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與現代服務業協同演進的內生機理研究——基于超邊際分析方法

傅利平，李軍輝

（天津大學 a.公共資源管理研究中心；b.管理與經濟學部，天津 300072）

城市化與現代服務業協同演進的內生機理研究
——基于超邊際分析方法

傅利平a，b，李軍輝b

（天津大學 a.公共資源管理研究中心；b.管理與經濟學部，天津 300072）

進入后工業時代，城市化與現代服務業有效協同是我國解決各種經濟社會問題累積耦合的基礎，也是調整產業結構、提振內需的重要途徑。針對問題，傳統文獻或拘于表面問題的分析，或將城市化和現代服務業分別研究。鑒于此，在解析現代服務業演化特質的基礎上，對城市化與現代服務業深層協同機理進行模型化體現，運用超邊際方法分析、推演，結果顯示專業化分工與交易效率兩因素持續的互動提高是城市化與現代服務業協同的本源所在。最后，圍繞協同困境的成因，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城市化；現代服務業；超邊際分析；協同機理；后工業化

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受到國際市場需求低迷拖累，我國經濟增速不斷放緩，原先那種外向型、粗放性的發展模式已不能為繼，走內需拉動集約型發展才是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內需不旺、城鄉發展失調、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的卻不斷累積和顯現，其實這些現象背后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城市化的滯后。從經濟學角度講，這種滯后是指相對于產業發展階段的滯后，它會導致城市聚集經濟的損失；抑制消費需求的增長；限制農業的現代化進程；阻礙產業結構調整和第三產業發展，削弱我國城市產業（主要是第三產業）在其結構推移過程中吸收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加劇資源破壞和環境污染，不利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理論上城市化是伴隨工業化而生，且與之協同演進的，在此過程中服務業應運而生并不斷發展。尤其是進入工業化后期，以新技術、新管理方法應用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興起和快速發展，開始逐步取代工業成為城市經濟的主要內容，這也是學界判定工業化階段的重要依據之一。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歷程表明，后工業化階段，人口城市化速度將逐步降低并趨于穩定（70%～80%），城市功能出現轉型［1］。所以，面對多方面復雜問題的交織與耦合，唯有深層次探究城市化與產業協同發展的機理，尤其是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背景下城市化滯后的本源，才是重新定位發展目標、建構發展思路前提和基礎［2］。

一、我國城市化與現代服務業的現狀

眾所周知，城市化本質是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由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而產業結構與形態的變化正是這種轉移的外在體現。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總體保持平穩快速增長，2011年三次產業產值結構為10.12∶46.78∶43.1，表明我國經濟開始步入后工業化階段①，與此同時，城市化率達到了51.3%。后工業化時代是以服務為基礎的知識化產業階段，以生產者服務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產值比重在三次產業中的地位將占有支配地位［3］。但我國目前城市化進程相對于工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已明顯滯后，并阻礙了提振內需、調整產業結構戰略的有效推進。

2011年我國人口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的比值為1.28（＜1.4～2.5），說明城市化進程仍滯后于工業化進程，何況這個數據已被某種程度的高估。因為城市化的真諦是通過其強大的集聚效應吸納農村人口進城定居，成為市民的一部分，以降低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4］，根據這一理念，如用非農業人口占比計算，截至2010年我國城市化率只有34.17%，即大約2億多人口盡管居住在城市卻未被真正的“市民化”。同時，城市化滯后進一步導致了三產內部的結構性失衡，集中體現在現代服務業無論是對GDP的貢獻度，還是對總就業的貢獻度上都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世界銀行相關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世界各國服務業GDP貢獻率平均為69.4%，而中國大陸只為43.4%；2008年中國大陸第三產業就業貢獻率只有34.1%，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斯里蘭卡的38.7%。

