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餓、饑荒與社會行為
——兼評羅伯特·德克斯的《食物嚴重短缺和饑荒時的社會反應》

薛玲玲

(淮安市博物館， 江蘇 淮安 223001)

饑餓、饑荒與社會行為
——兼評羅伯特·德克斯的《食物嚴重短缺和饑荒時的社會反應》

薛玲玲

(淮安市博物館， 江蘇 淮安 223001)

饑餓和饑荒是人類社會的一個重要問題。雖然對饑荒的記載比較多，但是從社會行為學角度進行的研究卻相對缺乏。羅伯特·德克斯應用“普遍適應綜合征”這一理論來描述饑荒反應的三個階段：驚恐、反抗和疲憊，論述了這三個階段個體和群體行為的變化，并指出這種行為學研究能為饑荒救助提供新的視角。

饑餓；饑荒；社會行為

饑餓是由體內缺乏食物或營養而引起的一種生理不平衡狀態，是一種個體的生理體驗。群體性饑餓則可能會導致饑荒。不少學者都關注饑荒應對政策的研究，而對饑荒中群體和個體行為的研究少有涉及。羅伯特·德克斯(Robert Dirks)用總結已有成果的方式填補了該領域的空白。在發表于《當代人類學》(CURRENT ANTHROPOLOGY)1980年第1期的《食物嚴重短缺和饑荒時的社會反應》一文中[1]，德克斯總結了有關饑荒時行為變化研究的主要觀點，即饑餓狀態下個體和群體的社會學反應，涉及心理的變化、行為的改變，兼談饑餓與饑荒的研究現狀等問題。

一、文章略述：饑荒下行為變化的三個階段

羅伯特·德克斯運用明尼蘇達實驗的標準來區別三種不同程度的饑餓：輕度營養不足、嚴重饑餓以及半饑餓狀態。在食物攝取不足的饑餓狀態下，人們的心理會隨著身體的不適而發生變化，進而由心理變化導致行為變化。饑餓一開始只是個體的生理體驗，當饑餓成為群體的體驗時就有可能演變為饑荒，這時的饑餓研究也就從單純生物學現象的研究變成更復雜的社會行為方面的研究了。德克斯認為饑荒狀態下的個體行為和群體行為，尤其是行為的階段性變化，是十分值得研究的。在這里他引入了壓力概念來建立個體和群體行為變化的模型。塞利(Selye)*即漢斯·塞利(Hans Selye)，加拿大生理心理學家,被稱為“壓力理論之父”。提出的壓力概念認為，身體承受壓力可以被當成是一個系統磨損和毀壞的結果，因為它沒能及時地對外界變化進行調適而造成了身體系統的損傷。當周圍的條件與身體不適應時，就會產生壓力，這時就要求身體系統對周圍變化進行適應性反應。個體和群體都是一個完整的系統，系統的反應程度與壓力的大小及性質有關。饑餓和饑荒對于個體和群體組織來說就是壓力。不同系統的變量提供了多種反應方式。這些變量主要包括初始原因、物質背景、文化模式、惡化因素及改善因素等*這里的惡化因素包括長期的食物短缺、缺水、流行病、二次災難等；改善因素包括得到救助食物、移民等。。這些變量既存在于外部環境條件中，主要是饑荒產生的因素和給予救濟的部門，也存在于個體和群體之內，主要是當地人應對饑荒壓力的緩沖措施。個體和群體的內部變量主要包括行業、階級的不同，家庭自身抵抗饑荒能力的差異。群體之間的差異主要表現為饑荒對群體所造成的不同外形、心理特征等，因此又會形成不同的饑荒應對策略和習俗。以上這些變量因素都會使得群體在面對饑荒壓力時有著不同的表現。長期營養不良地區的人群會有著深刻的饑餓恐慌心理，會形成獨有的饑荒預防措施，即所謂的制度化習俗，比如印第安農民的“古代保障系統”，東正教基督徒的“自愿禁食”等。

德克斯發現塞利提出的“普遍適應綜合征”理論具有適用性，并將其用到了對饑荒中饑餓者心理及行為階段性變化的分析中。雖然在不同的文化系統下群體對饑荒的表現會有所不同，但其中仍有一些共性。壓力的三個階段為驚恐、反抗和疲憊，饑荒反應也可以劃分為這三個階段，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表現內容。

