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的流亡主題及其文化意義

鄒 莉

（重慶第二師范學院 外國語言文學系，重慶400065）

《流亡者》的流亡主題及其文化意義

鄒 莉

（重慶第二師范學院 外國語言文學系，重慶400065）

《流亡者》是喬伊斯唯一的一部戲劇作品，戲劇描寫了社會中流亡個體的精神之痛，同時它也是一部揭露愛爾蘭的社會現實和愛爾蘭民族文化劣根性的戲劇杰作。喬伊斯在戲劇中借用流亡主題描寫了劇中主人公如何應對自己的精神困境，以及為找到自己的真正身份所作的努力。

流亡者；流亡主題；文化意義

喬伊斯是20世紀一位偉大的文學家，他主要的作品有《都柏林人》、《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芬尼根守靈》、《尤利西斯》等?！读魍稣摺肥菃桃了钩诵≌f之外創作的唯一一部戲劇作品，目前國內文學界主要以研究喬伊斯的小說為主，而對他這部戲劇作品的研究則非常少，其實喬伊斯在文學創作之初受挪威戲劇大師易卜生的影響，最早開始創作的是戲劇，《流亡者》是他完成的唯一一部劇本。而且這個劇本寫于《都柏林人》和《尤利西斯》時期，因此解讀他這部戲劇作品對理解喬伊斯的小說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流亡者》描寫了四個男女主人公的多角感情生活及戀愛關系。主人公理查德是一位有過流放經歷的愛爾蘭作家，他的經歷和作者喬伊斯一樣；理查德的妻子伯莎十年前和他私奔到海外，當他們回來后，理查德的好朋友及他忠實的粉絲羅伯特暗地里瘋狂的追求他的妻子。而理查德本人和羅伯特的表妹、他兒子的音樂教師阿特麗斯有感情糾葛。整出戲圍繞著男女主人公對感情的忠誠、背叛以及懷疑展開。戲劇明顯關注了社會問題以及人的身份問題，描寫了兩對男女的內心沖突和感情歷程，并折射了喬伊斯的流亡精神。了解流亡主題戲劇的背景、人物的精神困境及小說的文化意義對理解戲劇的流亡主題和愛爾蘭人的宗教文化有著深刻的意義。

一、流亡主題的背景

喬伊斯于1882年2月2日出生于愛爾蘭都柏林市郊區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約翰·喬伊斯是個稅務員，他的母親瑪麗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的母親對喬伊斯一生的影響非常大。喬伊斯從小在教會學校里接受天主教教育，他的宗教信仰在中學畢業前開始動搖，他在1902年畢業后赴巴黎學醫。1904年喬伊斯和情人在海外私奔，結婚后到意大利和瑞士旅行，從此開始了他的流亡之路，隨后他宣布與天主教會統治下的愛爾蘭徹底決裂，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創作了一系列的小說及這部戲劇。20世紀流亡作家創作了大量的流亡作品，流亡作家書寫了自己的流亡經歷，有的作家是被迫流亡，也有的作家自愿流亡，文學作品中的流亡主題源自于早期的人類歷史，比如西方的文學傳統《圣經》。由于遠離自己的祖國，出現在他們作品中是一個孤獨的、顛沛流離的、無奈的流亡世界。這也是喬伊斯流亡生涯進行文學創作的時代背景，在喬伊斯生活的時代，愛爾蘭人的流亡和思鄉情緒一直影響著當時的作家。喬伊斯一生中多數時間都在故鄉愛爾蘭之外的歐洲大陸國家度過，在巴黎定居時，他曾兩次回到愛爾蘭臨時居住，之后他又離開了愛爾蘭。從小在國內的生活經歷和他長大后異國的流亡經歷都對他的創作影響很大?！读魍稣摺肥菃桃了菇洑v九年流亡生活后創作出來的作品，在這部戲劇中作者繼承了古代希臘神話中出現的流放傳統，塑造了理查德這樣一位既不容于故鄉，又不完全被歐洲大陸文化認同的作家形象，理查德自我流亡到歐洲大陸，在朋友的勸說下，重新回到都柏林。理查德既想得到妻子伯莎對他的忠誠，又想體會妻子和好朋友偷情帶來的刺激，獲得一種精神流亡。戲劇中的流亡主題體現了理查德的靈魂救贖之路，流亡主題還暗示了主人公想走出迷茫與困惑，重建自己身份的主題。