生產者服務業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應呈現出高于服務業平均水平的增長速度。其快速增長對于國民經濟來說，貢獻不僅在于產業的發展和就業的提升，更在于結構的優化和質量的提高。然而相關數據顯示，2007年在生產者服務業部門投入構成方面，“運輸倉儲郵政、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所占比重最高（32.18%），隨后是“批發零售貿易、住宿和餐飲”（24.39%）、“金融業”（15.29%）及包含專業服務、綜合科技服務等未分類的其他服務業（14.65%）。盡管表中涉及的服務部門的劃分相對較粗，將中間投入籠統的劃歸五大服務部門，但不難看出，我國的生產者服務投入大多是由像運輸倉儲、郵電、商業、貿易及餐飲住宿類勞動密集型產業部門提供的，而帶有較高技術、知識與人力資本含量的投入規模相對較小。同時，像金融保險業這樣的行業也未能深深根植于第二產業，從二產的增長中獲得持續的發展。以上數據已充分表明，目前我國城市化與現代服務業并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協同演進，而是出現了一定的扭曲和滯后。

二、城市化與現代服務業內涵界定及互動關系研究

（一）城市化與現代服務業的內涵認知

“城市化”的概念源于A·塞爾達（1867）的著作《城市化概論》。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1971）將其定義為“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人口分布方式的變化”［5］。以菲利普·庫克（Philip Cooke，1997）［6］為代表的經濟學家進一步認為：城市化是指不同區域內與區域間的經濟結構由農業向非農產業轉換的過程，是包含信息流、技術流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空間聚集增長的過程。根據城市化演進的主導形式不同，有學者將其分為內生型城市化和外生型城市化［7］。內生型城市化指在自由市場經濟主導下，城市化發展主要受產業和市場等內生經濟因素推動，在此過程中會自然呈現產業、人口的集聚化態勢。由政府根據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主導城市化路徑的則稱為外生型城市化，這種類型的城市一般發展較為迅速并具有鮮明的功能特色。

我國“現代服務業”的提法最早出現在“十五大”報告中，國外學者更傾向于使用“知識型服務業”（Knowledge Based Service Industry）［8］、“知識密集型服務業”（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9］和“生產者服務業”（Producer Services）［10］?，F代服務業不同于傳統服務業，它是指那些依靠高新技術和現代管理方法、經營方式及組織形式發展起來的、主要為生產者提供中間投入的知識、技術、信息密集型服務部門，以及一部分被新技術改造過的傳統服務［11］。也有學者將房地產業、旅游業及體育文化娛樂業也納入到現代服務業的考量范疇，將其等同于第三產業［12］。本文更傾向于第一種觀點，認為“現代”意義下的生產服務功能是現代服務業的特質，其涵蓋普通意義上的生產者服務業和不斷從其他產業剝離并衍生出現的新興產業。

不可否認，在現實情況下城市化與產業化發展多是一種設計成果，但絕不是主觀任意而為設計的成果，其演化路徑必定是由內生與外生因素遵循一定規律互動耦合的結果。

（二）城市化與現代服務業互動關系研究述評

城市化是區域產業組織形態演進及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產業聚集和集群化發展的空間載體，決定著產業發展的外部環境?，F代服務業則是交易效率提高、專業分工深化、科技高速發展的產物，它使城市在產業結構調整、資源優化配置、知識溢出方式、空間聚集形態方面不斷發生變化。研究表明，城市化是服務業增長的原因［13］，其水平是影響現代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的重要因素［14］，二者發展存在著顯著地線性關系［15-16］，一方面伴隨著城市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專業化程度逐步加深，另一方面隨著城市效應的增強，現代服務業不斷成長壯大，城市終將成為生產者服務業對外輸出的主要場所［17］。經驗證實，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城市化與現代服務業交互作用不斷加強和凸顯，城市化與服務經濟將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巨大動力［18］。

總體看，目前國內外關于城市化與現代服務業協同發展方面的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對于現代服務業的涵蓋范圍，國內外學界還未達成共識，致使實證研究結果缺乏可比性。此外，有關于城市化與現代服務業協同的理論基礎及相互作用機制的研究還非常有限，其理論注釋遠遠不能滿足實踐發展的需要［19］?？v觀現有成果的理論基礎，大都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分析框架，采用“規模效應”和第Ⅰ類聚集效益為理論依據，但此理論的研究對象是制造業，由于產業性質不同，能否用以分析現代服務業值得進一步驗證。