在最初的驚恐階段，饑餓會使人感到焦慮，對環境變化的敏感性增加，還會增強人們的欲望尤其是社交的欲望。也許是由于害怕而產生了個體之間有必要相互聯系這一心理。施耐德(Schneider)發現饑餓和同盟之間的關系曲線趨勢是先上升后下降。也就是說這個階段不論是個體還是群體都因驚恐而感到有增加合作的必要性，所以合作的趨勢就會上升，到后來饑荒壓力太大時，這種合作趨勢又開始慢慢下降以至最后崩潰。就像德克斯所列舉的蒂科皮亞(Tikopia)*南太平洋島國所羅門群島最南島嶼。地區颶風過后“連起烤箱”這種家庭之間增加合作共享資源的現象*這里“連起烤箱”的意思相當于下文的“公共廚房”，說明群體這個時候還能共享食物。。在荷蘭出現過這樣的現象，漸增的饑荒使得公共廚房不斷增多，但是等到饑荒嚴重、各種供應都不足時，公共廚房又會消失。由此可見，饑荒受害者首先是用非自私的方式來尋求援助，同時也給予別人幫助，但是當饑荒一步步加重時，人們的這種心理就會慢慢變化，合作和相互關心漸漸減少，無私最終被極端的自私所取代。饑餓者在個體情緒上會表現出極端的不穩定性，容易動怒，相互間的敵意會隨著食物競爭的加劇而增強。當饑荒嚴重時，這種個體行為就會變成群體行為而產生暴動、騷亂甚至嚴重的政治動亂?；?Keys)提供的數據頗有說服力，他認為當人們的體重下降了5%時，發生政治混亂的幾率為“輕度”，下降10%時為“中度”，下降15%時為“嚴重”，下降20%時為“很嚴重”，這個階段各種食物分配不公平以及商人囤積居奇等現象也最多?？只判睦硪矔е赂鞣N宗教儀式相應增多，因為人們認為饑荒可能是大自然神秘力量主宰的結果，所以會增加各種崇拜儀式以祈求得到慰藉。

第二個階段為反抗。持續的能量供應不足迫使人們減少活動，社會聯系被侵蝕，反抗的有效性減少，饑餓者盡量減少體能消耗，更多的時間保持昏睡狀態。對于社會群體來說，不論交往的廣度還是頻率都降低了。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體能消耗，自控行為增加。除了尋找食物的活動外，其他不必要的活動都被取消了。這一階段對食物的競爭會比前一個階段更加激烈。個體自顧不暇，群體間聯系減少，個體也不再熱心于群體活動了。在驚恐階段群體可能出現的一些集體行為如暴亂等，在反抗階段會大大減少，因為饑餓者已經沒有體力去從事騷亂活動了，他們過于關注自己的存活問題。家庭之間仍然會保持聯系，但是食物分配出現變化，朋友和遠親不會出現在分配網中，食物只限于近親分配。人們的排外心理和自私欲增加。由于社會上的權威當局會控制食物資源，所以饑餓者也會增加對權威當局的依賴性。這時宗教儀式減少，因為宗教崇拜活動已經無濟于事，而且祭祀需要貢獻食物，這讓饑餓者認為宗教儀式在變相地榨取他們的生活品。饑荒時期，哪怕是普通的菜園子也要更加嚴密地看守，因為它們會成為饑餓者關注的焦點，動輒有被偷的可能。反抗階段偷竊行為也會漸漸增多。

第三個階段為疲憊。這時社會已經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饑荒相當嚴重。自私和饑餓的程度都很深。家庭中，各種自私的現象都會發生，最近的親屬關系也會被打破。父母會掠奪孩子的食物，老人最先被踢出了食物分配的圈子。雖然也會出現父母對小孩極度無私的例子，但饑荒地區父母自私增強的趨勢似乎更明顯。遺棄和買賣小孩很正常，因為他們會被看成“無用的附屬品”或者“一種負擔的威脅”。饑餓的孩子還會組成各種盜竊團伙，因為他們沒有什么生產能力，只能采取偷搶這種最直接的獲取食物方式。最終伴隨著饑荒而來的是大面積的死亡，人口減少，村莊蕭條。

