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與救贖
——基督教啟示主義視角下的奧康納作品人物分析

黃宇潔

(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校區外國語學院,山東威海264209)

解構與救贖
——基督教啟示主義視角下的奧康納作品人物分析

黃宇潔

(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校區外國語學院,山東威海264209)

美國作家奧康納的基督教啟示主義觀念造成了人本主義視角下人物闡釋的困境。本文把人物分析還原到基督教啟示主義文化語境中,發現并提出奧康納的人物創作遵循了“解構-救贖”這一模式。奧康納把所有人物作為“罪人”來描寫,從而解構了現代人本主義思想中人的形象,并進而以篤定的熱誠把神性維度引入對人性的提升上,為所有人物都寫上昭示“救贖”的契機。

奧康納;啟示主義;解構;救贖

20世紀上半葉,在美國南方這片奇異的土地上成長起來一名極具個性的女作家——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 r,1925-1964),說她“極具個性”是因為主導其創作的思想核心是基督教啟示主義神學觀念,奧康納也因此被稱為“20世紀的反?，F象”[1]90。奧康納在有限的創作期(從1946年發表第一部作品《天竺葵》至1964年去世)內保持了一種純粹的、獨特的宗教視角,這種毫不妥協的宗教視角令人望而生畏,對于非宗教化的中國接受語境更是如此,我們往往擱置奧康納的基督教啟示主義創作觀念與文本之間的關系,強行把文本移植出其文化語境,從而發展了一種批判現實主義式的解讀,對于這種解讀所不能涵蓋的異質現象則歸結為作者對不幸命運的宣泄(奧康納患有遺傳性血液疾病紅斑狼瘡,這極大地限制了她的生活,并最終導致她英年早逝),這幾乎成為奧康納作品被中國評論界接受的唯一模式。

這種批評模式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明奧康納創作主旨的部分意義,然而在面對她筆下的人物形象時卻顯得無能為力。奧康納的作品中既沒有正面人物形象,也沒有對人格理想的期待,這種人本主義悲憫情懷的匱乏和對“人”的擱置致使解讀人物的現實倫理視角歸于無效。實際上,她筆下的畸人形象并不是為了抨擊社會不公正,而正常人形象也不是為了揭露資本階級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偽善。因為主導奧康納人物創作的并非現實倫理原則,而是基督教啟示主義人性觀,她所遵循的是在這一人性觀統攝之下的“解構—救贖”模式,即對歐洲大陸傳統下的人本主義觀念的消解,繼而通過暴力呈現的方式達于救贖。

一

概括地說,基督教神學思想有兩大類思路:理性化的和啟示化的。傾向理性的神學思想認為人類應該運用邏輯思維能力來對信仰與否做出判斷;而傾向啟示的則認為信仰超出理性批評和分析的范圍之外,人們只能用謙卑和恭順的態度加以接受。理性與啟示的辯難在基督教世界里并存了許多個世紀,從理性主義的角度看,啟示作為一種認識形式已經包含了理性;而從啟示主義的角度看,信仰是超驗的,被經驗理性證明的信仰與其說是對上帝的信仰不如說對人類理性的崇拜,因此,經過論證的信仰,即在理性控制下的信仰是一種悖謬。奧康納所傾向的正是這種啟示主義觀念。

在奧康納的創作中,啟示是本體性的,理性是工具性的,處在啟示框架之內的理性是不自足的,它服務于啟示但不能取代啟示。理查德·蓋爾納在其為奧康納的書信集《精神寫作》(Spiritual W riting,2003)所寫的序言中,稱她是“鄉巴佬托馬斯主義者”(Hillbilly Thomist)[2]19,托馬斯主義的證明之路是一種信仰先行的證明方法,就像羅素所說的“在還沒有開始哲學思索以前,早已知道了這個真理,這也就是在天主教信仰中所公布的真理”[3]562。托馬斯主義的證明之路的意義并不在于它求證的過程,而在于其求證的起點和目的,即上帝之存在。這正是奧康納的啟示主義創作的前提。

