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隊：當代中國農村工作的特殊組織及形式＊

劉 金 海

（本文作者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政治學研究院教授 武漢 430079）

中國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離不開農民的積極參與。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非常重視農村和農民工作，始終把發動和組織農民作為各個時期的主要任務。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中國特色的農村工作組織和方式，即根據不同時期的不同情況，緊緊圍繞黨在農村工作中的重心和主要任務，向農村派駐工作隊——深入農村，組織農民，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貫徹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促進農村的建設和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工作隊不僅僅是從事農村工作的一個特殊組織，而且是透視當代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一個關鍵性詞匯。作為一個關鍵性的詞匯，它的內含及內容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隨著歷史的發展逐漸形成的。

一、工作隊的由來與歷史

工作隊，有兩種含義：一種是原型意義上的，特指軍隊；另一種是指 “有組織的集體”。在中國，工作隊的出現首先是原型意義上的，指 “干工作的軍隊”。干什么工作呢？從當代中國歷史來看，顯然不是武力和軍事性的戰斗任務，而是與群眾有關的工作。這首先反映在毛澤東的思想中。1927年底，毛澤東在總結紅軍攻占茶陵經驗時就指出，部隊必須執行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三項任務①轉引自 《中國共產黨歷史 （1921—1949）》第1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253頁。。其中，第三項任務就是紅軍作為工作隊的主要工作，并且是革命軍隊的三大任務之一。1929年12月，古田會議進一步明確提出：“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雹佟睹珴蓶|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頁。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群眾路線成為人民軍隊的三大法寶之一，宣傳、發動和組織群眾是人民軍隊的重要工作。它帶來的結果是，農民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不同時期的武裝力量——紅軍、八路軍、新四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絕大部分成員都是穿著軍裝的農民；而且，農民還是中國革命的依靠力量，除了正面戰場上的軍隊外，普遍組織并建立了自衛軍，如 “廈青團工作隊”、“武漢民眾戰時工作隊”等②參見洪椰子：《發動群眾武裝保衛閩南——廈青團第二、第八工作隊活動回憶》，《福建黨史通訊》1986年第6期；《武漢區民眾戰時工作隊組織實施細則》，《武漢文史資料》1998年第3期。，有一些地區還建立了民兵組織；并且，農民還積極參與到后勤、保衛和服務等工作中。很明顯，這一時期，工作隊成為人民軍隊的一個代名詞。

解放戰爭后期，特別是三大戰役勝利后，中共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認識到，嚴重的戰爭時期已經過去，共產黨面臨的新任務是如何“接收并管理大城市”，并且 “除城市外，還有廣大鄉村的工作要你們 （軍隊干部和戰士們）去做”。因此這一時期，人民軍隊的主要任務應該由革命斗爭轉到城市管理和農村工作上來?；诖?，毛澤東 “及時地提出了人民解放軍不但是一個戰斗隊，同時必須是一個工作隊，而且在一定條件下主要地要擔負工作隊的任務”。這一思想反映在1949年2月8日他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寫的回復第二野戰軍和第三野戰軍的電報 《把軍隊變為工作隊》中：“軍隊不但是一個戰斗隊，而且主要地是一個工作隊?！雹邸睹珴蓶|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05頁。這種認識上的轉變意味著工作隊的內涵和內容將要發生變化。

這一轉變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得到了體現，并有所突破。毛澤東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斗隊”，同時更為主要的是， “人民解放軍又是一個工作隊，特別是……隨著戰斗的逐步地減少，工作隊的作用就增加了”。很明顯，由于革命形勢的轉變，人民軍隊作為 “工作隊”的任務將上升到主要地位，而作為 “戰斗隊”的任務將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不僅如此，還 “有一種可能的情況，即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將要使人民解放軍全部地轉化為工作隊……我們必須準備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全部地化為工作隊”。④《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26頁。解放戰爭后期隨軍南下的 “南下工作隊”證實了這一點。另外，隨著土地改革運動的開展和深入，土改工作隊的隊伍也在不斷壯大，工作隊員的來源也日趨廣泛。根據相關研究，華北土改工作隊員的來源大致有三種情形：一是各級黨、政、軍、群機構的脫產干部，二是已完成土改村莊的基層干部和積極分子，三是事業單位、民主團體中的知識分子⑤李里峰：《工作隊：一種國家權力的非常規運作機制》，《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