饑餓降低了個體的活力。由于缺少充足的食物而產生的饑餓感限制了動作的頻度、速度和持續時間，行為變得消極被動。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德克斯描述的饑餓過程，從驚恐階段開始，活動減少，沒有足夠的體力來從事其他事情，個體開始失去尊重他們社會的能力，親屬間聯系減少，群體活動范圍縮小，絕望的人們開始只為食物而競爭。經過反抗階段的緩解，但仍不能得到適當的救助，只能任饑荒嚴重下去，直至最后的疲憊，社會的崩潰。雖然社會救濟會暫時改變一些行為模式，但是這種改變能否成為永久性的，還要看食物缺乏的頻度和嚴重性。如果經常遇到食物匱乏，一些較為經濟的行為方式就會成為風俗習慣和對缺少食物條件的一種適應，即使有了社會救濟也是暫時改變群體的某種行為模式，一旦救濟停止，食物缺乏，又會回到固定的習俗上去。人們會將這種行為模式帶到日常的饑荒預防中，形成了一定的習俗制度，只要食物短缺的情況沒有突然惡化，這種行為模式對于群體的延續還是有幫助的。例如撒哈拉沙漠——穆斯林這一復雜模式包括以下一些內容：1、即使有食物也要避免白天吃得太多；2、即使有水也要避免喝太多，而且要自動控制饑渴；3、整月嚴格的宗教禁食；4、哺育小孩直到兩歲，且禁止性行為來防止新的懷孕。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有規律的食物攝入模型，同時也規劃了本地區喂養的人口量。以上就是這一地區的人們在實踐過程中所形成的制度化習俗，它們就像是社會的緩沖器，即使饑荒來臨，人們也不至于顯得太慌亂。只要嚴格遵守這些約定俗成的原則，對于預防食物短缺是很有幫助的。我們可以認為，一個社會所形成的文化體系確實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的，至少饑荒或者說食物短缺這一因素會對文化體系產生不小的影響。

德克斯呼吁國際社會加強對饑荒問題的關注和救援。如果認同饑餓個體和群體在饑荒過程三個階段表現的話，就可以在救援中增加一些心理、行為上的疏導，而不只限于提供食物援助。要看到各個階段中可能產生的社會問題，摸索出相應的政策。例如德克斯提到，如果我們了解饑荒的階段性變化，就可以在救援隊開始分配救援物資之前告訴他們相關的階段性反應，并且用適當的策略調整群體狀態。例如在驚恐階段，救援可以在群體中進行，因為這時群體還會進行食物共享。而到了反抗階段，食物的共享實際上是受到限制的，那么直接針對家庭層次的食物分配將是最有效的。

百密一疏，德克斯在文中沒有提到饑荒產生的原因，沒有將饑荒產生的原因和結果聯系起來分析。就像查爾斯A.畢夏普(Charles A.Bishop)在評論中說的，不同形式的食物缺乏產生的生理上和行為上的結果可能是相同的，但是他們得以產生的條件卻是多樣化的。饑荒“測試”了社會文化系統回應嚴重壓力的能力，但是比嚴重食物短缺和饑荒程度輕點的周期性食物缺乏或慢性營養不良又會對社會行為產生怎樣的影響？這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另外，饑荒與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關系也值得關注。簡·庫潘斯(Jean Copans)認為德克斯過多地關注食物短缺，忽視了食物生產和食物共享。他認為如果不深入研究各階層和社會組織權力分配情況的話，就很難給食物短缺下定義。饑荒研究應該是多方面的，生物學、社會學、行為學、心理學等都應各出其力。德克斯強調的是饑荒中行為的階段性變化，對于饑荒本身的敘述并不是很多。饑荒產生的原因不同，是否給饑餓者產生的壓力也不一樣？如果是的話，饑餓者在這三個階段的表現除了一些共性外，還應有各自的特殊性。這些都是德克斯文章中沒有解決的疑點。