二、精神困境中的施虐者

喬伊斯從小生活在愛爾蘭，對愛爾蘭有很深厚的感情，卻選擇背井離鄉，遠赴歐洲大陸，開始了他作為一個移民和流亡者的文學創作生涯。因其早年離開祖國，一直缺少一種民族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喬伊斯逐漸形成了“邊緣人”、“異鄉人”的流亡意識。在他的文學創作中，他將自己獨特的人生經歷和流亡時的心理困境反映到他的文學作品中，塑造出一系列被放逐的、孤獨的流亡人物形象?！读魍稣摺肥菃桃了沽魍鼍拍旰蟮膭撟?，戲劇作品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喬伊斯的流亡生活以及流亡生活帶來的精神痛苦，劇中展示的流亡之痛是喬伊斯對自己流亡生活的體會，所以《流亡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喬伊斯的自傳體小說。這種精神上的禁錮體現在《流亡者》展示的四個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糾葛，劇本描述了主人公理查德的精神之苦以及體驗感情出軌，徹底來一次精神上的流放。理查德作為一名有才華作家，卻找不到施展自己才華的舞臺。他不被世人了解，與妻子沒法交流溝通，伯莎和阿特麗斯聊天時說到：“幸福！他寫的東西我完全不懂！我無法以任何方式幫他，他有時候和我說話我甚至連一半都聽不懂！”［1］（P189）理查德時常覺得孤獨苦悶，唯有和好朋友的表妹進行書信才能互相交流，他的妻子伯莎對此非常憤怒和無奈：“長年累月地和她互通那些長篇大信。長年累月。但是自從我回來后，我就明白了——完全明白了”，［1］（P147）“你給予那個女人的太多了，迪克。也許她值得你這么做。也許她能完全理解你的意思。我知道她是那種人?！保?］（P148）而理查德有著渴望被朋友和妻子背叛的畸形心理，他對他的好朋友羅伯特說：“因為在我卑賤的核心地帶，我渴望被你和她背叛——在暗處，在夜里——偷偷摸摸地、卑鄙無恥地、詭計多端地。被你，我最好的朋友，和她。我熱烈地、卑賤地渴求，渴求在愛情與情欲中永遠受辱蒙羞，成為……”［1］（P162）羅伯特對于自己好朋友的妻子肉體的愛慕可以從他對伯莎的甜言蜜語中看出：“你的眼睛。你的嘴唇。你神圣的整個身體……”［1］（P129）戲劇中各個男女之間由于對感情產生的懷疑和不忠都遭受了精神折磨。

戲劇中理查德首先經歷了許多年的流亡生活，流亡生活開始使他獲得了精神的自由，而這種自由正是他藝術創作的動力，只有在藝術創作中，他才能忘掉現實的苦悶。當羅伯特想給理查德推薦傳奇文學的教授席位，理查德想到要放棄自由顯得很猶豫，羅伯特說道：“我想的是未來的生活——在這兒的。我理解你的驕傲和你對自由的感覺。我也理解他們的看法。無論如何，有一條出路。非常簡單”，［1］（P132）但是流亡的孤獨生活又造成了男主人公心理上的壓抑，這種長時間的壓抑也引發了他強烈的叛逆心理。主人公流亡的過程使得他必須放棄原有的天主教信仰，而天主教的信仰被愛爾蘭人看作精神指引。放棄天主教的身份無疑使得理查德成了一個“局外人”，一個永遠不能融入愛爾蘭社會的人。而這種精神的困惑讓理查德感到他的信仰、他的感情、他的友誼都不確定，而這種與原有生存環境的對抗往往會加劇主人公的心理落差，與本土文化的分離造成了流亡作家的精神困惑，異化成為流亡者心路變化的必然結果。如何讓理查德重建缺失的信仰，為自己的精神流亡找到出路也是這部戲劇呈現的主題。

