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和那個十年

當時意識形態領域吹來寬容、寬松、寬厚的“三寬”之風,《唐山大地震》的發表碰上了難能可貴的“時間窗口”

從1976年“7·28”那天算起,到1986年3月《解放軍文藝》雜志刊出《唐山大地震》,時間跨度長至十年。這篇報告文學的形成過程,可從一個側面印證“文革”結束后最初十年的演變。

1976:《朝霞》派我去震區

我那時還不是記者。我是上?！冻肌冯s志一名穿軍裝的編輯?！冻肌肪庉嫴坷?有工人、農民、解放軍,這是那個年代的奇觀——“工農兵占領上層建筑”。雜志名義上隸屬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管者卻是上海市委寫作組。說這是一本認真執行張春橋、姚文元指示,全力宣傳毛澤東“全面專政”思想的刊物,是合乎實情的。

我1969年3月入伍到上海警備區。16歲的我,懷揣著《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兩報一刊”社論集到部隊。那些紅色語言,當時讓我入迷。我在軍中自學寫作。從1972年開始,在《解放日報》也在《朝霞》發表過多篇文藝作品。1975年底,我被“借調”到《朝霞》,任“詩歌、散文、電影文學組”的組長。

那時,“批鄧”已經開始。未幾,周恩來逝世,“四五運動”爆發。包括在軍中,人們私下對“四人幫”特別是江青怨聲載道。我也參與這些議論,傳看“李一哲大字報”等地下資料。但是,我當時仍擁護“文革”,懷念我參加過的紅衛兵運動。1976年是“文革”十周年,7月號的《朝霞》刊登了我的長詩《獻給十年的詩篇》。

這是唐山地震發生前的我。一個受“毛文化”影響很深的文學青年;對幾年后將投身的新聞傳媒,幾無認識。

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級大地震發生。我向編輯部請求,去參加抗震救災。我與《朝霞》和出版社幾位編輯獲準組成一個小組,到震區組稿。那些稿件的主題,都是歌頌黨和主義的。比如,我寫過一首詩《烙餅的大娘》,用抒情的筆調,寫一個夕陽下在路邊架鍋做飯的老人,她的鍋是哪個省支援的,面、油又是哪個哪個省送來的。

在唐山,我見到一些記者,印象中,他們在震區的時間不很久。因為偶然的機會,我留了下來。我遇見了父母的老友、唐山民政局局長蔣憶潮。這是一位老宣傳工作者,他有意識地帶我參加賑災工作,并到各處了解情況。在唐山的兩個多月里,許多時間我就住在他家,感受了真實的災區生活。最難忘的經歷,是參加護送數百孤兒到石家莊和邢臺?；氐教粕?我向上海醫療隊作了一次內部報告,醫生護士泣不成聲。這讓我第一次感到,不帶宣傳色彩的如實報道是多么打動人心。

在唐山,我趕上一個時代的閉幕。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捕,上海的張、姚體系瓦解?！冻肌肪庉嫴看蛄嗽S多電話,才在震區找到我,命我速回。這也是《朝霞》的末日?！敖遗椤遍_始了,編輯部里貼滿了揭發市委寫作組的大字報。在全市批判大會上,有人追問:市委寫作組派人到唐山,是去搞什么特務活動?!

可以這樣說,在那時,無論是手頭掌握資料的完整性、確鑿性,還是我自己的觀念,都距后來的《唐山大地震》十分遙遠?！拔母铩蹦┢?不要說絕無可能出版那樣一本書,連采寫的構想也不可能產生。

1984:頭腦風暴

一直到1984年。

用“天地翻覆”來形容那幾年,一點也不過分。改革開放開始了。

1979年初,我被抽調到前線,參加中越邊界戰事報道,由此調入《解放軍報》,開始從事新聞工作。那正好是一個轉折點——報社在“撥亂反正”,批判林彪、四人幫的“假大空”新聞宣傳惡習。發給新記者的學習資料,除了人大新聞系編的《外國新聞通訊選》,還有美國大學的新聞教材。

