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床醫生對藥事服務費認知狀況的調查分析

張 遼 ，潘梁軍 ，郭喜紅 ，蔣麗娣 ，郭阿娟

1.石河子大學醫學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0；2.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01

我國在2009年開始的新一輪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中提出了增設藥事服務費的相關政策。設立藥事服務費在醫藥體制改革背景下具有現實意義，其為提升藥學服務水平、完善公立醫院補償機制開辟了一條新路[1]，但至今國家尚未有具體的實施細則出臺。我國對藥事服務費的定義為醫生和醫院在向患者提供診療服務時所提供的合理、安全的用藥方案而加收的一項費用，也包括藥品在用于患者前的運輸、儲存等物耗成本[2]。在該定義中，醫生作為藥事服務費項目中最重要的角色被予以確定，因此，對臨床醫生藥事服務費認知的調查分析，能為衛生行政部門和醫院管理者更深入地完善并推進藥事服務費制度提供科學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0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在職（有執業醫師資格）臨床醫生705名為調查對象，發放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臨床醫生藥事服務成本調查問卷705份，收回631份，回收率為89.5%，其中，有效問卷612份，有效率為97.0%。

1.2 調查工具

采用自制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臨床醫生藥事服務成本調查問卷。調查問卷內容包括藥事服務費概況、藥事服務費測算與評估和藥事服務費收取方式3部分。選擇15名衛生事業管理、衛生經濟學、臨床醫學和統計學專家對問卷進行定性考評，修正后對25名進行預調查，其信度分析指標克朗巴赫系數為0.798。

1.3 調查方法

采取普查的方法，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人力資源部“朗新人力資源管理系統”中調出全院在職（有執業醫師資格）臨床醫生，剔除未定科室的新進人員，篩選后共計705名。調查過程采取他填問卷和自填問卷相結合的方法進行。調查員為本院臨床藥師，并經過課題組專業化培訓。調查時間為2011年 6月 10～30日。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EpiData 3.1軟件雙人錄入法進行問卷數據錄入及邏輯核對。采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以頻數描述、非參數檢驗和Spearman相關性檢驗方法進行數據統計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612份有效調查問卷中，男295名，占48.2%，女317名，占51.8%；民族、職稱和學歷構成情況見表1。

表1 612調查對象的民族、職稱及學歷構成情況

2.2 對藥事服務費政策的了解程度

2.2.1 不同職稱醫師對藥事服務費政策的了解程度 612名調查醫師中，對藥事服務費政策的了解持“非常清楚”和“清楚”態度的有454名，占74.2%；對該政策的了解持“不太清楚”和“不清楚”態度的有158名，占25.8%。采用列聯表資料非校正χ2檢驗，不同職稱的臨床醫生對藥事服務費政策的了解程度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3＜0.05）；Gamma檢驗證明，職稱與了解程度之間存在關聯（r=0.168，P=0.005＜0.05）；Spearman相關性檢驗證明，職稱的高低與了解的程度呈正相關關系（r=0.110，P=0.006＜0.05）。 見表 2。

2.2.2 不同學歷醫師對藥事服務費政策的了解程度 采用Kruskal-Wallis H檢驗顯示，不同學歷層次的臨床醫生對藥事服務費政策的了解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989，P=0.370）。見表2。

2.3 對藥事服務費勞動價值補償必要性的認同情況

在回答問題“現有報酬中是否體現了臨床醫生的藥事服務價值”時，只有13名臨床醫師認為現有的勞動報酬完全體現了其在診療過程中所提供的藥事服務價值，占總數的2.1%；認為部分體現的有204名，占33.3%；有395名認為現有的勞動報酬中很少或沒有體現其所提供的藥事服務價值，占64.6%。對問題“藥事服務費是否有必要包含臨床醫生的藥事服務價值”的回答中，有585名調查對象認為新設立的藥事服務費有必要包含臨床醫生的藥事服務價值，占95.6%，16名對該問題持無所謂態度，占2.6%，11名認為沒有必要，占1.8%。

表2 不同職稱和學歷人員對藥事服務費政策的了解情況

2.4 對藥事服務費作用及補償對象的認知

在問及“藥事服務費是支付給誰的費用”時，有433名調查對象認為藥事服務費應該共同支付給醫生和藥師，占總數的70.8%；分別有103名（16.8%）和21名（3.4%）調查對象認為藥事服務費應單純支付給醫生或藥師；有55名（9.0%）調查對象持不清楚和其他態度。收取藥事服務費作用的多項應答情況見表3。

