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梓說“詩”與《儒林外史》的創作本旨探析

米粟磊，趙春輝

(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吳敬梓說“詩”與《儒林外史》的創作本旨探析

米粟磊，趙春輝

(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吳敬梓治經說“詩”不受宋儒、漢儒所限，采取的是斟酌漢、宋，兼取眾家的方式。這不僅表現出他文學上的深刻見地，而且也表現了他的人生觀念和政治態度。從吳敬梓的《七子之母》、《女曰雞鳴》兩篇“詩說”的內容以及《儒林外史》中杜少卿“說詩”的相關情節來看，可以發現，其思想觀念中含有儒家的原教旨思想，推崇的是儒家的仁孝觀念，并以此來否定功名富貴和科舉制度。是故，如果說功名富貴是一篇之骨，那么仁孝觀念則是一篇之魂。

吳敬梓;《儒林外史》;創作本旨;仁孝觀念;功名富貴

一、吳敬梓與治經說“詩”

吳敬梓不僅是清代杰出的小說家，也是卓有成績的學者，他“涉獵群經，穿穴文史”［1］(P21)。程晉芳在《文木先生傳》中說:“(吳敬梓)與余族綿莊為至契，綿莊好治經，先生晚年亦治經。曰: ‘此人生立命處?！保?］(P132)吳敬梓治經包括《詩經》和《書經》。在為朋友江賓谷所作的《尚書私學序》中，吳敬梓說:“不在宋儒下盤旋，亦非漢、唐諸賢所能籠絡?！保?］(P191)這一著名論斷是針對當時學術上的漢宋之爭而發的，不僅稱贊江賓谷的《尚書私學》在治學上無門戶之見，而且體現了他唯理是從的精神?？芍^立意高遠，給今人的治學帶來了很大的啟發。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吳敬梓的治《詩經》，是吳氏世代相傳的學問。吳敬梓高祖吳沛著有《詩經心解》，曾祖輩中吳國鼎著有《詩經講義》、吳國縉著有《詩韻正》，而吳敬梓本人也著有《詩說》［2］(P161－162)。關于吳敬梓著《詩說》，多有記載，如程晉芳說吳敬梓“著有《詩說》若干卷”［2］(P132)，王又曾則說 “《詩說》八卷”［2］(P129)，沈大成卻說“《詩說》數萬言”［2］(P141)，章學誠與金和都說是七卷［2］(P149、P279)。雖然諸家記載吳敬梓的《詩說》卷數不一，但其治過《詩經》是一致公認的。一般認為吳敬梓的《詩說》已失傳，然而1999年，周興陸先生不意在上海圖書館發現了該書抄本，封面題為《文木先生詩說》，共44篇，中間第17、18頁缺損，約為1篇的內容，剩下43篇，凡11000字。周興陸先生在《復旦學報》上發表了《〈詩說〉劫后復存》一文，詳細敘述了發現的經過，并公布了《詩說》，這在學界引發了一場研究《詩說》與《儒林外史》的熱潮［3］(P5－9)。

吳敬梓在其小說《儒林外史》第34回“議禮樂名流訪友備弓旌天子招賢”中，曾述及杜少卿與遲衡山、馬純上等“說詩”事，談到《凱風》、 《雞鳴》和《溱洧》等篇，其中《凱風》和《雞鳴》兩篇恰好見于《文木山房詩說》中，分別為第16篇的《七子之母》和第20篇的《雞鳴》。通過比較，發現《文木山房詩說》中這兩篇和小說中的相關內容基本相同。