現代文學史涵蓋的是文學史上一個濃霧彌漫的時代,對價值意義的質疑、追問和鍥而不舍的求索幾乎構成了20世紀文學的全景,現代文學作品中充滿了各種各樣懸而未決的問題。而奧康納的作品卻不是關于問題,而是關于訓誡與祝福的,這里的訓誡不是道德教化,而是對超然奧秘的感知,上帝的超然存在和永恒價值是奧康納創作的起點,不須質疑,不須追問。奧康納的這種毫不含糊的啟示主義表達在現代文學的雄辯論證和鍥而不舍的探索思辨中,有時顯得毫無道理。在此,“信”排除了理性,充分顯示了啟示主義文學的特點。

在人物創作中奧康納也秉承著與基督教啟示主義思想一脈相承的人性觀念?；浇虇⑹局髁x人性觀源于對人類悖論性處境和對人性有限性的先驗設定,它強調超越世俗的神性維度對人性的提升,以啟示上帝的超驗存在來關照人性存在,是一種超驗信仰。20世紀的啟示主義神學家把罪上升到對人類生存處境的有限性的思考上,當代美國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1892-1971)曾在《人的本性與命運》中提出人的罪在于要否定或克服有限性的努力,但這種有限性卻不可能隨著制度完善和物質豐富而自然而然地消失,因此,人類難題的解決辦法只能在宗教的懺悔中找到,“唯有那比我們自己的判斷更帶有終極性的神的判斷,才能完成我們卷入其中的整個意義結構。對我們的個人生活和團體生活的拯救,最終將是神恩的贈禮,而不是我們自己的聰明計劃的結果”[4]924。奧康納在文集中表達了與啟示主義神學家們相同的人性認識,她從不認同“生命的苦痛和奧秘將最終消失在人類科學前進的步伐中”[5]41,因為“罪惡不是一個可以簡單解決的問題,而是一種需要承擔的奧秘”[6]860。因此,人類需要神性維度作為世俗價值的絕對參照,如果基督教信仰被消融,勢必會導致價值源頭被切斷的危機。法國新托馬斯主義者雅克·馬里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把西方現代文明斥為“插花文明”,它主張人的尊嚴、平等與博愛,卻排斥這些觀念的基督教精神基礎,奧康納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種“插花文明”與“集中營的勞役和毒氣室的濃煙”可能存在的因果關系,“在信仰缺席的情況下,我們受控于一種溫情(tenderness),這是一種以理論包裝的溫情,早就割裂了和基督相連的紐帶。當這種溫情因喪失本源而變得盲目時,能產生令人恐怖的結果,它可能導致集中營的勞役和毒氣室的濃煙”[5]32。奧康納認為:“(如果)把一切都縮減為人的維度,將最終失去對人性本身的把握?！盵2]66

二

在奧康納的人物創作中她首先解構了現代人本主義思想構建的大寫的人的形象,進而以篤定的熱誠把神性維度引入對人性的提升上,為所有人物都寫上昭示“救贖”的契機。

西方文明在經歷了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的洗禮后,人性逐漸代替了神性,人逐漸放棄了對神的精神訴求,直至“上帝之死”。上帝的遠遁給人本主義思想的發展開拓了巨大的空間,人可以通過獲取財富和知識來提升自我,但這似乎卻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人存在的悖論性處境,于是現代西方思想界不斷遭遇“荒誕”,由“上帝之死”走到了“人之死”。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奧康納把世人心目中的一系列人物作為“罪人”來描寫,這種罪人形象集中在兩種類型——農場主和知識分子上。疾病纏身的奧康納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她母親的農場上度過,她以身邊有限的素材鍥而不舍地解構著人本主義的神話,以母親和自己為原型的女農場主和知識分子形象是她最擅長的人物形象。從人本主義的立場看,財富和知識是現世的人提升自我的依據,它們分別使人獲得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自立,有產者女農場主和有識者知識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載著現代人本主義的觀念,因此從世俗道德的角度看這些人物形象不僅無可厚非,甚至頗可褒獎,而奧康納把他們歸為“罪人”,因為他們篤信人擁有無限的自我完善的可能性,這遮蔽了他們對人的存在的有限性和悖論性處境的體認,也失去了應有的謙卑和自省,這正是萊因霍爾德·尼布爾所描述的罪(Sin),即對人類存在的有限性的拒絕。奧康納以暴力情節瓦解了財富和知識給人帶來的安全感和優越感,并傳遞著這樣的信息:人本主義思想賴以安身立命的自我完善乃至自我救贖的觀念并不能承載起人的存在。歸根到底,奧康納的人物創作是對在徑直奔向完美人性的道路上漸行漸遠的人本主義人性觀的反撥,因此,對她筆下的人物分析必須還原到啟示主義人性觀的語境中,否則就無法突破人本主義道德框架的局限。她以暴力和死亡錘煉著筆下所有人物,她疏于迎合的堅硬和冷靜使人本主義讀者感到驚訝茫然——“奧康納對于人以及人類社會持一種不可思議的極端疏遠的冷漠態度,猶如一位站在高高云端之上的神在俯看人間。對她來說,那遙遠‘下界’中的忙忙碌碌的人類如群蟻”[7]287。