黨的工作任務的轉變導致了工作隊含義的第一次變化。從歷史可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工作隊是在原型意義上使用的，不僅包含“有組織的集體”的含義，更是直指具有軍事性的組織——軍隊。在土地改革時期，工作隊的來源發生了變化，且主要任務是發動農民群眾進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具有社會革命的屬性，因此，這一時期的工作隊就具有了 “社會革命”的屬性，并替代了原型意義上的 “軍事性”，不過，“有組織的集體”的含義仍然保存了。

20世紀60年代開展的 “四清”運動進一步強化了工作隊的 “社會革命”屬性。在對國內外階級斗爭形勢估計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全國城鄉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稱 “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的目的和性質直接決定了“四清”工作隊的屬性。根據1963年5月 《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社會主義教育的目的是 “分清敵我矛盾，分清人民內部矛盾，分清是非，以便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農民群眾和農村干部，共同對付社會主義的敵人”①《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318頁。。1963年9月，《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 （草案）》明確：“這次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一次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雹凇督▏詠碇匾墨I選編》第1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386頁。1964年底的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更加明確，這次運動的性質是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③《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528頁。。因此，在 “左”的思想指導下，“四清”工作隊的任務主要是從事 “社會革命”。

改革開放以來，工作隊的工作內容被注入新的內涵，其屬性又發生根本性變化。這主要與改革開放后的農村形勢有關。改革開放特別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農村面臨著一些急需解決的問題，如組織渙散，凝聚力不強；城鄉差距擴大，西部和邊遠農村經濟發展問題越來越突出；一些農村地區的教育、文化建設相對滯后等。特別是新世紀之初，中國共產黨提出了農村發展的新戰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同樣面臨著組織群眾、發動群眾的重任。為了加強黨組織建設，重建黨組織在農村工作中的號召力和凝聚力，社教工作隊④指1989年下半年以來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活動的工作隊。、黨建工作隊、“三個代表”工作隊、先進性教育工作隊等先后被派駐農村；為了搞好農村社會綜合治理，先后派駐了村建工作隊、依法治村工作隊、綜合治理工作隊等；為了減輕農民負擔，解決貧困問題，先后派遣了減負工作隊、扶貧工作隊、溫飽工程工作隊、小康工作隊等；為了實踐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戰略，各省市行政機關及事業單位均組建了新農村建設工作隊或派員參加。因此這一時期，工作隊在保留原型含義的基礎上，向組織建設、經濟發展、綜合治理等領域拓展，社會革命的屬性被改革、建設和發展等替代，工作隊開始演變為一個綜合性的中性詞匯。

這個時候，工作隊就不再僅僅是人民軍隊的代名詞，而是指 “工作的組織集體”或 “干工作的組織集體”，并且主要是針對農村工作的。正是在此意義上，可以把從事農村工作的工作隊定義為：中國共產黨通過政黨組織和行政系統向農村派駐的，完成特定歷史時期黨的任務的工作組織。很明顯，它是在中共的領導下組建的農村工作組織；它的人員選擇和構成必須經過黨組織的考察和審核；它的工作地點是在農村，工作對象是農民，工作內容是農村工作。

二、工作隊的組建形式、規模與人選

（一）工作隊的組建形式

從工作隊的含義來看，它是中共通過政黨和行政系統向農村派駐的工作組織。以此為前提，并根據工作隊從事農村工作的實際情況，把它的組建形式分為八種。

第一種：“黨——軍”模式，主要是指新民主主義時期的革命隊伍。這種模式在土地革命時期就有了具體的含義。在解放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曾經派出大批干部戰士組成工作隊，協助地方黨政機關發動群眾，實行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隨后，中國人民解放軍每解放一座城市，便派出大批干部戰士組成工作隊，參加接收和管理城市工作。很明顯，這種工作隊即 “革命部隊”，而革命部隊服從黨的領導，形成了 “黨——軍”的組建模式。

第二種：“黨——黨、政”模式。工作任務的完成不僅依賴于黨組織自身建設，也依賴于政府組織的大力參與，具有代表性的有1961年江蘇省委派出的 “三整”工作隊⑤劉新煌：《青山一道同云雨——1961年中央、省委工作隊在湘陰工作實況》，《湖南黨史月刊》1990年第6期。、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黨建工作隊，以及新世紀初的“三個代表”工作隊。

第三種：“黨——黨、政、事”模式。這種模式是上一模式的拓展，其目標是在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為農村綜合發展服務，主要是指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小康工作隊，以及新世紀以來的新農村建設工作隊。這種模式借助事業單位特別是高等院校的力量，目的是要利用其知識和文化資源來促進基層組織和農村經濟社會建設。