張松林等（2010）則另辟蹊徑，基于新興古典經濟分析框架，以第Ⅱ類聚集效益②為理論依據，很好地避開了這個

理論問題，給予了我國城市化和傳統服務業發展雙重滯后現象以新的詮釋［20］。然而傳統服務業涵蓋生產者服務業、消費性服務業、基礎服務業和公共服務業，各種服務業業態不同，其自身發展的內在機理與外在功能也就不同，如不加以區分而籠統的將其混為一體，會導致研究產生偏差。所以，本文聚焦后工業化背景下城市化與現代服務業耦合發展問題，根據現代服務業演化規律，運用超邊際分析方法，探尋二者協同的內在機理，結論將有助于明晰兩種經濟現象內在的本質聯系。

三、模型構建與協同分析

與新古典經濟學將生產者與消費者二分，采用邊際分析法不同，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將生產者與消費者視為一體，采用超邊際分析法③，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和專業化的核心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本文的建模思路來源于楊小凱和賴斯（R.Rice，1994）建立的城市化的一般均衡模型［21］，并在此基礎上嘗試將原模型中的一個工業品換成一個生產服務品，并對生產服務品進行階段性內生處理，進而建構全新的理論分析模型，結果表明這種嘗試是成功并有效的。

（一）建模

假設農業、工業以及現代服務業在模型中均以“生產者即消費者”的角色出現。x表示農產品、y為工業品、z為生產服務品，商品x的生產屬于土地密集型，y和z屬于第二、第三產業，生產時需要較少的土地。M個無差別的“生產—消費者”可以自由選擇專業化生產不同的商品和居住模式。這里將選擇生產y和提供服務z的人稱為C類人，將選擇生產x的人稱為R類人。交易效率為K，不同類型的人之間K值不同，C類人之間的交易效率為K=k；R類人之間的交易效率為K=r；一個R類人和一個C類人之間的交易效率為K=s，且k≥s≥r。

引入Cobb-Douglas效用函數，每一個生產——消費者的效用及決策約束可表示為：

假定產品x、y、z對總體效用u的貢獻度相同，即偏好相同。其中，u表示某一狀態下經濟主體的總效用，分別表示農業品、工業品及生產服務品的產出量、自給量、銷售量和購買量。pi(i=x,y,z)表示各種產品的價格。a表示專業化程度，a＞1表示存在專業化經濟狀態，各決策變量均取非負值。

（二）模型的超邊際角點均衡分析

引理1：如果存在專業化經濟和交易費用則一個人絕不會同時購買和生產同一種商品，而且最多只賣一種商品［21］。

引理2：對于一個事前相同的消費者——生產者集是一個連續統的經濟而言，如果個人的偏好是理性的、連續的和凸的，生產具有專業化經濟，個人的勞動時間是有限的，那么瓦爾拉斯均衡存在，并且它就是帕累托最優的角點均衡［22］。

根據引理1及約束條件，并綜合現代服務業特點，便可將23×3=512可能的角點解縮小到6種情況，分別歸屬三種不同的決策狀態。由引理2可知，每個決策狀態中的各模式都存在一個角點均衡。

1.決策A：“自給自足”

模式A意味著M個無差別的個體獨自生產并消費兩種產品。因為沒有分工，所以不存在生產服務品，即x,y,lx,ly＞0，z=xs=xd=ys=yd=0，決策問題表達式為：y

在決策A中，市場出清條件總是滿足的。所以決策A的角點解即為角點均衡解。

2.決策B：“局部分工”

綜上所述，當uA＞uB和uA＞uC時，一般均衡結構是A；當uB＞uA和uB＞uC時，一般均衡結構是B。當uC＞uA和uC＞uB時，一般均衡結構是C。根據引理2，可以得出三種結構的角點均衡（表1）。

