪惡的美國,而是期待用他所信奉的政治理念,讓“美國夢”變得完美。

當然,故事的終局是羅杰·史密斯沒有就通用汽車的行為向公眾做出解釋,布什并未因為驚爆內幕引發的激憤而下臺,立法者對醫療系統的看法不曾改變,被揭露的麥當勞和沃爾瑪們也依舊掌控著客戶和市場。但至少赤裸的真相被呈現在人們眼前,批判的呼聲已經發出,邁克爾·摩爾們的名字開始進入公眾的廣泛討論之中,并且還在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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