第四種：“黨——黨、政、軍、企、事”模式，主要是指20世紀60年代的 “四清”工作隊或社教工作隊。從當時的情況來看，不僅國家部委、各省委、地委、縣委、公社要組派工作隊，而且各個企事業單位、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也要派人參加，并且軍隊干部、復員軍人也要參加進來，甚至農村中的貧下中農積極分子、下鄉知青也要參加。①劉彥文：《“四清”工作隊隊員人次考》，《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2期。

第五種：“黨——事”模式。這種情況比較特殊，也很少見，具有代表性的有：1989年下半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農村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工作隊和2002年鄭州大學圍繞河南省委提出的四項駐村任務而派出的駐村工作隊②白付強： 《高校駐村工作隊在睢縣》， 《人民論壇》2003年第2期。。

第六種：“黨、政——政”模式。這種模式主要圍繞農村兩項工作展開：一是農村經濟工作特別是貧困問題，代表性的有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扶貧工作隊；另外一項是以經濟工作為主兼顧基層組織建設工作，代表性的為1994年云南省為完成 “九五計劃”和 “七七扶貧攻堅計劃”組織的16600多人的村建工作隊③畢國光： 《云南省首批 “村建”工作隊成績斐然》，《民族工作》1996年第2期。。這種模式在現實中常常被擴展為 “黨、政——黨、政”模式、 “黨、政——政、事”模式、“黨、政——黨、政、事、企”模式，其目的在于在更大范圍內調動各方面的力量幫助農民脫貧致富④如2005年河北省組織并開赴500個貧困村的扶貧工作隊。參見 《河北扶貧工作隊開赴五百貧困村》，《人民日報》2005年7月31日。。

第七種：“黨——黨”模式。這種情況非常特殊，如河北省石家莊市1998年組建的 “下訪工作隊”⑤梁鐵斌、康瑋：《拳拳真情報民主——石家莊市紀委“下訪工作隊”紀實》，《秘書工作》1999年第8期?！度嗣袢請蟆?006年4月9日以專題 《走村入戶解民憂——石家莊市紀委下訪工作隊紀事》作了后續報道。。從實際情況來看，這種模式是黨內自我監督的一種方式，雖然它涉及農村和農村工作，但工作對象是與違法違紀有關的事件或行政、領導干部自身。

第八種：“政——政”模式指由政府機關直接派出同級或下級人員組成的工作隊，在時間上主要限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內容上主要圍繞農村社會治安及綜合治理展開，具有代表性的有依法治村工作隊⑥《青海樂都縣組建依法治村工作隊逐村開展工作》，《黨風與廉政》1994年第1期。、綜合治理工作隊⑦熊辛運：《綜合治理工作隊為何被打走》，《河南公安學刊》1996年第3期。。

在八種模式中，第一、四種模式均是特殊時代的產物，隨著時代的遠去而只具有文獻意義；第八種模式也出現在比較特殊的時代；第七種模式是黨內組織自我監督和約束的工作形式，涉及農村農民只是其工作方式創新中的一個方面；第五種模式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前者是特殊時代的產物，后者由于企事業單位性質與農村工作性質之間的巨大差異，且是單方面地參與，不可能持久，只能是階段性的工作或任務。

從現實情況來看，農村工作隊組建的形式主要有第二、三、六這三種。其中，第二種模式主要是針對農村基層組織工作特別是黨組織建設，第三種模式則是在基層組織建設的基礎上著重于農村社會綜合發展，第六種模式主要是針對農村經濟工作特別是貧困問題，且兼顧農村組織建設工作。這三種模式之間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即只有當農村出現黨組織建設問題或者經濟問題的時候，黨政系統才會考慮向農村派駐工作隊?？赡艿脑蚴?，農村經濟發展是中共農村工作的基礎性任務或主要內容，而黨的組織建設是農村工作的關鍵性工作。

（二）工作隊的規模

工作隊的規模與組建形式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根據以上八種組建模式，分述如下。

第一種模式即指土改工作隊。關于土改工作隊的總人數，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想法是，“準備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全部地化為工作隊”。而實際轉化為工作隊的總人數，并沒有權威的統計數據，只是有研究者估計，“每年均在30萬人以上”①黃楚芳、方向新主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農村》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0頁。。根據已有的資料估計，一個土改工作隊的人數，一般應該在11人至15人之間，如 《翻身》中被派往張莊的工作隊有15人，《十里店》中派駐的工作隊由12名男、女隊員組成，廣西西林縣的土改工作隊一般約為11人至12人②參見 〔美〕韓丁著，韓倞等譯：《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293頁；〔加〕伊莎白·柯魯克、〔英〕大衛·柯魯克著，安強、高建譯：《十里店 （二）：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頁；《西林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5、570頁。。