后人很難想象那樣的情景:在還需要按比例吃“粗糧”的飯堂里,年輕軍事記者們開始在飯桌上興致勃勃切磋美國新聞的導語寫法,什么“子彈式導語”“曬衣繩式導語”“延緩式導語”……;熱烈討論“大兵記者”歐尼派爾的報道風格。

和同齡人一樣,我也天蒙蒙亮到書店排隊搶購過文學名著,惡補解禁書籍。誰也忘不了《哥德巴赫猜想》發表,許多報紙用幾個版,全文轉載徐遲的這篇報告文學。一代新記者,談起劉賓雁、理由、黃宗英的作品,如數家珍。我們飛快接受那些全新的又是最基本的理念:說真話,不說假話;說人話,不說鬼話;人性;人道主義;以“五個W”為標志的新聞真實性原則;還有最重要的,“改革”。

我們這代記者的“師傅”,多為1957年的“右派”,以及“文革”中吃夠苦頭的新聞工作者。他們方復出,尚年富,成了各大報社的骨干。他們痛定思痛,棄舊圖新,是新聞改革的中堅力量。中央級黨媒體一度讓人刮目相看。

但是,新聞改革步履維艱,媒體的工具角色一如既往。當記者之初,我參加對越戰事、發射火箭、審判“林、江反革命集團”等報道,起步順利,但隨后狀態跌入低谷。許多反映軍隊基層實際的稿子無法寫,或寫了登不出;而一些被迫從命的政治任務,令我反感。

我們許多新記者,就是這樣“逃”到報告文學去的。上世紀80年代初期,當新聞報道剛剛開始活躍便被套上枷鎖時,一些呼喚人性、披露史實、觸及現實的報告文學作品日益受到讀者鐘愛。這一“報告文學運動”的實質,是另辟蹊徑,爭取新聞自由。1981年,我和江永紅合作采寫了《藍軍司令》(《解放軍文藝》1981年3月號),這篇贊揚一位說真話的指揮員的作品,在次年獲得第二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這對我們鼓舞極大。1984年,我們又合作采寫了記錄軍隊干部制度改革的《奔涌的潮頭》(《昆侖》1984年第3期),當年獲得第三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解放軍文藝》當時很活躍。第三屆全國報告文學優秀獎剛公布,他們便萌生大手筆創意,約當時獲全國獎的幾位軍隊作者,每人寫一部長篇報告文學,而且,一期雜志只刊登一位獲獎作者的一部新作。編輯部和我商議,寫唐山。

時間已經過去了八年。我保存著唐山救災時的筆記本,蔣憶潮叔叔那些年也常寄資料給我,說別忘了大地震,有機會你要寫!但是,除了應唐山市的征文,我寫過一篇護送孤兒的回憶,寫長篇作品的念頭沒有產生過。1984年,條件比較成熟了。

我的責任編輯是陶泰忠。他建議,兩年后,就是唐山地震十周年,可以寫一篇《一座城市的毀滅和新生》。我們商量過具體的框架,在大地震的背景下,寫唐山的重建。其中,要突出改革。例如,當時參加唐山重建的邯鄲第二建筑公司,正在推行責任制,是耀邦抓的改革典型,要重點采訪。

當時,我離職進修。1984年,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系主任徐懷中請來一位又一位知名的作家、評論家和學者,開闊我們的視野,沖擊我們的觀念。1984,這個喬治奧威爾筆下的虛構年份,在我的真實記憶里,充滿頭腦風暴的呼嘯激蕩。

