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與道德
——湯普森的“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及其當代評價

劉 焱

(江蘇人民出版社，江蘇 南京 210009)

1957年，愛德華·帕爾默·湯普森發表《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致非利士人書》，對斯大林主義的教條主義錯誤進行集中清算，提出在發達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社會主義過渡的烏托邦議程——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思想。該思想一經提出，很快成為新左派運動的組織原則?？墒?，它也隨即引發了長期的激烈爭論，從而成為推動新左派運動不斷發展的一個重要思想動力。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相關研究的陸續出現，學術界已經比較充分地認識到，湯普森“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新理解以及對基于新道德觀的社會主義戰略的構想，對新左派運動的發展、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形成與嬗變，都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不過，我們注意到，由于各種原因，英語世界的研究成果對“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的闡述和分析都比較簡略，而國內學界對此的專門分析更是闕如。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影響到了英國新左派研究和英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深入開展。

一、斯大林主義是一種怎樣的意識形態？

英國共產黨自1920年成立以來，長期以蘇聯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缺乏自身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30年代中后期，隨著知識分子黨員的逐漸增多，一些黨內知識分子開始嘗試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研究具體的英國問題，并形成了一批有創見的理論成果。它們的出現不自覺地突破了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框架，開創了一種將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英國實際問題相結合的優良風氣。[注]張亮：《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興起》，《國外理論動態》2006年第7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左派知識分子沿著戰前開辟的道路繼續致力于英國本土問題的研究，不斷取得新成果，而他們與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差異、分歧乃至對立也就不斷積累，只不過由于政治原因，在新左派運動興起之前，沒有人愿意公開表明這一點罷了。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所揭露的蘇聯社會主義的另一面，在英國共產黨內部引起了嚴重的思想震蕩。英國共產黨在同年10月蘇聯武裝干涉匈牙利的“匈牙利事件” 以及英法聯軍為爭奪蘇伊士運河控制權而入侵埃及的“蘇伊士事件”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使包括湯普森在內的大批黨員對斯大林主義的正統觀點與東歐新形態社會主義感到失望。危機迫使英共同意進行有限度的民主化改革，提供必要的黨內自由討論的空間。以湯普森為主編的內部爭鳴性刊物《理性者》得以刊行，但不久即因批評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而被迫?？?，湯普森等人退出英共，創辦《新理性者》。正是在該刊的創刊號上，湯普森分兩部分刊發《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一文，系統闡明了自己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性理解。

關于斯大林主義，當時有一種流俗之見，認為它就是一種虛假錯誤的意識形態。湯普森堅決反對這種看法。他認為，斯大林主義的本質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官僚化的革命精英主義的世界觀，是與俄國官僚階層維護與擴張自身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官僚制是這種世界觀退化的表現，并試圖將這種意識形態永久化。如將斯大林主義與官僚制相互割裂，則容易出現四種錯誤：一是低估斯大林主義這種成熟的意識形態的理論力量[注]張亮、熊嬰編：《倫理、文化與社會主義——英國新左派早期思想讀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頁。，因而無法進行嚴肅的理論批判，從而滑向人身攻擊，或是對“人格”的辱罵。二是將斯大林主義的特征簡單等同于斯大林的特征，把教條主義歸咎于斯大林本人以及俄國官僚體制，而無視滋生教條主義的反理性主義形成于斯大林時代之前這一事實。三是無法解釋官僚制何以能產生斯大林主義(革命精英主義)的觀念與實踐。四是忽視人的道德觀念對于創造歷史的作用，而這與斯大林主義的經濟還原論并無本質差異。其致命缺陷表現在：“試圖直接根據并用一種由經濟因果性而來的過于簡單化的方法對所有政治事實進行分析，從而忽略人的思想和道德態度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盵注]張亮、熊嬰編：《倫理、文化與社會主義——英國新左派早期思想讀本》，第6頁。