表3 藥事服務費作用的多項應答情況

2.5 對藥事服務費緩解“看病貴”問題的看法

不用職稱和學歷的調查對象對藥事服務費能否解決“看病貴”問題的回答情況見表4。非校正χ2檢驗證明，不同職稱的調查對象對該問題的回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2.854，P=0.004＜0.05）；Spearman相關性檢驗證明，職稱的高低與對該問題的認可程度呈負相關關系（r=-0.157，P=0＜0.05）；采用Kruskal-Wallis H檢驗顯示，不同學歷的調查對象對該問題的回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19，P=0.991）。

表4 不同職稱和學歷人員對藥事服務費緩解“看病貴”問題的看法情況

2.6 對藥事服務費補償內容的認知

在該多項應答中，累計有425名（30.0%）調查對象認為“藥事服務費應當補償藥師的人力成本、耗材和管理等藥房運營的藥事成本”，556名（39.3%）選擇“除了補償藥房運營成本外還應體現醫師和藥師勞動的價值”，278名（19.6%）調查對象認為“藥事服務費除補償藥事成本外還應補償醫療服務虧損”，有137名（9.7%）調查對象認為“藥事服務費應完全補償藥品零加成后的損失”，19名（1.3%）選擇了“其他”。

3 討論

增設藥事服務費作為新醫改的一項內容已經引起了社會各方的關注，不同的利益相關方表達了不同的觀點，但未達成共識[3]。目前，國內關于醫院藥事服務費用的測算及藥事服務費占醫院補償總額的比例是多少等問題，沒有統一、明確的結論，有待進一步探討[4]。臨床醫生作為藥事服務費項目中的主要角色，其對藥事服務費的了解和建議對測算藥事服務成本和制訂藥事服務費實施細則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本調查發現，大部分臨床醫生都認為“藥事服務費是共同支付給醫生和藥師的費用”，這與吳可等[5]提出的藥事服務費是醫院藥房和社會藥店提供藥品和藥學服務收取的費用概念不同，也不同于楊麗等[6]提出的在我國醫生的藥事服務價值已體現在診療費中，藥事服務僅指由藥師提供的藥事服務這種說法。本調查顯示，臨床醫生的職稱層次與對藥事服務費政策的了解程度之間呈正相關，說明職稱層次高的臨床醫生對國家的醫藥衛生政策有著較為密切的關注；但隨著職稱的升高，臨床醫生對藥事服務費能解決“看病貴”問題的認可程度卻隨之降低，說明高職稱臨床醫生對藥事服務費的積極作用并非持肯定態度。這也說明，對政策的了解并非代表對政策的支持。而臨床醫生的學歷層次與對藥事服務費政策的了解程度間沒有相關關系，說明學歷并不是影響了解政策的因素。本研究結果顯示，64.5%的臨床醫生認為“現有的勞動報酬中很少或沒有體現其應有的藥事服務價值”，說明現有的醫療項目收費并未完全體現醫生的勞動價值；95.6%的臨床醫生認為“新設立的藥事服務費有必要包含其藥事服務價值”，說明臨床醫生對現行的價值分配體系并不滿意，有必要通過藥事服務費改革而體現其真實的勞動價值。

[1]龐浩龍,席曉宇,陳高潔.藥事服務費研究和實施進展[J].藥品評價,2011,8(2):4-7.

[2]張健,張平原,蘭茜.論取消藥品加成對公立醫院的影響[J].中華醫院管理雜志,2009,25(8):521-524.

[3]張崖冰,張丹,何江江,等.有關藥事服務費的定義及其測算方法的探討[J].中國衛生政策研究,2011,4(1):9-13.

[4]李維華,楊幼平.我國實施“藥事服務費"的可行性分析及實施策略[J].衛生經濟研究,2010,(5):18-19.

[5]吳可,史錄文.醫療機構設立藥事服務費問題研究[J].中國執業藥師,2010,7(5):34-37.

[6]楊麗,程曉明,孫曉勇,等.浙江省市級中醫醫院中草藥藥事服務實際成本測算及影響因素研究[J].中國衛生經濟,2010,29(10):5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