三、戲劇的文化意義

愛爾蘭的民族主義思想始終伴隨喬伊斯的一生。大多數愛爾蘭人都信奉天主教，宗教在愛爾蘭人的社會和生活中起著不可缺的作用。喬伊斯在教會學校接受教育，深受天主教的影響和熏陶。但是喬伊斯對宗教的態度始終是模棱兩可的，在早期的接受與后期的決裂之間，喬伊斯逐漸從宗教走向世俗，投身于文學創作。從宗教信仰轉向世俗生活再投身于藝術創作，喬伊斯的人生始終與宗教傳統不可分離，他所有作品中的都柏林與天主教會都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宗教的傳統是愛爾蘭傳統中最根本、最普遍的傳統，天主教對愛爾蘭人精神統治是長期的、無所不在的，對天主教的信仰成了愛爾蘭人的一種習慣。喬伊斯在作品中駁斥了教會的嚴厲統治束縛了愛爾蘭人的思想和行動，使他們的精神生活變得冷漠和麻木不仁。在喬伊斯宣布和愛爾蘭教會脫離時，他發誓不再相信教會，并通過他顛沛流離、四處流浪的生活作為反抗教會的武器?！读魍稣摺烦吮憩F社會中流亡個體的精神之痛，也是一部揭露愛爾蘭的社會現實、展示愛爾蘭民族文化劣根性的戲劇杰作。這部戲劇取材于喬伊斯早年的流放生活中的親身經歷和感受，其時代背景是處于二十世紀貧窮、冷漠的愛爾蘭社會。敘事對象主要是生活在當時社會中的流亡個體及其周圍的人，作品描寫了喬伊斯對社會矛盾的困惑、對人類感情的迷茫、對宗教的焦慮。喬伊斯旨在通過文學作品來警醒國人，讓他們認識到愛爾蘭人的冷漠和狹隘的精神狀況，以及愛爾蘭人癱瘓的民族文化心理如何阻礙愛爾蘭社會文明發展的進程。

對于一個信仰天主教的民族而言，宗教信仰是這個民族的文化心理不可缺少的一種精神力量，而信仰缺失則是一種可怕的精神危機。在喬伊斯的文學作品中，苦悶和孤獨是其喜歡的流亡主題，流亡個體對自己身份的確認是一種內在的行為要求。戲劇中理查德大聲的宣稱：“我們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以什么態度對待她的一些孩子，在她需要的時候，他們離她而去，現在，在她期待已久的勝利前夜，他們得到召喚，回到她身邊，回到他們在孤獨和流亡中終于學會去愛的她的身邊。我們說他們在流亡，但在此必須有所區分。有經濟上的流亡，有精神上的流亡……他們離開她去其他國家，是尋找一個國家的人民賴以支撐其生命的精神食糧?！保?］（P190）每個個體都設法確認自己的身份以獲得心理安全感，他們都害怕失去自我的身份而被社會異化。弱小、孤立的個體往往無法與弱肉強食的社會抗衡，孤獨、焦慮和失落是當時流亡作家的親身經歷?！读魍稣摺逢P注著現代社會中個體的身份和自由，由于喬伊斯自身的邊緣者身份和強烈的流亡意識，作者一生都在追求和確認自己的身份。而作者這種身份的危機與困惑也構成了其作品中大多數人物悲劇的癥結所在。

喬伊斯的作品并不僅僅描寫個人的命運，而是在書寫整個愛爾蘭人的命運。他試圖通過描寫愛爾蘭人的個人精神流放和感情悲劇來喚起整個愛爾蘭人的精神力量。這部以流亡為主題的作品描述了流亡的人一方面受到本民族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又遭遇到難以融入異族文化的困惑。如何擺脫流亡人身份，獲得自己的民族身份認同，是邊緣化的流亡人難以解決的問題。由于文化身份得不到認同，理查德的內心非常痛苦，主人公理查德復雜的性格也是這部戲劇的一大特征，他的妻子伯莎費盡心思想理解他，但還是不了解丈夫對自己到底是種什么感情。施虐和受虐的情感也是人物的感情糾葛，丈夫一方面嫉妒妻子的不忠，另一方面又鼓勵妻子與人偷情?！吧?，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這是哈姆雷特在與仇人決斗之前的困惑。這部戲劇的結尾也給讀者留下了一個未解決的疑問：女主人公伯莎到底有沒有委身羅伯特？作者給讀者留下了一個謎，結尾正如理查德說的那樣：“你可以告訴我，但我永遠也不會知道”，但是“我渴望的是——完全赤裸毫無遮蔽地和你在靈魂上、身體上結為一體，擁有你卻不給你任何束縛，甚至沒有愛情的束縛”。［1］（P203）這也是喬伊斯走出精神流放，重新定位自己身份的心聲。

在這部戲劇中，喬伊斯表現了精神流亡之苦以及對民族身份的尋找。在對身份的認同和反思中，作者也在不斷地追求著真正的自由和真實的自我。因此這部戲劇的主題以及文化意義對現代社會中的移民如何實現身份認同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1］余中先，主編.世界文學［J］.世界文學，2011.

鄒莉（1977－），女，文學碩士，重慶第二師范學院外國語言文學系講師，主要從事英美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