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責任分散角度反思“公用地悲劇”

方建鋒

從責任分散角度反思“公用地悲劇”

方建鋒

眾所周知，從哈丁針對人口增長而提出“公用地悲劇”以來，這個詞匯已被廣泛運用于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其他學科，而它也體現在我們現實生活中的許多地方。關于它的形成原因，學者們大多從理性經濟人出發進行思考和分析。在對“公用地悲劇”的成因進行一般性分析的基礎上，從責任分散角度進行了進一步探究，提出了相應的解決策略。

“公用地悲劇”；理性經濟人；責任分散效應

一、關于“公用地悲劇”的一般性解析

（一）什么是“公用地悲劇”

1968年，加雷特·哈丁 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公用地悲劇》的著名論文，哈丁以公共牧場上牧民們可以自由放牧為例描述了 “公用地悲劇”的發生機制。哈丁設想，古老的英國村莊有一片牧民可以自由放牧的公用地，由于牧場無人管理，可以自由放牧，而每個牧民收入大小取決于其放牧的牲畜數量，因此每一位牧民都想通過增加牲畜帶來更大的收益，一旦牧民的放牧數超過草地的承受能力，過度放牧就會導致公共草地逐漸耗盡，而牲畜因不能得到足夠的食物就只能擠少量的奶，倘若更多的牲畜加入到擁擠的草地上，結果便是草地毀壞，牧民無法從放牧中得到更高收益，這時便發生了“公用地悲劇”。 對之，作者加勒特·哈丁總結出一個著名論斷：“公共資源的自由使用會毀滅所有的公共資源?！?/p>

為什么在眾人使用公共資源時會出現“公用地悲劇”呢？在傳統的也即一般性分析中，兩個重要的關鍵因素也是分析的基礎就是“理性經濟人”及“公共物品的特性”。

（二）“公用地悲劇”成因的一般性分析

“公用地悲劇”成因的一般性分析，就是學術界關于這一現象的傳統性探究，他們主要是從“理性經濟人”假設和“公共物品的特性”進行分析研究的。

（1）從上述可知，“公用地悲劇”成因的一般性分析首先是建立在“理性經濟人”這一假設基礎上的。安東尼唐斯認為，所謂“理性經濟人”，它是指“這樣一種人，他們在自己知識的限度內，運用每單位有價值的產出的最少的稀缺資源投入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边@群人是受利益所驅動的，在他們的行為中往往體現著利益的至上性。也就是說，這樣的個人在做出自己理性行為之前，會對這一行為的成本和收益（利益）進行對比分析，但很少會考慮到自己的行為會對他人或整個社會造成的影響，當且僅當他們認為收益大于成本或自己有利可圖時才會采取行動，而且他們對這一利益的追求是無止境的，即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理性經濟人追求利益最大化這一特點在“公用地悲劇”中表現得很清晰。在上述現象中，各個牧民就是理性的經濟人，他們通過增加自己放牧的牲畜數量來達到自己的追求利益 （在此主要表現為牧民的收入）最大化；同時也可看出，這些牧民在做出自己的理性行為時，很少會顧及到他人的利益，甚至幾乎不考慮其行為對公共資源造成的毀壞性影響。當大家都在有限的公共資源上進行“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時，就會陷入了“囚徒困境”，也達到了“零和”的“納什均衡”。

（2）從“理性經濟人”角度，我們看到了作為理性的個人，會從自己利益最大出發，對公共資源進行攫取。但是，是什么原因使他們對公共資源無止境的追求呢，我們知道，對于產權明晰的私人物品，其他人是不會也無權干涉的，因此，問題就在公共資源自身的特點。這也就導出了一般性分析的第二個支撐點——公共資源的特性。我們知道，“公共所有的資源是一種具有非排他性的產品，但它們在消費上具有競爭性……公共資源的特征主要有兩個：一是這種資源是稀缺的，二是這種資源的使用不受限制?！币簿褪钦f，對于一個公共草場或一個公共池塘，對于它們的使用是免費、不受限制、非排他的，誰都可以去使用，從理性經濟人考慮，大家會爭先恐后地使用公共資源；但是資源是有限的，因此，當一個人在草場上放牧或在池塘捕魚時，必然會與其他人發生競爭關系。而當人數達到一定數量或超出最大限度數量卻沒有達成合理的共享規定或協議時，超出公共資源的承載能力就會擁擠使個人利益減少，甚至出現公共資源的衰竭而至所有人都損失。

在幾乎所有涉及公共資源的問題上，個人的理性選擇是正效用大于負效用，但是這樣的正效用為個人獨自占有，負效用卻為集體分攤，每個人的理性選擇的最終結果導致了“公用地悲劇”的發生。

二、責任分散效應下的“公用地悲劇”