第二種模式以黨建工作隊、“三個代表”工作隊、先進性教育工作隊為代表，一般3人至4人③河南省頗有代表性。2001年，河南省、市、縣、鄉四級機構共抽調4.3萬人組織了約1萬個 “三個代表”工作隊，平均每個隊4人。見 《喚起民心共向前——河南省委派駐尉氏縣蜜蜂趙村工作隊實踐“三個代表”紀實》，《黨建研究》2002年第2期。。

第三種模式，以1994年湖北省紅安縣派出的小康工作隊為代表，平均每個隊4人④夏和盛、王繼權： 《紅安派出工作隊建設小康村》，《老區建設》1994年第4期。；近年來派出的新農村建設工作隊，少的1人，多的6人，平均約3人⑤參見 《牢記使命 共謀發展 在新農村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建功立業》， 《陣地與熔爐》2008年第1期；陽秀瓊、鐘振：《駐村的日子很充實》，《當代廣西》2009年第8期；黃大龍、陳舉濤、張俊峰：《鄉村里唱起幸福歌》，《協商論壇》2008年第6期。。

第四種模式是指20世紀60年代的 “四清”工作隊或社教工作隊?？傮w來看，全國不低于300萬人⑥劉彥文：《“四清”工作隊隊員人次考》，《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2期。。由于派出時間和農村情況不一，隊員人數相差也比較大。從山東省勞動廳機械制造學校淄博分校教師夏升山的經歷來看，一般每個隊4人至5人，也有1人的情況⑦夏升山： 《參加 “四清”工作隊的回憶》， 《春秋》2007年第1期。。另外，為了配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1960年至1965年間，北京、新疆、內蒙古、廣西、青海、上海等省市還派出了文化或文藝工作隊，一般在12人至44人之間；四川省在1963年至1965年間共派出8個美術工作隊，平均每個隊3人至6人⑧石群：《活躍在農村的美術工作隊》，《美術》1965年第5期。。

第五種模式以2002年鄭州大學派出的駐村工作隊為代表，平均每個隊或村2人至3人⑨《高校駐村工作隊在睢縣》，《人民論壇》2003年第2期。。

第六種模式中的扶貧工作隊，一般每個隊4人，也有更少的，如河北省2005年派出的扶貧工作隊，每隊僅1人⑩《實施 “四幫一”工程 集中力量啃硬骨頭》，《人民日報》2005年7月31日。。以扶貧工作為主兼顧基層組織建設工作的村建工作隊，一般3人，如1994年云南省首批村建工作隊和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的村建工作隊?參見畢國光： 《云南省首批 “村建”工作隊成績斐然》，《民族工作》1996年第2期；周光明：《組派工作隊是加強農村基層建設的一種好形式》，《廣東社會科學》1995年第2期。。

第七種模式是指河北省石家莊市在市縣兩級的下訪工作隊。其中，市級下訪工作隊人數穩定在14人，而縣級下訪工作隊的人數在5人至9人之間變動?梁鐵斌、康瑋：《拳拳真情報民心——石家莊市紀委“下訪工作隊”紀實》，《秘書工作》1999年第8期。。

第八種模式以青海省樂都縣依法治村工作隊為代表，平均每個隊8人至9人?《青海樂都縣組建依法治村工作隊逐村開展工作》，轉引自 《黨風與廉政》1994年第1期。。

由上可知，在農村 “工作隊”的三種主要組建模式 （即第二、第三、第六這三種模式）中，工作隊的人數相對固定，一般在3人至4人之間。在第四、五種模式中，雖然工作隊的性質和任務相對特殊，但人數也相對固定，一般在2人至5人之間變動。其他模式中的工作隊，要么由于所處時代和任務都非常特殊 （如土改工作隊），要么由于工作隊本身性質特殊（如文化和文藝工作隊），或者由于工作的對象和內容特殊 （如下訪工作隊、依法治村工作隊、村建工作隊），工作隊的人數相對較多，且不固定。因此，排除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形，農村工作隊的人數一般應該在3人至4人之間。

（三）工作隊的人選

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工作隊長的人選，二是一般性工作人員的人選。

1.工作隊長之人選

從已有經驗來看，除非特殊情況，一般由派出機構的副職擔任。如1963年河南醫學院派出的農業學大寨工作隊，隊長為學校黨核心小組副組長、學院革委會副主任①《在毛主席三項重要指示指引下我院參加省委農業學大寨工作隊首批干部奔赴戰斗崗位》，《河南醫學院學報》1975年第5期。；自1998年開始組建的河北省石家莊市的下訪工作隊，均由紀委副書記任隊長②《走村入戶解民憂——石家莊市紀委下訪工作隊紀事》，《人民日報》2006年4月9日。；2001年河南省公安廳派出的 “三個代表”工作隊，隊長為副廳長③《喚起民心共向前——河南省委派駐尉氏縣蜜蜂趙村工作隊實踐 “三個代表”紀實》，《黨建研究》2002年第2期。；各省直機關、高等院校派出的扶貧工作隊、駐村工作隊、新農村建設工作隊等，隊長人選基本上是該機關的副職。