我邊讀書,邊一次次去唐山采訪,1985年春節前后,在那里住了一個月。換句話說,邊采訪,邊在用讀書中得到的“新觀念”重新審視唐山地震,用已經掌握的職業新聞手段重新調查事實。例如,我當時下決心找到“728”凌晨3點42分時的地震目擊者。這樣的人不多,淹沒在人海中,但是,我還是尋找到了十位,有深夜值班的醫院護士、電廠工人、火車站職工等。我用軍報剛發給我的SONY微型錄音機,錄下他們的證言。我當時想,這些極其珍貴的資料,應該被大英博物館收藏!可以用“狂”來形容我和同伴們1984年的模樣。我當時決心,要達到基希報告文學的水準,要寫一部約翰赫西《廣島》那樣的作品。我堅信,唐山大地震屬于人類;我的作品,不同國家的人都能看懂。我相信能,只要抓住全人類共有的人性。

很自然地,我想,為什么不能只寫“毀滅”,不寫“重建”?

我把這個想法告訴陶泰忠。我們一拍即合!重新調整了視角,內心的閘門被打開了。當年震區筆記本里的故事、細節,在重新采訪核查后一一復活,又引出更多的大災難實況。我當時還沒有聽過“口述歷史”這個術語,事后看,《唐山大地震》中口述歷史的比重很大。采訪的后半段,我開始追蹤唐山地震的預報問題。當時也還不知道何謂“調查報道”,但所做的,無疑已是錯綜復雜的調查。

寫作《唐山大地震》,有缺一不可的三個條件:一是我當年在震區兩個多月的親身經歷;二是80年代思想解放和我個人所受的影響;三是我擔任記者后受到的新聞采寫訓練。

作品在1985年底寫成,1986年3月發表。當時,意識形態領域吹來寬容、寬松、寬厚的“三寬”之風,《唐山大地震》的發表,碰上了難能可貴的“時間窗口”。稍早不行,還在“清除精神污染”;稍遲也不成,新一輪“反自由化運動”又開始了。

1986:解凍效應

以災難為核心,而不是以救災為核心,這樣的寫法,在當年是突破。作品按照新聞的規范,記述了大量確鑿的事實:地震前的奇異自然現象,地震發生時的實況,震后的慘烈景象,幸存者的自述,救援者的親歷,艱難時日各種人的命運,地震工作者的痛楚……其實,這只是回到事實的本來面目,報道了在十年前就該報道的東西。然而,這么做,在1986年已足以使《唐山大地震》引起轟動。報告文學作家理由說:“這是冰凍新聞的解凍效應?！?/p>

在沒有互聯網的年代,一部作品的流傳,除了報刊雜志的刊登與轉載,很重要的渠道是廣播。當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電臺,都有優秀的播音員或著名演員在連日播送《唐山大地震》。我也因此遇到作品發表后最初的麻煩。

《唐山大地震》的第七章“大震前后的國家地震局”,觸及了地震預報這個敏感問題,以及國家地震局內部的矛盾。地震局有人向《解放軍報》和《解放軍文藝》社反映我的作品有錯誤。但是,領導認為是學術爭論,只是要我到國家地震局去,與持不同意見的同志座談、解釋。后來,國家地震局向正在播送這部作品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發去公函,要求不要播送第七章?！短粕酱蟮卣稹吩谥醒肱_播到第六章,戛然而止。

又有一天,報社領導找我談話,說總政領導對我有批示。原來,國家地震局老局長、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的胡克實寫信反映,《唐山大地震》對“四人幫”搞“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破壞地震預報和抗震救災的事實揭露不夠?？傉魅斡嗲锢锱?大意為:請錢鋼同志去采訪胡克實同志,向他請教,在再版時對作品作出修改。我很快見到了胡克實,這位和善的老人,又讓我了解到許多史實。

總之,《唐山大地震》發表后,有麻煩,但不算大。我沒有遇到張慶洲先生的坎坷——他的《唐山警示錄》在2005年出版不久即被停止重印;也比2008年采訪汶川大地震的一些記者朋友幸運——他們想查明一些真相,卻見厲禁高懸。

2008年,有記者采訪我,要我比較汶川和唐山。我說,2008,無疑比1976開放了很多。但與80年代比呢?以《唐山大地震》為例,你們比較一下吧?！?/p>

錢鋼: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