關于《凱風》， 《文木山房詩說·七子之母》載:“‘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作《凱風》之詩。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缫蛞L流行，背其死夫，棄其生子，而思再嫁，謂之過小，可乎?竊意‘不安其室’云者，或因飲食興居稍不快意，年老婦人未免囂凌詬誶。七子故痛自刻責不能善其孝養，以慰母耳，未必因思再嫁也。古者，女子二十而嫁，已生七子，三年乳哺，至第七子成立之時，母年殆將五十，豈有半百老媼，而欲執箕帚為新婦者哉!讀孝子之詩而誣孝子之母，予心有不忍焉。故立此說，以俟后之君子?！保?］(P99－100)而《儒林外史》中作者借杜少卿說:“朱文公解經，自立一說，也是要后人與諸儒參看。而今丟了諸儒，只依朱注，這是后人固陋，與朱子不相干。小弟遍覽諸儒之說，也有一二私見請教。即如《凱風》一詩，說七子之母想再嫁，我心里不安。古人二十而嫁，養到第七個兒子，又長大了，那母親也該五十多歲，哪有想嫁之禮!所謂‘不安其室’者，不過因衣服飲食不稱心，在家吵鬧，七子所以自認不是?！保?］(P334－335)而于 《雞鳴》， 《文木山房詩說·雞鳴》載:“朱子讀《女曰雞鳴》之詩，曰:‘此詩意思甚好。讀之有不知使人手舞足蹈者?！T儒所解者亦甚多，究未得此詩之妙在何處。竊意此士乃樂天知命而能化及閨房者也。人惟功名富貴之念熱于中，則夙興夜寐，忽然而慷慨自許，忽焉而潦倒自傷。凡琴瑟、罇罍、衣裳、弓檄，無一而非導欲、增悲之具。妻子化之，五花誥、七香車，時時結想于夢魂中，蒿簪、綦縞、亦復自顧而傷懷矣。故王章牛衣之泣，注其貧也。所以終不免于刑戮。即伯鸞之妻，制隱者之服，猶谷立隱之名也。此士與女豈惟忘其貧，亦未嘗有意于隱。遇鳧雁則弋，有酒則飲，御琴瑟則樂，有朋友則相贈，士絕無他日顯揚之語以驕其妻，女亦無他日富貴之想以責其夫。優游暇日，樂有余閑。此惟三代太和宇宙時，民間或不乏此，而鄭當淫靡貪亂之世，乃有此修身、齊家之君子。故詩人述其夫婦之私言，佩諸管弦，便可使威鳳翱翔，而游魚出聽也。比戶盡如此士女，倘所謂風動時雍者矣。其所關于人心政治者，豈細故哉!”［4］(P109－100)《儒林外史》中作者則借杜少卿說:“但凡君子橫了一個做官的念頭在心里，便先要驕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鬧起來。你看這夫婦兩個，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琴飲酒，知命樂天。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蓖瑫r吳敬梓又借杜少卿之口痛詆娶妾陋習，認為:“娶妾的事，最傷天理;天下不過是這些人，一個人占了幾個婦人，天下必有幾個無妻之客。人生須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別嫁?！笨梢妳蔷磋髡f詩，主張不要只依朱注，要與諸儒參看，而且認為《凱風》一詩之旨不在于說七子之母要思再嫁，只是贊美七子之孝，《女曰雞鳴》一詩之旨不在于是否淫佚，而在于樂天知命，不以功名富貴為念。

吳敬梓《詩說》這一著作的發現，意義重大，不僅在于為小說中相關的情節提供了直接的素材和可資參照、借鑒的文獻，而且能夠從中窺見作者吳敬梓的思想觀念，這對于探討《儒林外史》思想主旨無疑是有幫助的。

二、《七子之母》與《儒林外史》的孝道觀念

《凱風》一詩，今人注為:“這是一首兒子頌母并自責的詩?！保?］(P80)這是否完全符合詩之本意，我們姑且不論。但是這一觀點與古人，即漢儒、宋儒的解釋是不同的。

《詩序》認為:“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编嵤瞎{曰:“‘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薄睹姽视杺鳌氛J為:“不安其室，思再嫁也?！笨追f達在此基礎上又發揮說:“成其孝子自責之志也。此舉孝子之美，以惡母之欲嫁，故云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則無子者，不能安室可知也?！泵献诱J為:“親之過小者也?！币彩窃诔姓J了七子之母是“思再嫁”的前提下進行評說的。朱熹《詩集傳》解此詩，也與此相同，認為:“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辭。婉辭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保?］(P80－81)綜觀以上漢儒宋儒諸說，都是認為此詩寫母親欲再嫁，而七子自責。