二、饑餓與饑荒的關系以及饑荒發生原因略探

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當代，饑餓與饑荒都是經常遇到的問題。對于二者的關系可作如下分析。饑餓是饑荒的前提，饑荒的表現特征之一必然是饑餓。但是饑餓并不一定導致饑荒。饑荒是指嚴重的、普遍的食物短缺情況。饑荒產生時，除了會有大規模群體饑餓的生理現象之外，還會伴隨傳染性疾病、移民、群體死亡、政治變革等多種現象。

饑荒與一般性的食物不足以及周期性或者季節性食物短缺是不一樣的。有許多群體常年經受一般性的食物不足，對于他們來說這已經是十分平常的事情，如果沒有發生特殊情況如突然的氣候變化或者人為因素，并不會使一般性食物不足的饑餓演變成饑荒，只會是食物不足的循環。在此過程中，群體還會逐漸適應這種長期食物不足的情況，比如他們會因此形成一些特殊的習俗，日常工作中可能也有更多的休息時間來節省體力、減少消耗。他們的文化傳統中也可能會有很多與饑荒救災有關的傳說、禁忌等。他們的內心深處也會隱藏著對饑荒深深恐懼的心理。這并不會使他們感到害怕恐慌，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于此，只有當一些異常因素出現時這種恐懼心理才會暴露出來。群體的表現型也與生活環境有關，食物缺乏的群體與食物充足的群體在表現型上是不同的。因為食物匱乏，群體體重或者身高的增加都會對食物需求產生更大的壓力，所以體形一般偏小以節約食物，這也是群體在與環境的互動中產生的最適合他們的身體狀態。如果食物突然增多，對這些群體來說未必是件好事情，因為他們生理和心理上已經習慣了食物匱乏的狀態，食物突然增加也可能會給他們增加壓力，如果不能很好地調適，社會變動在所難免。食物逐漸增加對他們的影響就不會太大，當然這個量要控制好。造成饑餓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只要攝入的能量不及身體的消耗，就會使身體產生饑餓感，例如饑荒、被俘、囚禁、絕食、特定宗教活動等。這些情況都會使得個體或者群體因不能得到充足的食物而產生饑餓感。饑餓的個體或者群體只要及時獲得食物補充，身體就會恢復到正常的狀態。但如果長期得不到食物補充，并且食物缺乏越來越嚴重，這個社會就可能進入饑荒狀態。饑荒是造成饑餓的情況之一，也是最嚴重的一種，因為饑荒持續時間長，破壞面積大。伴隨饑荒而來的常是各種傳染性疾病，而這恰恰又會導致大面積的群體死亡。所以饑荒中的群體死亡往往難以分清到底屬于饑餓死亡還是感染死亡，因為兩者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

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把饑餓定義為獲得食物的權力被剝奪，饑餓是這種“權力喪失”的結果。他認為研究饑餓要區別三類非常重要的現象：(1)典型的食物消費水平低下；(2)食物消費量的下降趨勢；(3)食物消費水平的突然大幅度下降[2]。典型食物消費水平低下應該是社會主要食物消費出現了不足。食物消費量出現下降趨勢就有必要引起關注了。如果一個社會正常運行，食物消費量至少應該保持持平狀態，圍繞一個基準線的上下波動都應在可控制的范圍內，如果食物消費量出現持續下降的趨勢，那么肯定是社會的整體食物量出現了短缺。出現食物消費水平的突然大幅度下降，就應該引起警惕了。正常狀態下，食物消費水平的下降應該以平緩的趨勢進行，除非是出現了某些特殊情況，而這種特殊情況很可能就是饑荒，因嚴重的食物短缺造成了消費水平的突然下降。饑荒的爆發有一個鋪墊的過程，就是前兩種情況，而第三種情況則意味著饑荒的開始。前兩種情況會對饑荒的爆發起到推動作用，第三種則會引發饑荒。阿馬蒂亞·森認為饑荒是具有社會性、階級性和性別偏見的[3]?？梢哉J為產生饑荒是社會失敗的表現，社會不能正常、有效地對饑餓群體進行調節救助，而導致饑荒產生，饑餓群體擴大。發生饑荒時，并不是所有階級都出現食物嚴重匱乏的現象，總有特權階級處在饑荒之外，這是因為各個階層的權力不同，獲得食物來源的“權力”存在差距。一個人之所以挨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沒有獲得食物的能力，當然也有他拒絕使用這種能力的情況。因此，饑荒并不是絕對的饑荒，它是具有相對性的，有的階級即使在饑荒最嚴重時依然有著充足的食物。所以在討論饑荒問題時，普通受災群體的行為當然必須作為研究的重點對象，但一些特權階級的行為也是值得深思的。饑荒時還存在性別偏見，在饑餓的家庭中女性總是受到冷落，食物分配時也是男性優先，由于女性自身抵抗饑餓的能力強于男性，所以相對的死亡率低于男性。這一點德克斯在文中也有提及。

