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讓人內疚的日子

文/裘山山

這個日子是1964年6月22日。

第一個感到內疚的人是本文的主人公，成都軍區測繪大隊的一名軍官，名叫杜永紅。當時他正奉命帶領一個作業小組，來到西藏崗巴中區的山野里，測量中尼邊界線。

杜永紅時年24歲，未婚。當然他有未婚妻，而且有了好多年了，但由于常年在野外工作，幾乎沒時間與未婚妻在一起，故一直未婚。他帶領他的作業組在崗巴執行測繪任務已經20多天了。崗巴地區平均海拔4000米，而他們測量的地方就更高了，“荒無人煙”這四個字是無法概括這兒的艱苦和惡劣的。杜永紅病倒了，而且患了非?？膳碌姆嗡[。但他不肯休息，堅持上山作業，結果昏倒在山上。同小組的戰友們把他抬下了山。他在帳篷里醒來，恢復知覺后的第一感覺就是內疚。他想，自己是個共產黨員，還是個作業組長，怎么能沒完成任務就倒下了呢，怎么能讓同志們抬下山呢？實在是太不應該了。

于是為了彌補自己的“過錯”，他一刻也沒休息，就開始整理當天的資料和圖紙，一直整理到深夜。當他終于完成工作想要休息時，才感到自己呼吸十分困難，以至于根本無法入睡。也許那時他的肺里已積滿了水。他想，反正躺著也睡不著，不如去站崗，讓能睡的同志去睡。他就走出帳篷，換下了站崗的戰士。

第二天早上，杜永紅看天色微亮，就叫醒做飯的戰士起來燒火做飯，他們今天還要上山，還要走很遠的路。叫醒炊事員后他就去睡了。誰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堅持到早上的，誰也不知道他去睡的時候，是不是覺得胸口好受一些了。

這第二位內疚的，就是被替下崗來睡覺的哨兵。事后回想起來，他不停地自責：我為什么要讓他替我站崗呢？是的，他是組長，可他也是病人??！我不該那么聽話地把哨位讓給他。是的，那天我也很累，我的身體也有氣無力，可他病得更厲害啊，他比誰都累啊。再說，他們組里哪位同志不累呢？他們進藏執行任務的全體測繪兵誰不是靠意志在支撐呢？

哨兵因為這樣的自責而哭泣。不，是痛哭，痛哭不已。

我們再往下說。早飯做好后，炊事員把大家叫起來吃飯，叫到杜永紅時他有些猶豫了，他知道他天亮才睡下，還知道他在生病。于是他繞過了他。

吃完飯要出發了。杜永紅還在睡，一個老同志說，今天咱們就別讓組長上山了，讓他在家歇一天吧。大家一致同意。他就囑咐炊事員，千萬不要驚醒他，讓他好好睡一覺，到中午11點時再叫他起來吃飯，免得他又硬撐著上山。炊事員點頭答應。

一個上午，帳篷里都靜悄悄的。炊事員在準備午飯時十分小心，輕手輕腳，生怕驚了組長的夢。他知道只要組長醒來，就會不顧一切地上山去?？偹愕搅?1點，炊事員走到帳篷門口，側耳聽了聽，里面一點兒聲音也沒有。他想組長實在是睡得太香了，已經很久沒這樣睡過了。他決定讓他再多睡半個小時。

到了11點半，太陽老高了，而且暖洋洋的，炊事員想，這下可以叫組長起來了，吃碗熱乎乎的面條，再好好曬曬太陽。他的病一定會好起來的。

他走進去，叫他。叫他的組長，叫那個叫杜永紅的人。但杜永紅一動不動，他大聲叫，他不動，他用力拍他，他也不動，他就使勁兒推他，他還是一動不動，就像一塊緊貼大地的巖石，除非火山爆發才能令它改變。他預感不好，掀開被子，才發覺他們的組長，他們的戰友杜永紅，早已僵硬。

這第三位內疚的便是炊事員。他想自己為什么要自作主張地晚叫他半小時呢？也許早叫半小時還會有救的。盡管后來醫生說，杜永紅的死亡時間是在早上，他還是內疚不已，他想我竟讓他的遺體那么孤孤單單地在帳篷里待了一上午。我該去陪陪他的啊。

炊事員抽噎著說不出話來。組里那位老同志勸慰他說，你不要這樣自責，如果怪應該怪我才是，是我叫你不要叫醒他的，是我說讓他好好睡一覺的。當然，我不知道他會一覺不醒，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不會讓他去睡的。哪怕我們輪流給他唱歌，哪怕我們輪流給他講笑話，哪怕我們再讓他去站崗，去工作，我們也堅決不會讓他睡的，我們會盡一切的努力讓他醒著，醒在這個世界上。