也有比較特殊的情況，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所處時期和承擔的任務非常特殊。如土改工作隊長一般由部隊干部或更高級別的行政干部直接擔任；1961年中共中央會同湖南省委派往湘陰的 “三整”工作隊，隊長分別由中央各部委廳長、工作組組長、處室處長分別擔任④劉新煌：《青山一道同云雨——1961年中央、省委工作隊在湘陰工作實況》，《湖南黨史月刊》1990年第6期。；1965年山東省勞動廳機構制造學校淄博分校派往周村區的 “四清”工作隊，隊長分別由區委書記、副書記或者軍區團級干部擔任⑤夏升山： 《參加 “四清”工作隊的回憶》， 《春秋》2007年第1期。。二是由派出機構處室處長擔任工作隊隊長。不過，這種情況非常少見，僅見于2002年河南省財政廳派出的扶貧工作隊，隊長為財政廳金融貿易處處長⑥武中憲：《灑汗筑就致富路——河南省財政廳工作隊幫助農民脫貧致富紀實》， 《農村·農業·農民》2003年第5期。。

2.一般的工作隊員之人選

從工作隊的成員來源來看，絕大多數均為派出機構及下屬機關或下屬機關的工作人員。不僅工作隊長由派出機構的副職擔任，所有工作隊成員均在派出機構內部產生。

但是，由于農村工作的復雜性，以及特殊時期的需要，有些工作隊的成員選擇范圍被擴大了，特別表現為事業單位人員的參與。如土改工作隊員中，教師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華北土改工作隊員的情況說明了這一點⑦李里峰：《工作隊：一種國家權力的非常規運作機制》，《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四清”工作隊的參加人員除了黨政直屬機關人員外，還包括事業單位、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工作人員。各類駐村、扶貧和新農村建設工作隊成員中有諸多事業單位的人員參與，有代表性的如河北省在2005年派出的扶貧工作隊，隊員不僅來自135個省直機關單位，還來自101個企事業單位、54所大專院校，以及30個經濟強縣⑧《河北扶貧工作隊開赴五百貧困村》， 《人民日報》2005年7月31日。。

工作隊員來自派出機構或者事業單位，目的在于保證成員與黨的領導和農村政策的內在一致性，不僅要求他們政治上成熟，而且還要熟悉國家涉農的政策和方針。如20世紀60年代的社教工作隊，“它的成員必須經過嚴格的挑選和審查……成員都必須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認真學習中央 《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 （草案）》和本規定草案，以及中央其他有關文件”①《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 （1958—198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698頁。。1995年湖北省襄樊市派出的駐村工作隊，要求被遴選隊員必須是黨員干部；有一定的政治政策理論水平，對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理解較深；黨性強、作風硬、熟悉農村工作，有一定農村工作經驗；有一定組織工作能力②衡光義：《工作隊的巨大作用》，《農村經濟與科技》1995年第8期。。河北省安國市2004年春派出的 “下派工作隊”，被選派人員要求 “農村經驗豐富、工作能力強”③《安國 “下派工作隊”夯實根基》，《人民日報》2004年9月7日。。

另外，由于農村工作涉及面太廣及工作本身的需要，農村中的積極分子也或先或后地成為工作隊員的人選來源。這在兩類工作隊中表現得特別明顯。一是土改工作隊，隊員包括已經完成土改村莊的基層干部和積極分子，他們通常是因為在本村土改運動中的出色表現而受到青睞，得以參加其他村莊的土改工作④李里峰：《工作隊：一種國家權力的非常規運作機制》，《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二是在 “四清”運動后期，社教工作隊員可以是犯過錯誤的但已經 “干凈”了的成員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8頁。，其目的仍在于保證運動的順利進行，保證在運動中正確執行黨的政策。

三、工作隊的工作內容和工作對象

（一）工作內容

工作隊的工作內容既與派出時間、派出機構有關，更與不同時期中共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有關。從現實來看，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完成黨組織在特殊時期的歷史使命，二是解決農村面臨的一些現實或突出問題，三是宣講和傳達黨和國家的政策精神，完成黨在某個時期的具體任務。當然，也有可能是以上兩個或三個方面的結合。