在湯普森看來，斯大林主義當然是一種意識形態，但卻是一種具有內在的歷史根基或合法性的意識形態，這種根基就是俄國的相當落后的社會現實。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遭受經濟、文化剝削的工農階級的思想觀念為斯大林主義提供了觀念基礎；國內落后的經濟狀況、外部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形成了內憂外患的局面?！笆赂锩焙?，尚未完成自我覺醒的俄國工農階級迫切需要強有力的政治領導指導他們的政治經濟斗爭，突破列強的經濟封鎖，同時呼喚精英式的革命理論傳播者、“灌輸者”使馬克思主義理論通俗化、大眾化，以戰勝國內各種宗教神學、唯心主義意識形態的思想禁錮與麻痹。在這種具體歷史背景下，集權的官僚制應運而生并顯現出其集中經濟資源完成特定建設目標的優勢。由普列漢諾夫開創、經由列寧中介、斯大林時代通過行政手段強行推廣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理解模式(“教科書體系”的直接起源)獲得了意識形態合法性，成為向工農大眾灌輸革命理論的有效手段，斯大林主義即是對工農理論需要的反映。[注]張亮：《應當如何正確對待教科書體系》，《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7期。斯大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相對落后的俄國的具體呈現，因而具有本土內在的歷史根基或合法性，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自從完成了把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本土化的目標，蘇聯的集權官僚便無視“教科書體系”本身存在的庸俗化傾向，強調歷史規律的必然性而忽視乃至否認人的歷史主體作用，將人視為經濟規律自發發揮作用過程中被動的執行者，并試圖將其永久化。這在理論層面犯了馬克思恩格斯堅決批判的舊唯物主義的錯誤[注]張亮：《應當如何正確對待教科書體系》，《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7期。，在實踐層面則產生了阻礙俄國經濟建設、與工農群眾日益疏離的惡果。因此，脫離實際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抽象理論發展而成的斯大林主義，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退化為官僚制，嚴重阻礙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

湯普森指出，斯大林主義具有三個意識形態特征：反智主義、道德虛無主義、否認人類的歷史主體作用，這些都是有悖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反智主義的思想源頭有三個方面：一是對政黨和組織的忠誠，二是革命者對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的敵意，三是集體主義價值觀與個人主義價值觀之間的固有沖突。兩種價值觀的沖突將從內外兩個方面催生“一種現實功利的科學”——為讓多數人發揮創造性作用，而從外部限制少數人的生活潛能；“被控制的思想生活勢所必然地誕生出了教條主義的正統觀念”[注]張亮、熊嬰編：《倫理、文化與社會主義——英國新左派早期思想讀本》，第8頁。。對“基礎——上層建筑”模型的靜態、僵化理解，是導致道德虛無主義和否認人類的歷史主體作用的根源。斯大林主義“繞過社會生活過程”[注]張亮、熊嬰編：《倫理、文化與社會主義——英國新左派早期思想讀本》，第22-23頁。來揭示“經濟必然性”，實質是一種“自我異化”的形式，消解了人的歷史主體作用。這一方面導致了其不道德性(抽象地看待人)、無道德原則(用目的來為手段辯護)，對共產主義道德進行扭曲，將共產主義的美德轉化成了毀滅的工具，把人當成歷史必然性的工具，否認個體的道德作用；[注]張亮、熊嬰編：《倫理、文化與社會主義——英國新左派早期思想讀本》，第20頁。另一方面，則是置換了人類主體的概念，使“反映”活動失去能動性。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具有了實在論意義上的獨立性，并且將道德主體的活動限定在上層建筑領域，從而否認了人類主體在實際生產過程中的創造性角色。

二、應該怎樣理解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

湯普森認為，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特征及其對于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負面影響，歸根結底是由僵化地理解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尤其是經濟基礎——上層建筑辯證關系導致的，只有澄清、校正這種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扭曲認識，堅持辯證、發展地理解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才能在引領英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避免重走現實社會主義運動的彎路，擺脫20世紀50年代社會主義理論與現實社會主義運動的雙重困境。

