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漢學家眼中的中國

禾刀

在中國以及 “中國學”盛行之地，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這一名字遠較他的英文名字更具知名度。這至少說明兩個問題：費正清的“中國學”影響非凡，費正清與中國人交往極深。

蔣介石為什么會丟掉中國大陸？毛澤東有著什么樣的缺憾？為什么“延安訪問團”沒能扭轉美國對中共的政策？中國人口將來是否倍增？鄧小平領導的中國變革將會走向何方？中國將如何走向公民社會……在《費正清中國回憶錄》中，費正清記錄了他一次次對中國歷史走向作出的預判。作為一部回憶錄，費正清的文字更像是記錄中國知識分子經歷近代歷史之種種的寶貴材料。

在“頭號中國通”的求學征途上，費正清先后結識了宋美齡、孔祥熙、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尼克松、基辛格、胡適、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費孝通、龔澎、喬冠華等上百位中美政學重要人物，可以說，費正清許多學術觀點的形成，正是在同大量政學重要人物廣泛交流，然后與現實觀察深度“碰撞”的結果。對于費正清的成就，多種出版物或文章早有評論，本書給讀者印象的另一個深刻之處，當是費正清作為中國知識分子朋友的這一特殊身份。

費正清前后5次來到中國，其與中國知識分子的接觸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抗戰前、抗戰期間、解放后。

抗戰前也即費正清任職清華大學期間，這是費正清與中國國內知識分子的首度接觸。這時，費正清同梁思成夫婦包括金岳霖建立了深厚友誼，費正清以及其夫人費慰梅兩個名字均由梁思成夫婦所取。費正清這時主要精力投向漢文化的知識積累，還有同梁思成夫婦等人一起開展“田野調查”。雖然條件艱苦，困難重重，但想想辦法還是能克服，這段時光總體上給費正清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真正令費正清不能不奮筆疾書的是抗戰期間的那段歲月。當時費正清作為美國情報部門雇員來到中國，在李莊時，他為包括梁思成等人在內的中國學者不畏困苦的治學精神深深折服，而在西南聯大，他為知識分子面臨的“兩難”命運（一方面飽受日軍飛機轟炸，另一方面又被國民政府百般刁難）感到憤怒。尤其是聞一多的被刺，進一步加重了他的痛感。

費正清認為，“國民政府治下的中國，更加迫在眉睫的是維護開明教育而非抗戰”，但這一觀點無法得到國民政府包括美國政府的認同，兩國政府均寧愿將所有資源投向戰場，也不愿意在更長遠的文化建設方面作出努力。無奈之際，費正清“個人的戰時奮斗目標已經明確，即幫助留美歸國的中國教授活下去”。然而，他的努力非但沒有得到國民政府的支持，反倒橫遭阻攔。費正清看到國民政府自1943年起便滑向“不可救藥”。

解放后，當費正清有機會獲邀訪問封閉20多年的中國時，他很快發現，與中國知識分子昔日建立的那些學術友誼，已經被一張張僵硬的表情所替代。金岳霖和錢端升雖然都出席了喬冠華主持的歡迎晚宴，然而，二人“穿著嶄新的制服”，“被安排坐在桌角處，盡可能地遠離主人”。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命運依然令其備加牽掛，卻又深感無力相助。

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是費正清借以觀察中國社會的重要窗口，還是中國未來發展前途的重要力量。如果說知識改變了命運，那么知識分子的命運必然深入影響著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在3個時代的不同命運，實際又同時印證了這樣一個道理，知識分子自身上下求索，奮發努力的內因固然令人稱道，但一個社會尊重知識分子的外因更為重要，因為這就是尊重學術發展規律，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賴以奮發圖強的動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