表1 3種結構中的角點均衡

（三）協同機理分析

由于農產品是土地密集型產品，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而工業活動和現代服務業既可以分散在廣大地區也可以集中于城市。假設生產每種商品都有專業化經濟（a＞1），即專業化程度越高，生產效率也就越高，同時貿易會產生交易費用，從而出現了專業化經濟與交易費用之間的兩難沖突。如果交易效率很低，人們自然會選擇自給自足，即決策A，當交易效率得到些許提高時，分工就會從自給自足跳到局部分工，即決策B（0＜a≤1），出現半工業化的農民和半專業化的工業品生產者，此時現代服務還未從工業中分離出來。由于農民只能分散居住，為了降低交易費用包含生產服務的工業品生產者只能選擇離居民最近的地方居住，以降低因分工帶來的交易費用，所以也就不會產生城市。如交易效率進一步提高，專業化程度也會進一步提升（a＞1），工業生產者開始將自身價值鏈的生產服務環節外部化，并逐步剝離形成現代服務業，由于工業生產者與現代服務業的交易效率更高（k＞s），所以非農業生產者為了提高交易效率便會集中居住從而出現了城市，城鄉開始分離，即決策C。

從模型演繹結果看，局部分工決策時人均收入僅與專業化程度a有關，而與交換成本無關。完全分工時，人均收入則與專業化程度無關而是與交易效率有關，而且隨著交易效率k的增加，交易費用隨之下降，農業生產者不斷減少（），城市人口持續增加，人均收入也明顯大于局部分工狀態，即uC＞uB（0＜a≤1;1＜s＜k），城市化進程加快。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隨著社會分工的持續深化，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現代服務業各形態隨之涌現，并逐步發展壯大。城市的存在與發展為現代服務業的演進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反過來現代服務業的良性發展，促進了城市聚集產業的集群化演進，擴大了社會專業化分工網絡?？梢哉f現代服務業與城市化協同發展一定意義上是“專業化分工”和“交易效率”兩個關鍵因素互動提高的過程，此結論也印證了鄧于君（2009）的研究［23］。

可以說，城市化良性演進在帶來持續集聚效應的同時，還像一只無形的手在不斷地影響著產業結構的變化。伴隨這一演進過程，現代服務業的特性和功能也并非靜止不變，而是在經歷不斷凸現和強化，不斷向產業價值鏈“微笑曲線”的兩端演化［24］。

從專業化分工的角度考慮，現代服務業態的增加是產業分工與專業化演進的產物，同時它又反作用于社會分工。一方面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為專業化分工提供了復雜的社會生產網絡以及生產必需的資本和市場，使得產業鏈迂回度增加進，進而經濟結構的多樣化程度、市場一體化程度、市場容量等都會上升；另一方面，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有效降低了其他產業的生產成本，延長了產業鏈和價值鏈，提升了區域競爭力，優化了資源配置，使得產業分工與產業結構更趨合理，城市的集聚效應更加突出，進而加速了勞動力的產業間轉移。

從交易效率的角度考慮，城市完備的基礎設施建設、良好的交通與通訊保障等為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了充分的保證，并擴大了社會分工網絡，企業在費用比較的基礎上會理性的選擇“外包”，從而催生并加速了現代服務業的演化發展；另一方面，現代服務業發展使城市的集聚產業結構不斷得以“軟化”和優化，增強了產業競爭力，提高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進而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向非農行業轉移進入城市（詳見圖1）。

圖1 城市化與現代服務業內在作用機理及外在表現

（四）協同困境分析

根據二者的協同原理，現階段我國所面臨的協同困境，除了統計方面的因素外，還存在以下兩方面原因：

中間需求不足?，F代服務業發展主要靠產業部門和政府部門的中間需求驅動。而這些中間需求與市場容量直接相關，城市作為二、三產業聚集的空間載體，從購買力來看其市場容量遠遠大于農村。但目前我國現代服務業市場需求不足，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我國社會專業化分工程度較低，致使服務活動內部化，尤其是制造業因大多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環節，現代服務需求嚴重依賴國外，盡管工業發展某種程度上帶動了物流、金融以及信息等服務行業的發展，但對城市的現代服務業整體發展作用有限。其二，城市化的滯后影響了勞動力的供給，導致了市場容量的降低，因為市場容量大小取決于人均真實收入和人口數量，城市在這方面相對于農村有著巨大的優勢。