首先，在馬克思那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并不是可以截然分開的兩個部分，經典作家創立“基礎——上層建筑”模型，是為了幫助人們理解社會現實——“行動——經歷——思考——再行動的人”——而采取的隱喻。[注]張亮、熊嬰編：《倫理、文化與社會主義——英國新左派早期思想讀本》，第13頁。這種區分是為了論證需要而設計的，本身并沒有實在論意義上的獨立性。在“專屬于人的勞動”過程中，都必須有智力的、道德的主體參與其間，“使自身的自然中蘊藏的潛力發揮出來，并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控制”[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頁。。道德主體改造自身自然的活動，并不能靜態、僵化地分割為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思想、制度等)兩部分，而是相互滲透、相互交叉的。這個模型在原初的表述上具有含混性，經過斯大林主義的扭曲，成為“獨立于有意識的人類主體之外、半自動地發揮作用的機械模型”[注]張亮、熊嬰編：《倫理、文化與社會主義——英國新左派早期思想讀本》，第13頁。。斯大林主義的“理論問題”之一，就在于把“基礎——上層建筑”視為靜態模型，賦予該模型實在論意義上的獨立性，將基礎——上層建筑區分，抽象地與具體社會生活相對應，將文化等劃入上層建筑領域，只能通過生產關系而間接地同生產力發生聯系，其活動范圍是狹隘、有限的。[注]《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5頁。將這一教條用于指導尚未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英國工人階級，就會得出荒謬的結論：工人階級無法自發形成階級意識，需要外部灌輸，從而工人階級必須依靠由外部灌輸的階級覺悟，才能最終形成自身；由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不可能產生工人階級的文化，工人階級的斗爭只能局限于經濟和政治領域，而無法形成新的上層建筑，從而無法幫助新的制度消滅舊的經濟基礎和舊的階級。而這與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中闡述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適應的原理是矛盾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斯大林主義在將馬克思主義通俗化過程中適用于已經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蘇聯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解模式上升為普遍真理，[注]張亮：《“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學說》，《哲學研究》2013年第3期。將兩者的辯證關系理解為物理學意義上的作用力、反作用力關系，將上層建筑理解為由經濟基礎機械決定的因素，從而消解了歷史主體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其次，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是通過作為實踐主體的人互動的，而非單向的決定被決定關系。這首先是因為反映活動具有能動性，它使人部分地成為歷史主體。人并非被動反映經歷，而是借由思考這種創造性活動，干預行動，部分地成為歷史的主體。其次，在階級社會中，人的階級結構決定了他的社會意識。這種意識并非對社會存在的自動(機械)反映，是受制于影響人的實踐活動(經歷)的文化模式的，意識形態由此而形成。人既在實踐中形成意識，又通過思考自身的經歷而改變經歷。借助主體的實踐活動，文化成為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有機結合的綜合體，可以發揮一定的決定作用，而非單純的被決定。[注]張亮：《從蘇聯馬克思主義到文化馬克思主義——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戰后形成》，《人文雜志》2009年第2期。關于文化的客觀決定作用，為文化馬克思主義奠基人湯普森和威廉斯所共有。在此后的論述中，他們分別提出了各自的“文化”定義，其中湯普森的定義為“整體的斗爭方式”。對社會存在、社會意識辯證關系的機械理解，可以追溯至“基礎——上層建筑”模型的含混性以及馬克思恩格斯賦予“反映”的消極含義。

因此，應重視作為基礎——上層建筑、社會存在——社會意識辯證關系的承載者的有意識的道德主體的歷史主體作用。在對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的反抗過程中，應特別強調個體的歷史主體作用的發揮。不受階級環境制約的“現實的人”，只存在于無階級的社會主義階段。在階級社會，由于“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頁。，不存在抽象的“人的本質”，個體只能在實現“人的潛能”過程中逐步接近“人的本質”；只有在無階級社會人才能充分發揮潛能，真正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注]張亮、熊嬰編：《倫理、文化與社會主義——英國新左派早期思想讀本》，第25-26頁。

三、如何在發達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

湯普森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是馬克思恩格斯基于歷史分析而得出的具有普遍性的結論，經典作家所處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初步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蘇聯所處的現代性前夜時期[注]張亮：《應當如何正確對待“教科書體系”?》，《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7期。，同20世紀50年代已經躋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列的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是有著本質差異的。在堅信經典作家“兩個必然性”論斷真理性的前提下，要引導英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就應根據英國的具體國情，靈活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將道德置于英國社會主義革命戰略的核心地位。