財富沒有給奧康納筆下的有產者們帶來自我救贖。固守現有的并獲得更多的財產常使她們陷入焦慮不安中,她們需要炫耀自己作為有產者的優越感以區別他人,如肖特里太太(《背井離鄉的人》1954),盡管她不過是一名農場雇工,但她卻和農場主有著相同的心態,塵世中的一點微薄的財產使她理所當然地認為她和同為農場雇工的波蘭難民吉扎克一家有著天壤之別。與財產相比,無世俗羈絆的知識似乎更能承擔起對人的構建。在西方現代文明中,知識是人類把握、利用、改造和征服外界的工具,也是構建現代人本主義神話最重要的資源,知識分子的人格品質更是承載了人類對完美人性的追求。但在奧康納的作品中,目無神明的知識分子比目不識丁者更遠離真理,對知識分子的嘲笑和否定體現了她對人主體性徹底的解構?！鄂苏呦热搿?1962)中的謝潑德先生是個智力至上主義者,他妄圖通過所謂的科學方法來改造一位智商高達140的少年犯約翰遜,然而盡管謝潑德自認為對約翰遜的付出感天動地,但人的靈魂卻不可以因此而被收買,與生命本身相比,知識是低廉的,約翰遜以一貫的乖張行為向謝潑德先生證明了人性的復雜和棄惡與從善皆不能的困境。謝潑德先生不僅未能改造約翰遜,還因為自己的科學態度中透出的冷漠而導致了親生兒子的死亡。奧康納以一群小丑式的知識分子形象解構了人可以無限完善的神話,目無神明的自負和驕傲實際上是知識理性崇拜偽裝下的自我崇拜。

三

那么,面對普遍有罪的狀態,如何實現人的救贖呢?奧康納出人意料地采用了暴力展示的方式向世人昭示信仰的力量。

奧康納啟示主義人性觀念中的“救贖”不是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道德感的增強,也不是進化論的必然結果。它基于人類有限性的先驗設定,強調人性在神性關照下的生存價值論意義上的提升。在20世紀啟示主義思潮興起之前,基督教思想界就感受到了基督教思想的危機,它無力為人的精神和靈魂提供慰籍,現代西方人陷入既要信仰又不能信仰、既不能信仰又不能不信仰的困境。這個危機時代激發了神學家徹底批判、徹底超越的勇氣。他們重返基督教傳統,復活和重釋啟示主義傳統中某些潛在的因素。被公認為20世紀偉大神學家的卡爾·巴特(1886-1968)曾很恰切地描述過這種困境中的摸索,他說自己就像一個沿著教堂鐘樓的黑暗樓道向上爬的人,伸手去摸索樓梯扶手,可是抓住的卻不是扶手,而是鐘繩,巨大的鐘聲震響在頭頂。20世紀中前期啟示主義思潮找到的不是引導人道德完善的樓梯扶手而是警示人有限存在的鐘聲,這鐘聲就是救贖。奧康納作品中的暴力就是昭示救贖的鐘聲。