第一個方面以土改工作隊為代表。工作內容包括：發動農民群眾，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通過土地的重新分配，建立起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同時，摧毀舊的社會秩序，建立起新的權力機構和鄉村秩序。

以第二個方面為工作內容的工作隊主要有：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小 “四清”工作隊，以及90年代以來的黨建工作隊、“三個代表”工作隊、村建工作隊、依法治村工作隊、綜合治理工作隊等。這類工作隊的派出時間既與國家政策方針有關，但更與農村一些突出的社會問題有關，如組織、經濟、社會治安、違法犯罪等問題。這類工作隊在工作方法上以 “調查研究——解決實際問題”為主要方式。

隨著《普通高中生物學課程標準（2017年版）》的頒布，全國高考也相繼落下帷幕。2018年全國大部分省市地區選用國家教育部考試中心統一命制的課標卷，江蘇依然是獨立命題的省份之一。對江蘇高考生物試卷仔細研讀，發現，試題在考試內容、題型結構和難度及區分度等方面秉承往年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重視主干知識、關鍵能力、學科素養等多方位的考查，體現生物學科的學習應遵循回歸本質、能力立意、素養為旨的要求。

以第三個方面為工作內容的工作隊包括：20世紀60年代的社教工作隊、各類文化文藝美術工作隊，90年代的減負工作隊，以及新世紀初的先進性教育工作隊、減負工作隊等。這類工作隊的派出時間一般均在黨和國家的重大會議或者決議之后，或者黨和國家涉農政策有重大調整之時；工作內容主要是結合黨的建設、農村社會主義改造、改革和建設的需要，宣講黨和國家的政策方針，落實有關農村的基本政策和任務。

既為了解決農村現實問題，同時又是為了完成某項具體任務的工作隊有：扶貧工作隊、小康工作隊、新農村建設工作隊和駐村工作隊等。這類工作隊首先具有經濟屬性，但工作內容涉及農村的方方面面，其派出一般與黨和國家在農村發展政策上的戰略性調整有關。

（二）工作對象

與工作隊的工作內容相對應，工作隊的工作對象也分為三類。

負有特殊歷史使命的工作隊主要是指土改工作隊和20世紀60年代的社教工作隊。其中，土改工作隊隨著解放區的擴大而推進，逐漸擴展到所有農村；社教運動雖然在方法上 “由點及面”，但它的最終目標仍然是全國范圍內的所有農村。

第二類工作隊主要包括組織類和村莊治理工作隊，其中組織類工作隊的工作對象主要是黨組織出現問題的村莊。如1998年河北省某縣派出的黨建工作隊，主要任務是整頓后進黨支部和老大難村①白興源、董京東：《遷西縣興城鎮實行 “一崗雙職雙責”制度》，《探索與求是》1999年第8期。；2001年山東省平度市委派出的黨建工作隊，工作對象是 “50個后進村”②張登濤：《平度市：組派工作隊整頓后進村》， 《黨建》2001年第3期。；同年河南省委派出的 “三個代表”工作隊，主要針對班子軟弱渙散、經濟相對落后、社會治安較亂的500個鄉鎮10000個村。河北省安國市2004年春派出的 “下派工作隊”，工作對象是 “21個問題村、困難村和20個后進支部”③《安國 “下派工作隊”夯實根基》，《人民日報》2004年9月7日。。村莊治理工作隊主要針對社會治安狀況差的村，如青海省樂都縣派出的依法治村工作隊，工作對象是 “各鄉鎮確定的社會治安狀況較差的村”④《青海樂都縣組建依法治村工作隊逐村開展工作》，轉引自 《黨風與廉政》1994年第1期。；而河南省某縣派出的綜合治理工作隊進駐的是 “治安狀況混亂的某村”⑤熊辛運：《綜合治理工作隊為何被打走》，《河南公安學刊》1996年第3期。。

第三類工作隊主要是指扶貧工作隊和新農村建設工作隊。其中扶貧工作隊的工作對象均為貧困縣及貧困縣中的貧困村。如1994年湖北省紅安縣委派出的小康工作隊，工作地點選擇在離鎮最邊緣、最貧窮、最閉塞的周家山村⑥覃唯波：《啟開村民的希望之門——記湖北省冶金工業總公司駐長陽高家堰鎮周家山村小康工作隊》，《山區開發》1995年第4期。；2005年河北省委、省政府聯合派出的52個扶貧工作隊，目標直指500個貧困村⑦《河北扶貧工作隊開赴五百貧困村》， 《人民日報》2005年7月31日。。新世紀以來的新農村建設工作隊，工作對象除了一些典型和示范村外，也包括一些貧困的村莊，如2005年湖北省派出的新農村建設工作隊，其中一支開赴湖北省紅安縣七里坪鎮馬崗村，而馬崗村在當地是一個非常貧困的村莊。