湯普森認為，推動社會主義發展的關鍵在于提出一種更高的道德標準，即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它是在反抗斯大林主義的非人道主義特征的過程中誕生的，具有人道主義的內涵。由于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明確表達過這樣的道德觀，同時也由于他們在反對烏托邦理論的論著中所采用的特殊論調，如在《反杜林論》中對階級社會中道德與階級利益關系的闡述等，使得這種道德觀被斯大林主義簡單化約為階級利益，從而忽略了經典作家在其自身的道德評價中一貫堅持的對道德虛無主義的徹底拒絕。[注]張亮、熊嬰編：《倫理、文化與社會主義——英國新左派早期思想讀本》，第24頁。恩格斯相關論述，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5頁。在湯普森看來，《反杜林論》中的有關論述是進行歷史觀察之后得出的結論，其本身并非關于道德是什么或應是什么，也并不意味著道德可以簡單化約為階級利益。首先，道德判斷不能屈從于政治判斷，將道德判斷簡單歸結于階級利益，就無法解釋在階級利益一致的工人階級內部，何以會出現片面強調仇恨、忠誠而忽視人道主義內涵的扭曲現象。其次，在階級社會中，道德判斷的形成取決于現實的人對具體社會現實所秉持的態度，是與現實的人相聯系的。道德判斷中的一部分有可能具有普遍性，但只有與具體的歷史條件相結合，才能產生現實的意義。這與經典作家的觀點是一致的。

針對現實社會主義運動中忽視人的全面發展，片面強調經濟基礎改造的做法及其所造成的與工農群眾的日漸疏離現象，湯普森強調指出：社會主義的目標是人的更大程度的解放，而不僅僅是實現所有制和生產關系社會化。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之所以能引領人類歷史的發展，首先因為人是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理想的核心。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人人為他人做好事，從而豐富自己。斯大林主義試圖將這種“辯證法”凝固為一種教條的、強迫的集體主義，其導致的實踐困境表明：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應該是人的解放。其次，蘇聯的重工業崇拜的教訓和英國的教訓從反面印證了片面追求所有制和生產關系社會化的后果：束縛了人的創造力的發揮，既不利于人的解放，也阻礙了經濟的發展。英國現實社會主義實踐的危害在于：始終將實現生產資料的社會化作為“新社會”的目標，而忽視了人的更大發展。對現實社會主義中新的壓迫形式的揭露，使得“一些人會放棄社會主義，或不再想積極參與任何為新社會奮斗的活動。另一些人會對社會主義的革命前途喪失信心”[注]張亮、熊嬰編：《倫理、文化與社會主義——英國新左派早期思想讀本》，第4頁。。

在社會主義的實現路徑上，湯普森并不贊同暴力革命模式，認為應該因地制宜，選擇非暴力的合法斗爭形式，說服工黨選擇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這一方面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觀中具有人道主義內涵，這種革命性的道德觀并不排斥緩和階級沖突、和平過渡的可能性。在階級社會中，這種革命性的道德觀會對行為產生影響，能夠深刻影響社會對抗所采取的形式，加劇或緩和沖突，從而影響歷史進程。[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頁。社會主義表達了人對其同伴的需求，表明他的社會存在不可分割，因此它必須在愛中得到表達，即使必須經過階級仇恨和階級沖突的苦難才能獲得愛。[注]張亮、熊嬰編：《倫理、文化與社會主義——英國新左派早期思想讀本》，第30頁。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暴力手段是歷史偶發事件，對偶發事件的判斷是道德判斷，而不是政治判斷，對由道德判斷判定為錯誤的思想，只能通過思想的交鋒來完成。更為重要的是，英國的國情具有特殊性，可以采取馬克思恩格斯鼓勵的合法斗爭形式，按照符合人民利益的方式，運用國家機器。英國社會主義運動之所以止步不前，其原因恰恰在于英國工人階級對社會主義理論采用了實用主義和敵視的態度，“墮入道德冷漠”，讓擁有資產階級思想的領導人掌握了權力，讓物凌駕于人之上，對革命前景喪失了信心。英國本土貧瘠、沉默的非利士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好戰的非利士主義，都是對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價值觀的背離。[注]張亮、熊嬰編：《倫理、文化與社會主義——英國新左派早期思想讀本》，第46頁。

有鑒于此，湯普森指出，要引領英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借助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價值觀糾正“自我異化”，從而“獲得解放的人將不僅創造新的觀念，而且創造極大涌流的物”?！叭吮仨氷P注其他的東西——根本不是物，而是人的理性和‘意識’?！盵注]張亮、熊嬰編：《倫理、文化與社會主義——英國新左派早期思想讀本》，第48頁。

四、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思想的意義與缺陷評析

作為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教條化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斯大林主義)與現實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的“修正”，湯普森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思想試圖將本土倫理激進主義傳統與馬克思主義理論融合起來，在經典馬克思主義內部尋找人道主義的因素，在現實政治中超越冷戰中對立的兩種意識形態、超越兩大軍事集團，實現社會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復興，這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具有思想解放意義的。但其自身也存在著理論缺陷，在政治氣候發生重大變化之后，便失去了實現的可能性。