市場自由度不高。目前，我國現代服務業行業壟斷和國家所有并存，某種程度上抑制了服務市場的自由競爭，降低了市場交易效率，阻礙了專業化分工的深化，助長了服務價格的上升。隨著交易成本與專業化生產費用的上升，企業會明智的選擇將服務內生，從而阻礙了資源的優化配置進程，造成現代服務的“外部化”、“市場化”和“產業化”演進障礙，進而影響到產業鏈迂回度的增加和城市核心競爭力的提高。此外，由于服務提供缺乏足夠的市場競爭，使得服務提供的標準與規范相對混亂，服務質量的監督與約束嚴重不足，致使現代服務的供、需缺乏應有的信任，而服務的標準化、規范化與誠信度缺失，必將增加了服務市場的交易成本。

四、政策建議

目前我國城市化和現代服務業協同發展的困境不只是由經濟發展階段所決定，更是緣于體制、機制、政策和規制的約束。因此，需要有創新的思維及大膽的探索與嘗試。

（一）加大區域智力資本投入力度，提高勞動力專業素質

專業化分工的持續發展，不僅會導致普通物品交易量的增長和一般商品市場相應擴容，還會引發勞動力就業增長和勞動力市場擴容，生產行業增多必定會引起就業需求和就業機會的同步擴張［25］。由于歷史原因，我國農村勞動力雖然相對豐富，但總體專業素質偏低，并與城市勞動力市場需求有明顯錯位，所以需要不斷加大社會智力資本投入，一方面注重高層次人力資本的培養和引進，為產業優化升級提供智力支撐；另一方面加強對低層勞動力進行職業教育，培訓方向要與產業發展需求接軌，以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順利轉移。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增加城鄉居民平均收入，進而刺激消費，拉動內需。

（二）創新市場管理體制與機制，激發現代服務業活力

生產迂回程度的提高，同一個經濟的自由化程度有著密切關系，所以應著眼于現代服務業的產業化、市場化和全球化發展趨勢，積極推進制度改革，打破壟斷、放寬準入領域、建立公開、平等、規范的行業準入制度、促進有序競爭，減少并逐步消除市場扭曲，增強現代服務業發展活力。解決此問題的中心環節在于國有與集體服務性企業的產權改革與管理變革，特別關注點是要始終把體制、機制和政策創新與調整、優化服務業結構有機結合起來［26］。

（三）加大對現代服務業引導與政策支持，促其良性發展

在區域發展層面，城市是產業聚集和集群式發展的主要平臺，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現代服務業的作用不斷凸顯，這不僅體現在自身作為利潤源泉的價值，更體現在其對各專業化生產環節所具有的“黏合劑”功能。所以在城市化與產業集群協同發展過程中，應該把發展現代服務業放在優先戰略位置，注重發揮市場基礎性調節作用，逐步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增強服務業的區域集聚與輻射效應，提升中心城市的服務層級，進而帶動周邊地區實現產業的優化升級。

大量的經驗和研究表明，城市化與現代服務業有著很強的互動關系。城市是現代服務業發展的載體，其發展水平與規模是現代服務業良性快速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關于二者互動的理論與機理的研究，對后工業化背景下如何發揮現代服務業的巨大動力作用，有效推動我國城市化進程，拉動內需、走內涵式“中國特色”經濟發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價值導向作用。

注 釋：

［1］李程驊.現代服務業推動城市轉型：戰略引領與路徑突破［J］.江海學刊，2012（2）：86-92.

［2］陳玉和，孫作人.加速城市化：中國“十二五”規劃的重大戰略抉擇［J］.中國軟科學，2010（7）：16-22.

［3］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M］.彭強，譯.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85：51-72.

［4］文貫中，熊金武.化地不化人的城市化符合中國國情嗎？［J］.城市規劃，2012（4）：18-24.

［5］西蒙·庫茲涅茨.各國的經濟增長［M］.常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56.