（一）什么是責任分散效應

責任分散效應 （Decentralized responsibility effect）也稱為旁觀者效應，是指“對某一件事來說，如果是單個個體被要求單獨完成任務，責任感就會很強，會做出積極的反應。但如果是要求一個群體共同完成任務，群體中的每個個體的責任感就會很弱，面對困難或遇到責任往往會退縮?！币驗榍罢擢毩⒊袚熑?，后者期望別人多承擔點兒責任?！柏熑畏稚ⅰ钡膶嵸|就是人多不負責，責任不落實。

我國有句很古老的俗語“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這句話就是責任分散效應的表現。如果只有一個人在場的話，他對別人的幫助就責無旁貸，稍微具有社會公德的人，都會主動提供幫助。但如果有兩個人或更多的人在場的話，這種責任就會自動地分散到每個人頭上，變得不確定了，因此提供幫助似乎對于每一個人來說都成了別人的事。

對于責任分散效應形成的原因，心理學家進行了大量的實驗和調查，結果發現：這種現象不能僅僅說是眾人的冷酷無情，或道德日益淪喪的表現。因為在不同的場合，人們的援助行為確實是不同的。當一個人遇到緊急情境時，如果只有他一個人能提供幫助，他會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對受難者給予幫助。如果他見死不救會產生罪惡感、內疚感，這需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價。而如果有許多人在場的話，幫助求助者的責任就由大家來分擔，造成責任分散，每個人分擔的責任很少，旁觀者甚至可能連他自己的那一份責任也意識不到，從而產生一種“我不去救，由別人去救”的心理，造成“集體冷漠”的局面。

（二）責任分散效應下的“公用地悲劇”

責任分散是怎樣導致“公用地悲劇”的呢？筆者從責任分散效應角度來分析“公用地悲劇”。當然，在分析之前有以下幾點說明：（1）個人心理上存在的“責任分散效應”并不排斥對于其“理性經濟人”的假設；（2）“責任分散效應”不僅僅存在于私人問題中，更廣泛存在于公共資源場合；（3）“責任分散效應”主要運用于眾人對某一事物或事件造成后果的心理及行為的分析。

我們假設只有一個人享用的公共資源，顯然，此時的公共資源可看作個人的私人產品。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其出于追逐私人利益還是公共利益，他對公共資源的占用、享用、維護及治理都會進行縝密考慮，他會選擇那種既能使其利益最大化又能使公共資源合理良性發展或存在的優化行為。而一旦個人的不良行為導致公共資源面臨消亡的困境時，作為從公共資源獲利的享用者，不管是從道義上，還是從利益角度上都會對該后果或影響負責，除非他不再享用該公共資源了。這種負責是本能的，無需考慮其他人情況的選擇。

然而，當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在享用公共資源時，在這種情況下，公共資源享用的各個個體會存在競爭性，在他們考慮收益與成本時，就不像一個人的情況了，因為，他知道其他的享用者也是理性經濟人，各個使用者都會盲目地追求自身利益；當過度的競爭追求私利而對公共資源本身造成了負效應后，問題出現了：誰來對公共資源進行維護和治理？畢竟對公共資源的維護和治理所需的成本是高昂的，這與公共資源所提供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對應的。從責任分散效應來看，一旦問題出現后，作為理性人就會如此思考：首先，在眾多個體同時享用公共資源時，造成的問題的責任應該由大家一起承擔，不可能也不會由單個人來擔當，除非個體獲得的治理后的收益會大于其所付治理的所有成本時才有可能；其次，假如大家一起商量治理，那么對于整體責任而言，單個個體所起的責任作用是或有或無可忽略不計的，此時，單個個體在考慮到責任分攤后會選擇坐享其成，享受別人治理后帶來的利益，因為公共資源是非排他的，而這其實是一種“搭便車”行為；最后，從心理上說，當責任分散后，單個人選擇不負責任行為，會在很大程度上減少其不作為行為造成的內心的內疚、不安和自責。

因此，當大家共同使用公共資源造成不良后果時，存在著責任分散現象，而這也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眾所周知的“公用地悲劇”。

三、解決“公用地悲劇”的責任化策略

要從責任化角度來解決“公用地悲劇”，首先必須了解責任化的對象，即對誰或對什么進行責任化，從上述論述中可以看出，出現“公用地悲劇”現象主要在于兩個方面：公共資源和公共資源的使用者。

（一）公共資源的責任化

公共資源是一種客觀存在物，它的存在、發展與消亡有其自身的規律可循，但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可以運用他們的智慧作用于客觀存在物，使其的反作用或反饋有利于整體人類的發展與優化。因此，對于公共資源的責任化主要是通過作為其所有人的政府 （一般只有所有人才有權對自己所屬物進行支配和使用，公共資源當然是屬于公共的，但全民共同管理的成本難度很大，所以作為人民權利的代表著——政府具有實施對公共資源責任化的權力）對其進行規制設計。