另外，各類駐村工作隊的任務一般是綜合性的，既針對貧困問題，也針對基層組織建設問題，有的還承擔了相應的政策宣講任務。以河南省為代表。2001年河南省委派駐吳莊自然村的工作隊，工作對象是 “全縣出了名的沒人管、沒人問、管不了、問不了的 ‘獨立王國’”⑧《以民為本 循序漸進——駐睢縣河集鄉吳莊村工作隊開展駐村工作成效顯著》， 《農業·農村·農民》2001年第9期。。2002年河南省直機關如林業廳、審計廳派出的工作隊，工作對象既是貧困村，同時還負擔宣傳 “三個代表”思想、學習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的任務。2003年派出的駐村工作隊的任務除了 “實踐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外，還要負責治窮、治癱、治亂。

四、工作隊的特殊性和歷史作用

從農村工作的歷史來看，除了正式、直接的行政領導和政策指導外，離不開特定時期的具體負責某項任務的工作隊，從而形成了當代中國農村發展史上非常特殊的工作組織和形式。

工作隊作為特殊的農村工作組織，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出現于特殊時期，與黨的階段性任務結合在一起，呈現階段性特征。在這個過程中，工作隊的屬性隨著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而改變。

二是工作隊組建形式特殊。排除非常特殊的情況，一般均以黨組織為發動者，通過黨組織與行政組織并因特殊任務擴大到事業單位、經濟組織等，并且一般由派出機構副職任隊長，形成 “黨組織——派出機構——派出機構副職（工作隊長）——工作隊一般成員”的關系鏈。

三是工作對象特殊。工作對象一般是與黨和國家的農村發展戰略或政策存在矛盾或差距的農村，或者是有問題的農村或農民。當然，這里的 “問題”，既有農村本身事實存在著的問題，但更多的是農村現實狀況與黨和國家政策要求不一致的地方。

四是功能定位特殊。它的出現意味著基層行政體制的權力效應不健全，或者是農村中不斷出現新矛盾和新問題。于是，作為國家政治生活領導者的黨組織就會及時地提出并促成相應的解決機制——工作隊，通過它不僅解決農村和農民面臨的實際問題，而且還建立起農民或者農村基層與中國共產黨及中央高層之間的直接關系。從這個角度看，派遣工作隊雖然并不是農村治理體制的正常方式，但它對當代中國農村的發展起到了促進或者矯正的作用。

由于工作隊組織形式特殊，導致了工作方式的獨特性，也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 “問題優先”的工作方式。工作隊下到農村以后，首要解決的是農村中反映突出的焦點或重點問題。這些問題往往是農村中根本矛盾的反映，如土地改革以前的農村土地制度和社會關系、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干群矛盾、改革開放以來的貧困問題，以及困擾著農村基層治理等方面的問題。工作隊的首要任務就是解決這些最緊急、最需要的問題，以此為基礎，才能有效地開展工作，也才能有效地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二是以點帶面，上下聯動。這與工作隊的組建形式密切相關，特別是派出機構副職擔任工作隊隊長一職，將農村基層與被派出機構及派出機構的領導組織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其中，被派機構及副職起到了承上啟下、以點帶面的作用：“上”——直接對領導組織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負責，“下”——直接領導本機構工作人員深入到最基層的農村；以其自身或其機構這個 “點”帶動 “面”——相關單位及涉農機構，共同努力做好農村工作。

三是多管齊下。由于工作對象的特殊性，特別是工作對象面臨的問題與黨的階段性目標、方針政策等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和差距，而這些矛盾或差距不能通過正常的權力運作方式得到解決，因此，就完全有必要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資源和人力，及時高效地解決問題或者完成交付的任務。在工作隊的工作方式中，除了常見的捐款捐物、爭取優惠政策和財政支持外，還有一些政治宣傳、外出培訓、交流學習、外請專家、內挖潛力、制定規劃、直接指導等方式，以便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大范圍地調動資源，以非常規的方式收到農村治理的最佳效果。