人類從產生之初就在不停地與自然界作斗爭，食物作為生存的第一要素，自然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經濟生活的變革導致人類社會的不斷變化。起初，由于人類的生產能力有限，對自然環境不熟悉，只能將自己的攫取性經濟活動限制在簡單的采集漁獵上，尤其是史前人類生活環境惡化后，不得不面對經常性的食物缺乏，這種遠古時期的季節性饑餓現象即可稱為季節性饑荒，并且也是影響古人類獲取食物方式變化的主要因素[4]。季節性饑荒在農業產生之前是十分普遍的，尤其是在四季分明的地區，季節性饑荒給原始社會的人類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在食物相對缺乏的冬季，采集和狩獵都出現了困難，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這種季節性饑荒是促使人類建立生產性經濟模式的一個重要因素。食物不足造成了人口壓力，系統的反應就是探索新的食物獲取方式。這樣農業經濟就在原始先民的摸索中誕生了。他們不僅耕作，還飼養家畜。食物來源廣泛了，季節性饑荒的影響就變小了。人們學會通過儲存食物來度過食物相對匱乏的寒冬。在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中，不僅有大量的耕作工具如石鏟、石刀等，還有用以儲糧的窖穴。隨著農業技術的逐漸提高，食物出現了剩余。由于農業生產對氣候的依賴性強，對氣候時令的把握就顯得格外重要。掌握這方面知識的人就會受到尊崇、掌握較大的社會權力而成為特權階級。這樣看來，饑荒對農業生產的出現起了推動作用，而在之后的農業社會中，一些社會變革也是由其推動的，縱覽中國王朝的更替就可以明了，饑荒在這一過程中的導火線作用。

饑荒行為的研究需要在人類的痛苦中尋找一些抽象的數據，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做的。僅有實驗室的研究數據肯定不夠，更需要培養人類學家或者社會學家在饑荒地區搜集數據和進行觀察，人類學家要掌握足夠的氣象學和生態學的知識去認識自然因素對饑荒的影響。饑荒產生的原因多種多樣，既有客觀的也有主觀的，或者說饑荒的產生除了自然原因以外，還有政治經濟方面的原因，社會公共權力在饑荒時到底能夠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值得深思。如果能夠有效地對這種嚴重食物短缺和饑荒進行調節，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緩解饑荒給整個社會系統帶來的壓力的。但是如果調節不到位，系統的崩潰也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有過很多重大饑荒，例如愛爾蘭大饑荒、孟加拉饑荒、印度大饑荒等，時至今日世界上一些國家仍然經受著饑荒的威脅，或是處在長期食物不足和營養不良的狀態下。徹底地解決饑荒問題仍需要很多人的努力，然而僅僅停留在研究的角度是遠遠不夠的，需要把理論應用于指導實踐。必須采取適當的手段來解決這一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建立長期有效的救助體系成為必然。

[1] Robert Dirks.Social Responses during Severe Food Shortages and Famine[M].CURRENT ANTHROPOLOGY，Vol.21，No.1，February1980.

[2] 阿馬蒂亞·森.貧困與饑荒[M].王宇，王文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55.

[3] 讓·德雷茲，阿馬蒂亞·森.饑餓與公共行為[M].蘇雷，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48-64.

[4] 卜風賢.季節性饑荒條件下農業起源問題研究[M].中國農史，2005(4).

C912.6

A

1007-8444(2013)04-0492-05

2013-05-20

薛玲玲(1989-)，碩士，主要從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

責任編輯：仇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