對于七子之母“思再嫁”的主題，吳敬梓認為是不妥當的，并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認為，七子“痛自刻責不能善其孝養”，是因為家中日?，嵤率鼓赣H不快，生活飲食起居使母親不安;而絕不是什么母親為了“淫風流行”就“思再嫁”;孟子、漢儒及宋儒說詩，讓一半百老嫗“執箕帚為新婦”是于情理不合的，況棄其七子，本身又是“誣孝子之母”失其慈心。吳敬梓的新說可以說既突出了七子之孝，又贊揚了七子之母的慈愛之心，也維護了七子之母的尊嚴貞潔。真可謂:“一言解頤妙義出，《凱風》為洗萬古誣?！保?］(P781)這一觀點與今人的解釋相差無幾?？梢哉f具體體現了吳敬梓“不在宋儒下盤旋，亦非漢、晉諸賢所能籠絡”的治經精神，突出表現了吳敬梓完美的孝道觀念。與吳敬梓同時代的學者，也同樣對于漢儒宋儒的解說不滿，比如范家相《詩沈》就辨此詩無“母嫁”之意，說:“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艏纫迅募?，則義與父絕，非小過矣。蓋不安其室，而七子作此以自責，欲嫁而中止，故曰‘小過也’，詩無母嫁之意，甚明?！蔽涸从指鶕睹献印防锇选秳P風》和《小弁》相并提，《小弁》詩是詠詩人為后母虐待之事的，以為《凱風》為七子孝其繼母之詩。［3］(P97－98)這兩種解釋，也都認為沒有“母思再嫁”之意，避免了贊美孝子與惡母再嫁之間的矛盾。然而均沒有吳敬梓的解釋通達、透徹，因為吳敬梓說詩是直接從詩意、從情理出發的。

吳敬梓說詩如此重視孝道，這一點在《儒林外史》中也得到了印證。

《儒林外史》的深刻性，可以說，不僅表現在對否定性人物和文化現象的批判、諷刺之中，而且表現在對肯定性人物和文化現象的贊美、反思之中。在吳敬梓筆端所歌頌的人物，莫不以“孝”聞。如“楔子”中，寫王冕七歲死了父親，母親只好做些針線，供給他去讀書;后來家境更艱難，母親只好讓他到鄰居秦老爹家放牛。當母親將這一想法告訴他時，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里坐著，心里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書去讀?！贝撕?，在秦老爹家放牛，每遇秦家煮些腌魚、臘肉給他吃，他便拿荷葉包起來，給母親吃。一個十來歲孩子如此孝順母親，確實催人淚下。王冕在歷史上是實有其人，但小說中這一情節卻不見于《明史·王冕傳》，也不見于明人宋濂《宋學士文集·王冕傳》、清人朱彝尊《曝書亭·王冕傳》。吳敬梓如此構造情節，顯然旨在借王冕的事親至孝為世人立一榜樣。

除了楔子中的王冕之外，作者于正面贊美人物還有馬二先生、杜少卿、虞育德、蕭云仙、莊濯江等，他們無一不是崇尚孝道的。杜少卿是書中作者推舉的一個極為重要人物，他是一個有名的孝癡。他甚至“但凡說是見過他家太老爺的，就是一條狗也是敬重的”。婁煥文不過是他家太老爺的一個門客，然而當其害病時，就“養在家里當做祖宗看待，還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虞育德給人家看完葬墳地之后回家，得知有人因父親病死無錢埋葬而欲跳水自殺后，便馬上送給他四兩銀子，并說:“這是你的孝心，但也不是尋死的事?！笔捲葡梢蛐蕹枪け还げ亢藴p追賠不得不回到家里，恰值父親病死，蕭云仙呼天搶地，盡哀盡禮，治辦喪事。心里嘆息道:“人說‘塞翁失馬’，未知是福是禍。前日要不為追賠，斷斷也不能回家，父親送終的事，也再不能自己親自辦?？梢娺@番回家，也不叫做不幸?！笨梢娫谄湫闹?，孝還是第一位的，做官侍君則次之。