四是工作隊的成效評估主要在派出機構內部。派出機構不僅組建了工作隊，而且還為工作隊的工作成效設定了評估標準、評估程序及獎懲措施。這在組織建設、經濟發展類的工作隊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如2004年河北省安國市為確保 “下派工作隊”發揮作用，建立健全了6項工作制度①即工作日志制、雙重管理制、工作例會制、定期督察制、責任追究制、考核評比制，切實加強了對干部下鄉工作隊的管理。參見 《安國 “下派工作隊”夯實根基》，《人民日報》2004年9月7日。。另外，由于工作隊的出現是彌補正常權力體系無法解決農村問題的情況，因此，工作隊撤回后一般都有一個組織機構內部調整的問題。更有甚者，工作隊這個臨時性的農村工作組織成為派出機構的一個常設機構，如河北省石家莊市紀委的下訪工作隊。

雖然工作隊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特殊，但它在貫徹黨的方針、政策，解決農村存在的矛盾和問題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推動農村社會變革，促進農村社會的現代性轉型。這主要體現在土改工作隊身上。從各地各級的土改工作報告來看，幾乎每一個村莊的土地改革都是在工作隊的直接參與和領導下進行的，徹底消滅了農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摧毀了舊的社會秩序，建立起延續至今的農村社會組織和權力結構。并且，伴隨著土改工作隊和土地改革運動，反映現代國家的要素如共產黨、政權、代表大會、民兵、婦女協會、合作社、農會、土地制度、選舉、社會主義等開始深入農村，促使傳統農村向具有現代性的農村轉變。

二是處理了農村中急需解決的問題，確保農村與黨和國家政策的要求一致。其中，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小 “四清”工作隊，及時解決了農村干部中的 “四不清”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黨建工作隊、“三個代表”工作隊和先進性教育工作隊等，通過實地的農村工作，確?；鶎狱h組織能夠與黨中央的政策方針保持一致；通過村建工作隊、依法治村工作隊、綜合治理工作隊等的努力，確保農村社會能夠維持在一個穩定的秩序范圍之內。

三是促進農村社會整體綜合發展。其中，溫飽工程工作隊、扶貧工作隊、小康工作隊等通過內挖潛力，外引活力，調整農村經濟結構，增加農民收入，促進了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各種類型的駐村工作隊，雖然其名稱和任務多種多樣，但都與農村建設和發展分不開，既包括組織建設，也包括經濟發展，還有一些駐村工作隊負有特殊的使命，但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促進農村的整體性發展。新世紀以來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工作隊，宣傳、貫徹黨的新農村建設戰略和各項惠農支農強農政策，促進農村整體綜合發展。經過工作隊的多方努力及辛勤工作，傳統農村得到了發展和改善，有的還成為典型村莊，如河南省臨潁縣皇帝廟鄉商橋村，經過一年多的駐村工作，2006年被授予 “省新農村建設先進村”、“省先進基層黨組織”、“省歷史文化名村”、“市精神文明建設先進村”等榮譽稱號。

不過，也有工作隊由于各種原因給農村和農村工作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20世紀60年代的社教工作隊，由于中共對國內外階級斗爭形勢的估計過于嚴重，特別是在指導思想上“以階級斗爭為綱”，導致了社教運動 “左”傾錯誤的日益發展，不少農村基層干部和群眾受到打擊，農村各方面工作都受到影響①參見 《中國共產黨歷史 （1949—1978）》第2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722頁。。20世紀90年代的社教工作隊，同樣由于對當時農村“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形勢估計過于嚴重，也給農村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由于某些時期中共在總的指導思想上受 “左”傾錯誤的影響，導致有的工作隊急于求成，結果適得其反；有的工作隊與基層組織關系處理不當，不是越位，就是不到位；有的工作隊沒有圍繞農村中心工作，甚至破壞和干擾了農村的中心工作；等等②王連生：《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派駐農村工作隊的理論與實踐》，《中共珠海市委黨校學報》2003年第4期。。因此，中共在總結派駐工作隊成就和經驗的同時，也善于從中發現問題和吸取教訓，并在今后的派駐工作中引以為戒。

歷史地看，黨和國家向鄉村社會派遣工作隊，本是一種臨時性的舉措，但實際情況表明，它對于貫徹中共的方針政策，幫助解決農村中的熱點難點問題，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的綜合穩定協調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進入到21世紀，三農問題依然突出，農村工作依然是新時期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新一輪以 “三農”甚至“四農”③除傳統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外，還應該包括“農民工”問題，統稱為新時期的 “四農”問題。、“新三農”④傳統的三農問題僅與農業生產有關。廣義的農業應該還包括 “林業”、“牧業”、“漁業”，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些產業的問題日益突出，成為新時期的“新三農”問題。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徐勇教授首先提出了這一觀點。為重點的工作中，仍然完全有必要繼續發揮工作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