（1）使公共資源客體主體化。據上述可知，公共資源作為客觀存在物，是人們共同使用的客體，可以說，它幾乎是沒有話語權的，而人們在使用或享用時很少或根本不會考慮到它的“感受”，往往把它視為理所當然之物。正是由于其公共性、非排他性以及它的客體性才導致了“公用地悲劇”現象的產生。而公共資源的主體化主要是指：公共資源不再是無動于衷，而應受到使用者的尊重，在一定成程度上還必須使使用者敬畏。因此，政府必須對公共資源進行規定，轉變它的地位，使其主體化。這主要是政府在法律法規這一高度層次上對公共資源進行責任規制：公共資源作為共有的資源，它是大自然予以我們的巨大財富，對它的處理支配權是屬于其所有人（即公共資源所在地域國別的全體人民），單獨個體或團體對其只有合理使用權，并沒有過度侵占、損壞資源的處理權，對它的任意支配使用必須受到法律法規的制裁。因此，作為公共資源使用者的人類應該感謝、尊重公共資源并科學合理地能動改造公共資源。

（2）使對公共資源的享用與責任對等一致。也就是說，對于公共資源，進行“誰使用，誰維護；誰破壞，誰治理”的權力責任對等策略。這也是我們堅持的可持續發展這一科學發展觀策略。

（二）公共資源使用者的責任內化

公共資源的使用者是造成“公用地悲劇”的主體，要在根本上解決這一悲劇現象，必須對他們的行為進行責任化。相對于上述中的公共資源使用者的責任分散化，這里主要是針對使用者的責任內化進行討論。

（1）契約制責任內化。對于公共資源不能放任自流，而應建立相應的管制機構，政府可以設立，但其能力和管理幅度是有限的；市場也可以進行監管，但我們知道，對于公共性問題，往往與市場的營利性相悖而使市場束手無策。當然也并不是沒有解決之道，筆者認為相對于前兩者更優化的是奧斯特羅姆提出的自主治理策略，即公共資源的所有使用者應該自主建立監管機構，簽訂共同遵循契約協議，進行自我管理。所謂契約制責任內化，主要是指公共資源使用者在進入公共資源使用之前應簽訂自主管理機構的契約協議書并做承諾，這樣，分散的責任就能夠通過這一管理和協議達到一定程度上的集合和內化，也使得個體使用者的使用權利必須與其在協議書上所承擔的責任相符。

但是我們知道，作為理性人即使在規則達成協議之后的許多場合，每一個公共資源的使用者都會做出進一步的選擇。在最低限度上，“達成協議后的每次決策都可以被認為是在遵守規則（Ct）或在某些情況下違反規則（Bt）這兩者中的選擇。在許多場合，對占用者來說，Bt的即期收益要高于Ct，除非Bt被人察覺并受到制裁（S），并且 Ct>Bt－S”。 因此，對于公共資源使用者必須實行責任相對的激勵機制。

（2）使用激勵手段責任內化。缺乏監督的權力必定致使權力的濫用。而外部強制常常被用來作為解決承諾問題的方案。假定在外部力量為保證合同得到遵守，會在未來的所有階段對違規行為給予強制制裁的情況下，人們會作出遵守合同的承諾，那么每個人都可能作出可信的承諾，從而獲得他們不這么做便不可能得到的收益。對于公共資源如何合理公平使用，這可以通過契約協議來實現，可以選擇責任委員會制，輪流使用等策略，但是，對于使用者的違規和不負責任行為，應該甚至是必須進行嚴厲懲罰的負激勵（當然，對于造成問題而積極承擔責任者應給予相應獎勵的正激勵）。負激勵的限度應該至少是Ct>Bt－S。只有配套的監督激勵措施，才能使使用者的行為符合其所負的責任，這也可以使使用者在心理上達到平衡，達到責任的內化。

在市場經濟發達的當今社會，利益對人們的驅動愈來愈激烈，而人們責任心下降和分散也越來越嚴重。在公共資源的稀缺性下，怎樣才能使人們趨于科學合理利用，確實值得我們思考。從責任角度看，應該對盲從的人們進行必要的責任規制和監督管理，從人們的心理負責上升到行為上的遵循規則協議。

[1]馬朝陽.從“公用地悲劇”看教師流動失范的制度缺失[J].宿州教育學院學報,2008(6).

[2]公用地悲劇[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277754.htm

[3]安東尼·唐斯.民主的經濟理論[M].姚洋,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

[4]樊勇明,杜莉.公共經濟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49-63.

[5]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三聯書店，2000：72.

[6]責任分散效應[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302071.htm.

C91-06

A

1673-1999（2012）09-0042-03

方建鋒（1988-），男，安徽黃山人，華僑大學(福建泉州362021）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研究生。

2012-0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