吳敬梓在寫到那些讀書人在仕途上逐漸墮落時，也是以孝悌觀念的消退或喪失作為標志的。比如范進參加鄉試回來，母親已經餓了三天;他急忙抱了雞去集上賣，好買幾升米煮粥吃，這可見出他的樸拙和有孝心?？墒侵信e后，母親歸天，卻不管大禮上可行得行不得，拿母親去世一事，竟與張敬齋一起跑到高要縣湯知縣那里打秋風。再比如荀玫與匡迥二人，本來都是誠實的農民子弟，可是科舉考中后，荀玫在王惠的慫恿下，竟去謀求范進要將自己父親去世的消息瞞下，來一個匿喪不報;匡迥為考取內廷教習，母親病危在家是根本不聞不問且又停妻再娶，人倫可以說是喪失殆盡。

《論語·學而》:“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孝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薄洞髮W》:“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痹趨蔷磋餍哪恐?，孝悌理所當然是人生修身之本，立命之本，認為一個失去了孝悌之心的人，就不可能成為真儒與名士，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愛民如子的好官。

由此，我們知道，《儒林外史》中表現出來的孝道觀念，與其《詩說》是一脈相承的。表現的都是對儒家傳統思想的重視與認同。

三、《女曰雞鳴》與《儒林外史》的功名富貴觀念

《女曰雞鳴》一詩，今人注為:“這是一首新婚夫婦之間的聯句詩。夫婦倆用對話的形式聯句，敘述早起、射禽、燒菜、對飲、相期偕老、雜佩表愛的歡樂和睦的新婚家庭生活?！甭勔欢唷讹L詩類鈔》也持此種觀點:“《女曰雞鳴》，樂新婚也?！保?］(P235－236)關于這首詩的解釋，漢宋諸儒有不同的觀點。 《毛序》云: “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卑堰@首詩解釋為好色不說 (好)德，真讓人有些莫名其妙。朱熹《詩集傳》云: “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于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庹呙餍且殉龆鵂€然，則當翱翔而往弋，取鳧雁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于宴昵之私可知矣?！保?］(P105)朱熹的解釋推翻了“好色不好德”之說，但他認為這詩寫的不是夫婦相樂，而是夫婦互相警戒，似乎與情理不合，夫婦豈有新婚即相警戒耳。

吳敬梓認為這首詩包含了夫婦相樂的內容，這一點與聞一多及今人是不矛盾的。但他又在此基礎上借題發揮，來表白自己的人生態度，即對熱戀功名富貴的批判，對于絕意功名富貴的贊賞，特別是對詩中夫婦“優游暇日，樂有余閑”的描寫，認為這是三代之民風。而于此，我們就看出了吳敬梓的思想觀念和政治觀念。