身處禮崩樂壞的20世紀,面對把信仰棄之如敝屣的讀者,為了把這鐘聲傳播出去,尤其是讓那些寧愿對此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的人感知到,奧康納選擇了暴力情節,她“用驚駭的方式把所見的顯明”,因為“對于耳背者你要大喊,對于近乎失明者,你要畫大而驚人的圖像”[5]34。從文本效果的層面來說,暴力情節的作用在于震驚,只有“暴力……能使(我的)人物回歸現實,并預備他們接受恩典的時刻。他們的腦袋如此頑梗,幾乎沒有別的能起到這種作用”。奧康納以暴力這種藝術形式特有的震撼力來表達超自然的、超越人類理性認識能力之外的啟示。當然,這種暴力美學也因其侵犯色彩而備受詬病,對于不熟悉基督教啟示主義文化的讀者來說,暴力與其說是“救贖”不如說是毀滅。奧康納的作品盡管具有寫實性,但卻并不具有太強的現實相關性,暴力情節超越了善惡倫理的因果邏輯[8]?？傊?奧康納的作品并不致力于為讀者指出一條現實中的出路,或摸索出“樓梯扶手”的所在,她的作品的文本形態從根本上說是宗教寓言,因此不必苛責其中的暴力情節。

暴力情節打破了人庸常存在的封閉性,使人擺脫世俗生活中的名位之爭、貨利之欲、聲色之娛,從而開顯了人與世界的相遇。人在向世界開放的瞬間與之產生了一種價值關聯,相遇的這一時刻便是啟示主義視野下的救贖。奧康納的代表作《好人難尋》(1953)中的老祖母是一個矯情的老太太,奧康納細致地描寫了她在和家人外出旅游的一路上處處凸現自我的小虛偽小張揚。當這一家人不幸遇到越獄的殺人犯,并相繼被殺害時,隨著死亡的迫近老祖母忽然改變了她一貫的矯飾風格,不再企圖以自己的淑女風度贏得殺人犯的憐惜,而是伸出手去觸摸他,并喚他為“我親生的孩子”,奧康納把這稱作“與奧秘接壤”的行為。老祖母終于在暴力的燭照下撩開重重障翳,看到了逃犯既無從信仰,也無從憑理性脫離自己“卑鄙”生涯的痛苦和絕望,看到了此時孑然一身的自己無非與他同屬一類,同樣對生命、信仰毫無把握,并進而意識到了“她對眼前這個人負有責任,她與他有了一份親情的聯結,這親情深深植根于她從來只作為空談說教的那份奧秘里”[5]111-112。

一向自我感覺良好的特平太太(《啟示》)莫名其妙地被陌生女孩兒襲擊,當她從尷尬和驚恐中回過神來,望著陌生女孩兒的眼睛,“她心里確信無疑,這個女孩認識她,認識得如此真切,如此個人化”,“這次超越了時空的無條件的相識”[6]645-646使特平太太第一次超越沾沾自喜的優越感與謙卑相遇。

面對失火的農場,括普太太(《火圈》)一臉驚恐和痛苦,“她的面龐看起來似乎很古老,似乎每個人都曾有過這樣的面孔,黑人有過,歐洲人有過,鮑威爾或許也有過”[6]250-251。對于黑人、歐洲難民、窮白人們的處境,括普太太此前從來不曾感同身受過,但在農場失火的暴力場景中她與這些人的痛苦相遇。

在《背井離鄉的人》中奧康納用兩幅暴力圖像勾勒了遠離歐洲戰場的美國人與歐洲難民的關聯和相遇。第一幅是肖特里太太的死,她中風死在離開農場的路上,在擁擠狹小的車內空間里,她死死地拽著兩個女兒的胳膊和腿腳,這一情境仿佛大屠殺畫面中橫七豎八的殘肢。第二幅是吉扎克的死,農場各色人等共同堅守著對吉扎克的排斥和歧視,在一次事故中,制動失靈的拖拉機順坡下滑,趴在拖拉機下工作的吉扎克對危險毫無察覺,而目睹這一險情的人都默不作聲,在眾人心照不宣的沉默中,他被拖拉機軋死。在場的每個人都參與了對吉扎克的謀殺,他們驚悚于這種罪惡的相遇,也不再能夠坦然地相互面對,因此紛紛離開農場,只剩下癱瘓在床的麥金泰爾太太由弗萊神甫照料。這兩幅暴力圖像使遠離歐洲戰場的美國人和歐洲難民建立了遙遠而又切近的關聯,所有人都相遇在人的本真處境中——所有人都是離鄉背井的人。

