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郭曉彥

所謂歷史和記憶對于我們個人，似乎都有兩種意義：第一，是想辦法由“過去”找到自己對于自我的身份體認：第二，籍著“過去”來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所處現實。如果前者運用到極致，可能發展成為命定的想法而把歷史當作自己的負擔；后者如若運用到極致，則將歷史當作改變世界的可能幫助。

在葉甫納的作品中，引入了歷史時間。當我們面對一個人的生命變遷，我們就看到了一種限界：一個人的“歷史”似乎總要重新回到起點，前人后人之間的精神傳承是歷史的聯系。年輕藝術家葉甫納正是從對家族成員的觀察，從這個歷史的“疊合”處開始省察個體作為“政治生命”的意義的。她將自己扮演的形象置入到歷史照片人物歷史中去，通過重新把他們的輪廓變得模糊不清而混淆并虛構出時間——在這組照片歷史的“排演”中“逃逸”的“我”也就游弋在既無起點，亦無終端的時間中。那么，經驗或者說歷史對于“我”會意味著什么？如果我們的生命并不先于別人，別人也不先于我們，那我們為什么要使自己去接近歷史，渴望溝通歷史？葉甫納并非是想以擴大認識論的角度“勾畫”人物及歷史，也不是抒情和見證，而是調動起觀看者對于她在其中所設定的身份的偏見，并將此反射給觀者自身，她置換了歷史場景的圖像質問了“我”的界限，又將一種刻意性啞然失笑的破綻構造出來，使其演繹成一種“思考的裝置”。

葉甫納對于這個問題的思考應該是從研究生的課題開始的：她的畢業論文是關于中國少數民族的視覺符號研究。她提出的問題是，歷史的敘述是如何被構建成了一種視覺符號認同的：在解放后的關于內部邊疆的敘述（少數民族式的敘述）中，如何被寫就成一種可共享的公共記憶？集體認同的產生除了在于一些想象的共同原生性的特征以外，更重要的是所擁有的共同的經驗、歷史或者記憶。葉甫納在此提出了一些質疑：是什么樣的語言機制和視覺制作以及在什么條件下，這樣的“概念”和敘述成為了一種普遍的對于少數民族審美知識基礎——《民族畫報》上少數民族女性穿著各種各樣的“戲服”排演日常生活，傳達出各種陳詞濫調的知識。這種反思姿態，對于需要一個以歷史觀作為思考重要維度的年輕人的自我思想建設是有意義的：我們需要理清的恰恰是我們對于所處的時代政治現實的認識，我們應該怎樣看待歷史對于今天生活的意義。歸根到底，所有關于藝術的討論和實踐，都離不開對于生活本身的討論和實踐，需要開辟的正是生活和藝術之道。確定自己的問題，通過解決這些問題的想象力來展示我們的可能性，是年輕人的課題。葉甫納作為一個初涉藝術的年輕人，在此將自己主動變成“歷史問題青年”（邱志杰語），正是說明，藝術是在每個人的真正差異化思考中展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