關于吳敬梓對于功名富貴的態度，在《儒林外史》中的體現是最為明顯的?！拔逅摹币詠黻P于《儒林外史》的主題問題存在諸多爭論，有的認為是反對八股科舉，比如胡適的《吳敬梓傳》［9］(P3－4);有的認為是儒林丑史，比如《儒林外史》批判小組的《儒林群丑的諷刺畫卷》［10］(P23－25);有的認為是儒林痛史，比如傅繼馥的《一代文人的厄運——儒林外史主題新探》［9］(P207);也有的認為是文化反思，比如寧宗一《吳敬梓對中國小說美學的貢獻》［11］(P22)。但是不管哪一說，它都是圍繞“功名富貴”四字展開的，只有這四字才是全書的核心，才是全書的主脈，因為封建社會文士們圍繞著旋轉的中心無它，就是功名富貴。于此，業師張錦池先生則一語道破玄機:“八股科舉—功名富貴—一代文人有厄，是作品同一主題的三個側面，功名富貴以其對社會人心的直接毒害而被置于三個層面的中心，但作者機鋒所向卻是整個仕途經濟和世態人情?！保?2］(P364)閑齋老人曾評為:“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也;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也;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層為中流砥柱?！保?］(P255)因此，可以說“功名富貴”四字作為全書的主腦，它既是作品的主題，也是作者描述百年士人行狀的思想線索。

書中主要人物杜少卿一般認為是吳敬梓本人的寫照。［13］(P110)他就是極鄙視功名富貴的，書中描繪他不但在老家天長縣散盡家資濟人之急，而且寫他搬到南京后又托病辭掉朝廷的征辟。還有書中其他作者肯定人物都是反對功名富貴的，比如王冕、莊紹光、虞育德等。以上表明，小說中吳敬梓對于功名富貴的態度與他說詩的本旨是一脈相承的。

在《儒林外史》第33回中，寫杜少卿夫妻同游?！斑@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攜著娘子的手，出了園門，一手拿著金杯，大笑著，在清涼山岡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個婦女嘻嘻笑笑跟著，兩邊看的人目眩神搖，不敢仰視?！奔氂^杜少卿夫婦，不就是《女曰雞鳴》詩中夫婦的影子嗎?還有作者贊美的奇女子沈瓊枝，從有錢的鹽富人家中逃走，只身到利涉橋賣文為生。她為的是什么?為的就是要自己的人格，盡管作為鹽商，富可通國，但沈瓊枝視之如糞土、如敝履。而與此正好相反的是，第53回中，寫妓女聘娘侍奉陳木南睡下后，夢見自己正穿戴著鳳冠霞帔到國公府去，突然從路邊走過一個黃臉禿頭師姑，一把把她從轎中揪出。夢境固然暗示娉娘最后的歸宿，但這里不也正是“詩說”中吳敬梓所批判的所謂“五花誥、七香車，時時結想于夢魂中”的生動寫照嗎。于此，是能見出作者的鮮明態度的。

四、結論與余論

通過吳敬梓的《詩說·七子之母》，比照《儒林外史》一書中的人物與情節，我們不難發現，吳敬梓思想觀念中含有儒家的思想，推崇的是儒家的仁孝觀念。而通過《詩說·女曰雞鳴》，我們又會發現吳敬梓是否定功名富貴觀念的，這種否定是站在儒家思想上進行的。換言之，若說功名富貴是一篇之骨，那么仁孝則是一篇之魂。而這在《儒林外史》中是一以貫之的。

同時，吳敬梓治經說詩的特點是不受漢儒宋儒所限，采取的是斟酌漢、宋，兼取眾家的方式，不僅表現出他文學上的深刻見地，而且也表現了他的人生觀念和政治態度。

在《儒林外史》中作者曾借遲衡山說:“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湯武，卻全然不曾制作禮樂?！庇终f道:“我們這南京，古今第一個賢人是吳泰伯，卻并不曾有個專祠，那文昌殿、關帝廟，到處都有。小弟意思要約些朋友，各捐幾何，蓋一所泰伯祠，春秋兩仲，用古禮古樂致祭。借此大家學習禮樂，成就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笨梢?，吳敬梓的世變情懷不是嚴夷夏之防，更不是所謂的倡導反清復明，他只是不滿意當權的統治者踐踏了傳統的禮樂文化，他要借泰伯祠大祭，來助助政教，表達他對當權者的一種希冀與期待。關于這一思想，在《詩說》中也有所體現，如第27篇《秦人不用周禮》內容，吳敬梓說《蒹葭》詩，感慨“秦不能用周禮，致知周禮之人，遙遙在水一方，而不知訪求”，而致使“天地閉，賢人隱”［4］(P135)。第28篇《秦之士賤》內容，指出秦國士人貧賤且不見用，而秦王所用的都是非禮非義之士，“吾于其來秦也悲其遇，而猶于其去秦也信其賢”［4］(P138)。也就是說，秦國淪喪了儒家的禮樂，不能以禮待士，因此士離開秦國，是可敬的。此其一。