奧康納的作品都定格于暴力的相遇,讀者總免不了要好奇:有此經歷的人物是否在精神上得到提升?從啟示主義角度看,救贖并不是以人為主體的事件,救贖并不是被人接受或拒絕的客體,它是主動“降臨”的主體,是上帝惠予自身的啟示。盡管人的存在隨著與神圣的相遇而得以去蔽,但每個個體是否能體悟到本真存在,則是每個人本己之事,奧康納并不想代辦他人的“救贖”,因為“救贖”并不是一條適用于所有人的“樓梯扶手”。人物最終是否接受了救贖的恩典,作者不置可否,讀者不得而知。

如果拋開啟示主義人性觀,通俗小說中邪不壓正的套路是:符合主流社會準則的受害者最終戰勝或勸降行為舉止乖張的施暴者,如《好人難尋》的老祖母說服了“不合時宜者”放下屠刀,這不僅挽回了她一家人的性命,還使“不合時宜者”從此改邪歸正,走上正途。正如《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受到神甫的善舉的感化而成為良知英雄。但是《悲慘世界》的人性觀是人本主義式的,冉阿讓的形象是對人性的頌揚,他證明著人性向善的無限可能。然而奧康納的啟示主義人性觀卻是基于人類有限性的先驗設定,她無意去辨析“不合時宜者”和老祖母一家孰是孰非,而是通過暴力情節讓看似毫不相干的人并置于同一時空處境中。在超越于人性的神性啟示下,人才可能對于自身之缺殘和不完美擁有深刻的體驗性認同和無條件接納,才可能去憐惜另外一個同樣承擔著缺殘、同樣需要憐惜的生命。

結語

奧康納因其作品中濃烈的宗教啟示色彩而被稱為“十三世紀的女士”,但奧康納作品的接受語境畢竟不是中世紀,如何使超驗的宗教啟示能夠被現代讀者接受,這是個大問題,奧康納自己坦言:“(任何)致力于描寫人與上帝的相遇的作家面臨著這樣的難題:如何能使讀者理解并相信這種經驗——這種經驗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自然的。在任何時代,這都是一道難題,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尤其如此,這幾乎是一道不可破解的難題?！盵2]70暴力情節把救贖的恩典引入人的視野中,暴力的潛在效果在于滌蕩人精神上的陳年積塵,使人產生頓悟,但是在讀者對于奧康納的創作主旨不甚明了的情況下,暴力的效果往往落空了,奧康納卻因“美化暴力”而備受詬病,有評論者甚至認為奧康納的道德偏激與糾纏她一生的病魔和離群索居的生活方式有關。這些誤讀和責備正是奧康納的文學創作需要突破的地方。對此她或許也有所察覺,在過世的前一年,她在給瑪麗塔·蓋博修女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從事文學創作十八年,對于我所擅長的,我不能有所突破了,我應該去做更大的事情,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這個能力?！盵9]奧康納在此表達了突破自我的渴望,她想去嘗試更豐富的表達信仰的文學方式,但是遺憾的是,她的早逝帶走了這個愿望。面對各種誤讀,人們對奧康納作品的興趣恐怕只能如此解釋了:“一部想象作品的真正價值與是否所有人能欣賞它沒有任何關系;對它的考驗是,對于最能欣賞它的人,它能夠提供多大程度和什么樣的滿足?！盵1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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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9.9

A

1000-2359(2010)06-0210-04

黃宇潔(1975-),女,山東威海人,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校區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博士后,主要從事西方文論和美國文學研究。

2010-05-20

[責任編輯 海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