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變竟是文官的權力把戲？

潘安

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剌發兵攻打山西大同，明朝守軍節節敗退。緊急之下，明英宗受太監王振的唆使御駕親征，結果在土木堡被瓦剌軍主力合圍?；实圻B同文武官員尤其是武將勛貴，幾乎被一鍋端了。

明軍從大同撤退的一路上，瓦剌軍尾隨追擊，為何這一路駐扎的明軍都沒有出來阻擋，而是眼睜睜地看著皇帝被追著打？特別是在土木堡之圍的關鍵時刻，宣府總兵楊洪居然下令封城閉門，15天后才出兵收拾殘局。他如此玩忽職守，在新帝登基后不僅沒被治罪，反而在兵部侍郎于謙等人的力保下加官進爵。

土木堡距離軍事重鎮宣府很近，對于瓦剌騎兵主力靠近的信息，宣府軍將不可能一點消息都得不到。何況，宣府兵力還是明代各邊兵力之冠，若再編集附近的駐軍，足以組成一支包括騎兵和火力兵的強大部隊。而手握重兵的楊洪，卻對皇帝見死不救，最合理的推測恐怕是：楊洪早就算到皇帝、王振及隨行文武官員們根本回不了京城，而事后必然有人保他平安無事，所以才大膽不予救駕。

這么說不是憑空猜測，明軍出征時的糧草情況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明朝大軍出征，不可能不重視糧草，皇帝多次敦促兵部將糧草運來，但兵部卻遲遲沒有動靜，連近在咫尺的糧草也一粒都沒有運過來。由于大軍糧草不足，明軍只能被迫回師，不走紫荊關而走居庸關，就是因為那里離糧倉近。出征多日，已經饑腸轆轆的大軍必須盡快解決糧草問題。

土木堡之變發生后，兵部侍郎于謙僅僅用了六天就把北京至大同七個糧倉里所有的糧食運至京城，可見于謙是能夠指揮糧草搬運的。但在戰爭期間，他卻沒有把糧草運到前線，甚至連提議和討論都沒有。而事后，整個兵部卻沒有一個人因拖延運糧被問罪！

如此可以肯定，是于謙故意不把糧草運往前線的。當然，僅于謙一人還不足以做到這些，他顯然得到了留守文官集團的支持，否則光彈劾他的奏章就可以把他淹死。而留守文官們之所以敢這么做，也是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打算讓皇帝回來！

如此，整個陰謀逐漸浮出水面：瓦剌軍進犯，皇帝、武將勛貴及其派系的文官出征，留守文官故意不送糧草，并聯合楊洪等人，和瓦剌軍達成某種默契，使得瓦剌軍敢于無視宣府精銳重兵，圍攻早已餓得喪失戰斗力的明軍。結果武將勛貴集團覆滅，明英宗被俘。

那么，文官集團為什么要利用土木之變，算計明英宗和武將勛貴呢？

在明朝開國之初，朝堂上并非文官獨大，武將也一樣有地位，甚至比文官更高，因為他們大多數出身于開國和靖難時期的功臣世家，朱元璋、朱棣需要依靠他們制衡文官集團。由此，文官集團逐漸被打壓得不得翻身。而通過土木之變，留守文官們一舉推翻了壓在他們頭上的三座大山—強勢皇帝、專權宦官和武將勛貴，迅速搶占了政治真空地帶。

之后，文官們對皇帝直轄的中央軍隊進行“改革”，將從土木堡逃回來的三大營十幾萬人精選為十萬。再之后，文官集團繼續在制度上做手腳，創立巡撫領兵制度，從根本上斷絕了武將靠自身軍功發展起足夠勢力的可能，以堅決防止武將集團東山再起。從此，皇帝的軍權被剝奪，武將勛貴被邊緣化，軍權徹底落到了文官集團的手中。

土木之變，實際上是明代政治結構的一個分水嶺。在這之前，明朝的政治結構是勛貴武將、文人士大夫以及皇權三足鼎立。這之后，文官們徹底打垮了武將勛貴的勢力，文官集團徹底坐大，幾乎架空了皇權。

編 輯/董建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