書中吳敬梓的影子人物杜少卿借病辭官后，與遲衡山說:“這征辟的事，小弟已是辭了。正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業，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寧可不出去的好?！鼻f征君辭官還家，也曾感嘆“我道不行”。蕭云仙奏凱青楓城，立下大功，卻因筑城而被工部核算為“任意浮開”，追賠得家產蕩盡。湯總鎮剿滅苗匪，不但得不到擢升，反而落個“率意輕進，糜費錢糧，著降三級調用”的下場。這些都寄寓了吳敬梓“無道則隱”的人生態度。這一點，在《詩說》中表現得更是直接。如第17篇《簡兮》說:“余反復《簡兮》詩，而嘆‘碩人’之見淺也。士君子得志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鴻飛冥冥，弋人何篡?何必以仕為?”［4］(P101)吳敬梓反對追求官爵俸祿，認為這種世俗追求，容易落入他人的羅網之中，若能像高飛的鴻鵠，遠離塵囂，則會避免中了“弋人”的機關。若不得已而出仕，則應抱關擊柝，恭奉其職。若不得志，就應該退隱田下，潔身自好。此其二。

研究《儒林外史》內容，曾經有過一種說法，那就是認為吳敬梓的思想存在一種轉變，是“封建家庭的浪子到封建階級的逆子”、“從篤信儒家思想到竭力追求民主思想”。如果聯系《詩說》內容，我們發現吳敬梓還不能說是“封建階級的逆子”。因為，他用來批判當時科舉制度和程朱理學制約下的世道人心的武器，是儒家原教旨的禮樂文化，他并沒有走出儒家的詩教傳統。吳敬梓在《詩說·豳》中曾引王安石對《七月》的評價說:“仰觀日星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以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保?］(P143)再聯系上面述及的《雞鳴》內容說:“此惟三代太和宇宙時，民間或不乏此，而鄭當淫靡貪亂之世，乃有此修身、齊家之君子?！庇终f:“比戶盡如此士女，倘所謂風動時雍者矣。其所關于人心政治者，豈細故哉!”這些，若與《儒林外史》中泰伯祠大祭聯系起來看，就更會看出吳敬梓的理想不過是要用上古禮樂社會來對比當時世風的澆薄。我們還看不出吳敬梓有什么背離封建主義、走出儒家思想的跡象。只能說，吳敬梓是用儒家原始的“禮”來補助當時主宰人性的“理”，用儒家原教旨的禮樂文化來取代科舉制度下腐蝕士人的所謂名士文化。此其三。

要之，說《儒林外史》包含著吳敬梓對“明清文化世變的歷史反思”［3］(P33)，固是無差，但這還不是《儒林外史》的本旨所在。顯然，業師張錦池先生認為，吳敬梓創作《儒林外史》是在“悲愴的緬懷三代”［14］(P51)，是一語中的的。因為，這不但與吳敬梓說“詩”的精神是一脈的，而且也正如同吳敬梓在楔子中借王冕之口所說的那樣: “以仁義治天下，則何人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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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張錦池.中國古典小說心解［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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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6.2

A

2095－0292(2011)06－0082－05

2011－11－05

黑龍江省博士研究生創新科研項目 (項目編號:YJSCX2011－405HLJ)

米粟磊，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宋元明清文學;趙春輝，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古代小說與文獻。

［責任編輯 薄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