［6］Philip Cooke，Mikel Gomez Uranga，Goio Etxebarria.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Institutional and Organisational Dimen?sions［J］.Research Policy，1997，26（4/5）：475-491.

［7］崔裴，李慧麗.城市化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兩種模式［J］.城市問題，2012（6）：2-8.

［8］Heidi Wiig Aslesen，Arne Isaksen.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and Urb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J］.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2007，27（3）：321-338.

［9］Emmanuel Mullera，David Doloreux.What We Should Know About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J］.Technolo?gy in Society，2009，31（1）：64-72.

［10］Niles Hansen.The Strategic Role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J］.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1994，16（1/2）：187-195.

［11］劉志彪.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決定因素與政策［J］.江蘇社會科學，2005（6）：207-212.

［12］李敦瑞.中國現代服務業主導產業選擇研究——基于產業關聯視角［J］.經濟問題，2011（12）：36-39.

［13］Joachim Singelmann.From Agriculture to Services：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Employment［M］.Beverly Hills，CA：Sage Publications，1978：75-84.

［14］江小涓，李輝.服務業與中國經濟：相關性和加快增長的潛力［J］.經濟研究，2004（1）：4-15.

［15］李勇堅.城市與服務業互動發展：趨勢與對策［M］//裴長洗.中國服務業發展報告NO.8服務業：城市騰飛的新引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16］李江帆，曾國軍.中國第三產業內部結構升級趨勢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03（3）：34-39.

［17］Matthew P.Drennan.Gateway Cities：The Metropolitan Sources of US Producer Service Exports［J］.Urban Studies，1992，29（2）：217-235.

［18］張家俊.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的互動機理研究［J］.現代商業，2010（36）：255-256.

［19］鄭瓊潔，李程驊.現代服務業與城市轉型關系的審視與思考［J］.城市問題，2011（12）：9-15.

［20］張松林，李清彬，武鵬.對中國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雙重滯后的一個解釋：基于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視角［J］.經濟評論，2010（5）：56-62.

［21］Xiaokai Yang，Robert Rice.An Equilibrium Model Endoge?nizing the Emergence of a Dual Structur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Sector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4，35（3）：346-368.

［22］楊小凱.發展經濟學——超邊際與邊際分析［M］.張定勝，張永生，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75.

［23］鄧于君.發達國家后工業化時期服務業內部結構的演變、機理及啟示［J］.學術研究，2009（9）：62-71.

［24］顧乃華，畢斗斗，任旺兵.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互動發展：文獻綜述［J］.經濟學家，2006（6）：35-41.

［25］余憲忠.專業化分工的經濟驅動效應［J］.東岳論叢，2010，31（4）：71-75.

［26］程大中.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的水平、結構及影響——基于投入產出法的國際比較研究［J］.經濟研究，2008（1）：76-88.

Research on the Endogenous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 Service——Based on the Ultra-Marginal Analysis Method

FU Li-pinga,b，LI Jun-huib
（a.Research Center of Public Management；b.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Since people enter post-industrialized era,both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y are some foundation to solve various economic social problems so far，which implement optimization to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and to boost domestic demand by economic strategies.But now，the question is some traditional literatures either stands on surface problem analysis，or aims at two issues about urbanization and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y separately.In con?trast with the earlier studies，based on resolving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y evolution，this article builds mod?eling on urbanization and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in deep concerted mechanism by using ultra-marginal analysis and deduc?tion.So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ecialization and trading efficiency factors with constant interaction each other is the origin which urbanization and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y collaboration.Finally，around double lag cause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feasibl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urbanization；producerservicesindustry；ultra-marginalanalysis；collaborativeevolution；post-industrialization

F290

A

1007-5097（2013）06-0086-06

10.3969/j.issn.1007-5097.2013.06.017

2012-12-25

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博士)專項基金項目（2010ZYGX007）；河南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132400410051）

傅利平（1963-），女，四川資陽人，公共資源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區域經濟與管理，公共資源管理；李軍輝（1975-），男，河南新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經濟學，產業經濟學。

張 青］

●理論述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