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當代人類學理論中“結構”與“能動性”問題

丁雨迪

[摘要] 無論是結構理論還是能動性理論，都具有自身的缺陷。結構理論過于強調外在的社會對個體行為的制約，而能動理論則忽視了社會的存在。但是人類學理論中的結構流派和能動流派都并非極端的決定論者，結構理論不乏對能動性的關注，能動性理論同樣也在探索社會結構這一問題。

[關鍵詞] 結構; 能動性; 文化人類學

結構與能動性問題的社會學追溯

結構與能動性問題最早可以追溯到社會學理論的唯實論與唯名論之爭。唯實論是一種關于社會學思想性質的觀點或理論傾向。因與中世紀經院哲學的正統派理論唯實論有相通之處而得名。

唯名論因淵源于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非正統派理論唯名論而得名。在唯名論看來，只有個別的東西（特殊、殊相）才是實際存在的，而一般（概念、共相）不過是人們用來表示個別的東西的名稱；個別才是科學的對象，一般則是邏輯的對象。與之相應，社會唯名論認為，個人是實際存在的，社會則是各人的行動的產物或互動的形式；對社會的認識是以對個人的認識為基礎的，而認識社會最終也是為了認識個人。

二、結構理論

在早期的人類學理論中，從人類學的第一個學派古典進化論開始，到傳播學派，以及歷史特殊論和新進化論學派，并未涉及到強烈的結構與能動性的關系問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歷時性分析范式的影響。在以因果決定論的歷時分析研究方法中，沒有主體能動性的問題，也就不存在當地人觀點的表達。結構與能動性的關系問題，很大程度上是人類學研究范式從歷時性向共時性偏移過程中被凸現出來的。

20世紀20年代，功能主義的出現，使人類學研究范式從歷時性向共時性轉移。歷時性研究強調文化的歷史起源，是縱向性研究：共時性強調文化的本質、結構功能等，是橫向性研究。英國人類學家拉德克利夫一布朗(Radcliffe-Brown，Alfred Reginald)建立了結構功能主義學派，這一學派是法國涂爾干社會學主義在英國的延續。涂爾干反對用個人或是心理因素來解釋社會，他認為，社會現象只能從社會本身的研究去解釋。

作為社會科學三大思想源頭之一的涂爾干，認為社會是超越個體的強大外在物，社會自成其類并對個體產生強制。涂爾干創造了“社會事實”的概念，將其視為客觀的和普遍存在的“物”，它外在于個體，并支配和制約個體的行為。

拉德克里夫－布朗深受涂爾干的影響，也認為社會是超然于個體而存在的，并且這種認識適用于所有的社會，人類學的任務在于描繪不同社會的結構體系及其運作的功能關系，再比較這些社會結構的差異及其成因。在拉德克里夫－布朗眼里，人類學就是比較社會學，他只不過把涂爾干的認識擴展到異域社會的研究中而已。

在涂爾干和拉德克里夫－布朗的視域里，社會是有其客觀運作規律的實體，社會學和人類學是要通過經驗性的實證研究，像自然科學一樣，在理性和邏輯的范圍內得出結論，否則便是謬論，便是經不起科學檢驗的形而上學。

然而此時在法國，受涂爾干社會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和索緒爾結構語言學影響的列維一斯特勞斯(Levi-Strauss，Claude Gustave)的結構主義，把這種結構性推向了極致。列維一斯特勞斯所說的“結構”，不同于涂爾干、拉德克利夫一布朗所涉及的社會結構，而是社會結構之下的結構，是人類普通的心智結構。

能動性理論

一些人習慣把拉德克利夫一布朗與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 Kaspar)共稱為功能主義的代表，但馬林諾夫斯基的理論也被稱為需求理論。在馬林諾夫斯基看來，文化首要滿足人的心理和生理的需求，社會是此基礎上次生出來的，而拉德克利夫一布朗恰恰相反。在漫長的田野工作中，馬林諾夫斯基發現，土著人也有自己的理性?！霸谡沓鐾林L俗的原則和規律時，在從搜集來的證據及土著人的陳述中取得這些原則和規律的精確準則時，他發現，這種格外精確與真實的生活格格不入，真實的生活從未死板地依附于任何原則?！瘪R林諾夫斯基關注當地人的觀點，但是，他關注更多的是方法論問題，對于當地人的觀點，他并不放心，所以在訪談與參與之外，他還強調了觀察，正是通過對觀察和訪談結果加以對照，他得出，土著人所說的并不一定代表他們所做的。

弗雷德里克?巴特(Barth，Fredrik)在實踐能動性的方面，研究的更深入一些，并且由此開始人類學中結構與能動性的爭論。巴特的理論被稱為交易理論或是互動理論。其實在巴特之前，已經有一些人類學家涉及到互動理論，如莫斯的禮物交換理論。巴特的關注點是：一個社會是怎樣通過人們所作的各種利益選擇決定來生成和維系以及改變的。

如果說巴特互動理論是人類學能動性研究真正意義上的開始，那集大成者卻是克利福德?格爾茨( Clifford Geertz)。格爾茨是極具有影響力的人類學家，如果說馬林諾夫斯基試圖把人類學帶向了科學，那么格爾茨所做的便是把人類學從科學引向了人文。他不像其他人類學家，試圖從多樣化的文化中推知全人類共通的人類認知體系，而是在于通過了解“當地人觀點”，來闡釋當地的文化與社會，理解“地方性知識”形成獨特的人觀。關注當地人觀點，是格爾茨闡釋人類學的基本內容，更是主體能動性研究取向的重要標志。

結構與能動性理論的綜合嘗試

以上論述了人類學理論變遷中結構理論的發展，同時也分析了具有能動性的理論。但是，無論是結構理論還是能動性理論，都具有自身的缺陷。結構理論過于強調外在的社會對個體行為的制約，而能動理論則忽視了社會的存在。但從上面的理論中看到，人類學理論中的結構流派和能動流派都并非極端的決定論者，結構理論不乏對能動性的關注，能動性理論同樣也在探索社會結構這一問題。

針對結構與能動性的雙重特點，布迪厄提出了“慣習”( habitus)這個概念，并且這一概念貫穿于布迪厄理論的始終。Habitus是一個拉丁語的借詞?！皯T習”這個概念，不只用來表示同人的行動時刻伴隨、并指導行動始終的社會意識，而且還用來強調與社會結構共時并存、同時運作的行動者的稟性系統?！皯T習”具有典型的結構與能動性的雙重性，它巧妙的將看似相互對立的力量和因素結合起來：將物質性與精神性、主觀和客觀、外在和內在、靜態與動態、歷史與現實、實在與潛在等各種因素和力量，都在“慣習”的結構及運作中，相互穿插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系統，它表現的是行動者與社會的不可分割性。但“慣習”不是宿命。由于“慣習”是社會結構內化為人格，又外化的歷史過程，所以它是一個“開放的性情傾向系統”，不斷隨著經驗而變，從而也在經驗影響下不斷的強化，或是調整行動者的結構。它是穩定持久的，但不是永久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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