但所有的后悔都已無濟于事。杜永紅畢竟是睡去了，而且是永遠地睡去了。老同志成了第四個內疚的人。他默默地淌著眼淚，領著組里的同志把杜永紅仔細地包裹好，放在擔架上，抬到崗巴他們的總部去。

抬到半路時，見一匹馬卷著塵土飛奔而來。大家一看，原來是大隊醫生。醫生一見擔架就想下馬搶救。但所有的目光都在告訴他，已經晚了。醫生撲在擔架上就放聲大哭，邊哭邊說，我來晚了，我該再快一些的！我該昨天晚上就出發的！我就知道是你！我對不起你??！

原來，杜永紅病倒后，就給大隊醫生寫了封信，他說小組里有人病了，希望醫生方便的時候過來看一下。他沒說是誰病了，也沒說是什么病，有多嚴重，他是怕醫生知道了著急。他知道醫生很忙，進藏后生病的人太多。但醫生了解他，知道他身體不好，也知道他是個工作起來就不要命的人。一看信就猜到生病的是他本人，而且還猜到一定是病很重了他才寫這封信的，所以醫生一大早就騎馬往這邊趕，沒想到竟在路上與他的遺體相遇了。

醫生怎能不放聲大哭？

講到這里，醫生已經是第五個感到內疚的人了。

但故事還沒有完。杜永紅犧牲的消息傳到了阿里。當時在那里工作的另一個測繪小組的組長，是杜永紅的好友，名叫王玉琨，他一聽說崗巴犧牲了一個同志，心里馬上有種不好的預感：犧牲的人是杜永紅。

從拉薩出發前，杜永紅曾跟他說，他的那位和他談了好幾年戀愛的未婚妻，最近寫信來要和他分手。原因很簡單，她總也不能見到他，總也不能和他“談”戀愛。這么多年來他們一直是靠通信維持關系的。杜永紅有些難過，他跟王玉琨說，他想好好和他聊聊，還想給他看看他未婚妻寫的那些信，讓他分析一下還有沒有挽回的可能。信一共有40多封，進藏時他把它們全背進來了，他走到哪兒信就帶到哪兒，他試圖用這種方式留住愛情。

但他們沒有談成。出發前需要做的準備工作很多，兩個人都是作業組長，時間實在是不夠用。分別時王玉琨對杜永紅說，等我們完成了這次任務，一定找機會好好聊聊。

可沒等完成任務，杜永紅就犧牲在了崗位上。

王玉琨說，我真是非常后悔，當時無論如何該和他談談的，哪怕不睡覺，不吃飯，也該和他談談的，讓他說說心里的委屈，吐吐感情上的煩惱。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啊?？晌覅s讓他帶著心事走了，他永遠也沒機會向人訴說了！

王玉琨講到這里時，眼圈紅了。往事在38年之后依然折磨著他的心。如今他已是年過花甲的人了，他說杜永紅如果活著，也該年過花甲了。早已離開了部隊的他，依然忘不了當年丈量世界屋脊的那些日子，那些艱苦而又光榮的歲月。他把它們寫成了一篇日記體的報告文學，讓我看。而前面這個小故事，是在他講述中不經意提起的。但恰是這個小故事，像根針一樣一下子刺進了我心里。我知道我若不把它拔出來，心就一直會汩汩流血。

王玉琨是那個日子的第六個內疚者，也是這個故事的講述者。寫到他，故事似乎應該結束了。但我卻忽然想到，這世上還應該有一個為那天感到內疚的人，雖然她和西藏相隔遙遠，雖然她對那天一無所知。她應該是第七個內疚的人。

她就是那40多封信的作者，杜永紅當年的未婚妻。

盡管同為女人，我十分理解她無法承受的孤單和寂寞；但仍是同為女人，我推斷她一定會為自己在他臨死前提出分手而深感內疚。說得殘酷些，哪怕她晚說一個月，或者信在路途上耽誤一個月，杜永紅赴黃泉路時就不會那么孤單了。

王玉琨告訴我，杜永紅死后并沒有被授予什么稱號，因為在他們測繪隊，因勞累艱苦而犧牲在崗位上的人很多。但我想，有這樣一些為他感到內疚的人，就足以讓他不死了，他永遠活在他們的內疚里。而內疚，也是一種思念。

活在思念中的人，比獲得稱號更能夠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