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思想的理論貢獻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創造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解的新形態，發展出了文化唯物主義分析范式，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作出了實質性的貢獻。[注]關于文化唯物主義范式，詳見張亮：《階級、文化與民族傳統》，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129頁。雖然湯普森本人沒有使用過“文化唯物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這樣的術語，但這種范式確實是由湯普森通過非體系化的理論創新與研究實踐首先創立的。將湯普森作為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名至實歸。同時，湯普森也拓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適用性與現實相關性，將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運用到經典作家創立理論時未曾預見到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以及現實社會主義社會中，闡揚被斯大林主義扭曲遮蔽的現實的人的主體性作用，回復到了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本真含義上。[注]張亮：《階級、文化與民族傳統》，第170頁。二是具有國際視野，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實際是同向發展的。這一理論是與各國新左派運動的宏闊背景聯系在一起的，具有國際主義視野。它與爭論對手第二代新左派在對待外來理論傳統的態度方面，采取了反向的操作，兩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互補性。[注][英]瑪德琳·戴維斯：《英國新左派的馬克思主義》，載張亮編，《英國新左派思想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頁。引文見第22頁。湯普森的思想與第二代新左派所倚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采取了相似的人本主義論證邏輯，吸收了同時代的克拉科夫斯基的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事實上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方向上保持了一致。三是關注本土問題，訴諸共同體的概念，以在合作的共同體內實現平等的社會為目標[注]E.P. Thompson,A Psessay in Ephology，The New Reasoner,1959,10:1-8.，從而克服蘇東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倫理觀的再次確證，并完成了對斯大林主義“自我異化”的超越。正如第二代新左派思想家斯圖亞特·霍爾指出的，以湯普森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留下的重要遺產“是提什么問題，而不是哪個答案管用”[注]S. Hall,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New Left Review ,2010,61:191.。換言之，湯普森的貢獻在于：立足于本土，發現了有意義的本土問題，在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分析中豐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進行了方法創新。盡管由湯普森、威廉斯和霍加特所開創的文化研究有明確的適用邊界，對所有時代、不同民族國家的文化問題并不具有普適性，但它提供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論范例，具有重要的思想啟迪意義。

湯普森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思想是一種“以新的道德觀重構具有明確解放意義的社會主義理論”注[英]邁克爾·肯尼：《第一代英國新左派》，李永新、陳劍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頁。。它是在英國社會主義運動遭受挫折、英國左派運動遭遇危機的背景下提出的，試圖為英國向社會主義過渡提供可行的戰略，然而存在著三方面不足：一是訴諸民眾價值觀的主動變革和改革壓力來推動漸進、非暴力的革命，但對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價值觀如何在具體的社會組織及主體中滋生、傳播，缺乏有說服力的論證，關于工人階級通過社會體驗自發接受新的倫理觀念的論斷也過于武斷，削弱了理論分析的力量，對倫理選擇的重要性有夸大的傾向。二是訴諸倫理觀的主動變革來扭轉社會發展道路，反映了湯普森對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兩難態度。這一方面使“革命”具有了烏托邦的色彩，另一方面也使“革命”戰略實際演變為介于工黨改良戰略與經典暴力革命之間的無奈選擇，把斗爭的場域由政治領域轉移到了意識形態領域。1961年工黨左派單邊核裁軍議案被否決之后，社會主義者進入政治主流，把握社會發展方向的可能性已經逐步消失，這一戰略不再具有現實意義。此外，即便出現了社會制度的變革這一結果，也不能由此直接推出手段具有道德性，這對于湯普森的手段——目的交互作用理論無疑也構成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三是這種戰略同樣是基于歷史分析得出的，無法直接滿足英國發達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實際斗爭需要。在糾正機械決定論、經濟還原論錯誤的過程中，這種理論存在一定程度的矯枉過正的問題，即過分強調文化的作用，強調個體道德主體的能動性，而忽視了物質生產的最終決定作用，忽視了對物質生產領域剝削現象的批判與斗爭。注張亮：《“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學說》，《哲學研究》2013年第3期。社會歷史條件發生變化，尤其是在上世紀80年代文化政治喪失可能性之后，這種社會主義過渡戰略實際上已經成為烏托邦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