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風險、高成本背景下棉農種植決策分析

王 力，王潔菲

( 石河子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新疆 石河子832000)

棉花產業關系著國計民生，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是中國產業鏈延伸最長的農產品之一。隨著長江流域和黃淮海流域產棉區持續萎縮，棉花主產區的逐步西移，新疆的比較優勢日益凸顯，2011/2012年度，世界棉花產量2671 萬噸，中國棉花產量720 萬噸，而新疆棉花產量則達到460 萬噸，新疆已然成為不可替代的最大產棉區和最大商品棉基地，對穩定我國棉花市場，保障我國優質棉花供給起到重要作用［1］。

為了深入了解在國家臨時收儲政策，國內外棉花市場需求疲軟，國內棉價與國外棉價倒掛現象嚴重，機械采摘逐漸成為大趨勢等復雜背景下新疆自治區( 以下見自治區)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以下見兵團)植棉區棉農種植意愿、行為特征有何變動，其影響因素又有哪些。文章選取有一定生產經驗，對市場有較合理預期，種植盲目性較低的植棉2年及以上的500 戶棉農作為被調查對象，收回341 份有效問卷，作為實證研究的重要資料。

一、樣本選擇及描述

(一)樣本選擇

文章選取4個植棉師的9個團和4個地州的7個縣作為調研對象，主要基于以下幾個原因:首先，文章所選取的調研單位均是棉花種植規模較大的生產單位，更具有研究代表性; 其次，由于兵團與自治區經濟體制不同，所以其在農業生產方面也有巨大差異; 最后，由于南北疆民族結構不同，種植意愿也需區別研究，所以在南北疆問卷均衡分布的基礎上，將南疆阿克蘇、喀什地區的問卷翻譯成維吾爾族文字以便所獲得的數據更準確、客觀。

(二)樣本描述

由表1 可以看出調查戶戶主年齡主要集中在31－59 歲，占總樣本的89．5%;戶主的受教育程度也主要集中在小學、中學，表明目前持續種植棉花的多為文化程度較低的中年。

由表3 可得兵團與自治區的棉農種植面積有很大差異，兵團棉農種植面積遠大于自治區棉農。自治區棉農種植面積主要集中在“植棉面積＜25 畝”和“25 畝≤植棉面積＜50 畝”區域; 而兵團植棉戶的種植面積則多集中在“75 畝≤植棉面積＜100 畝”、“100 畝≤植棉面積＜125 畝”和“植棉面積≥125 畝”區域，這體現出兵團農業生產的規?；?］。

表1 樣本分布

表2 樣本個體基本特征

表3 樣本生產基本特征

二、實證分析

(一)模型選擇

文章選擇種植棉花2年及2年以上的兵團和自治區植棉戶作為研究對象，以他們的種植行為作為切入點，研究在不同體制下，兵團與自治區棉農種植意愿、行為影響因素的共同點和差異性。經過綜合考慮和對以往研究的借鑒，文章選擇離散型二元選擇模型Logit 進行實證分析［3］。

Logit 概率模型采用一個以logistic 隨機變量的累計分布函數為基礎函數形式來施加約束。

式(1)中F 為邏輯分布函數，符合F ～ex/(1 +ex);i 為棉農序號pi為棉農i 選擇持續穩定種植棉花的概率，n 為影響概率的因素個數;Xi是影響棉農種植的第i個因素; β 為估計參數［4］，整理( 1)式可得:

設y*為y 的連續潛變量且不可觀測，建立影響棉農持續種植的Logit 模型

對(2)式x 求導數，便可得到偏回歸系數βi的值:

表示各個因素對棉農種植決策的影響，若βi為正，則說明該影響因素與棉農持續穩定種植意愿呈正相關性。

(二)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棉農的棉花種植決策行為是自身因素、生產技術水平及外界復雜環境背景綜合作用的結果。文章選取個體特征指標2個，生產特征指標8個，認知能力指標3個，共13個指標綜合分析兵團及自治區棉農種植決策行為，旨在探究影響新疆棉農種植決策的主要因素和不同經濟體制下棉農種植決策影響因素的差異。

表4 變量選擇及說明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1．回歸結果

文章借助Eviews6．0分別對兵團167( 戶)及自治區174( 戶)調查戶進行Logit分析，Logit 模型一、二，計算結果如表5 所示: 可以看出，自治區棉農種植決策Logit 模型一的LR statistic =90.60793、Prob( LR statistic)=0.000000;兵團棉農種植決策Logit 模型二的LR statistic=61.17511、Prob( LR statistic)=0.000002，說明兩個模型的整體顯著性水平較高。

2．結果分析

通過Z 統計值及其伴隨概率P 可以得出，模型一中共有7 項指標通過顯著性檢驗，即戶主年齡、種植面積、畝均成本、棉花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比重、棉花單產、種植2年及以上、對成本預期，指標能很好的解釋自治區棉農植棉決策行為; 模型二中共有7 項指標通過顯著性檢驗，與模型一不同的是棉花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比重指標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而是否機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其余通過顯著性檢驗的6 項指標與模型一一致［5］。

表5 計算結果

三、棉農決策行為影響因素的理論探討

(一)顯著影響因素分析

1．“勞苦規避型”農民影響棉農“戶主年齡”分布

實證結果表明“戶主年齡”在兩個模型中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其分布卻有一定特點。棉農不僅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為了滿足家庭消費，需要將家庭勞動投入到農業生產當中。對一個農民家庭來說，一方面農田勞動是辛苦乏味的( 勞動的負效用)，另一方面，為滿足消費需要收入( 收入的效用)，因此棉農勞動投入的主觀決策是對這兩個方面的權衡。在341 戶調查戶中31 歲～59歲的棉農比重達到89%，家中其他成員多放棄植棉行為，因為植棉產生的勞動負效用大于其收入為整個家庭所帶來的收入正效用，此為查雅諾夫理論中的“勞苦規避型”農民［6］。

2．棉花生產經濟效益決定棉農行為決策

由通過顯著性檢驗的自治區及兵團棉農植棉決策影響因素可以看出，棉農持續穩定種植意愿與種植面積、棉花單產呈正相關，與植棉成本、對未來植棉成本預期呈負相關。由于棉花規模效益顯著，種植面積較大的棉農更傾向于繼續種植棉花;棉花單產的增加使得棉農收入增加，則持續穩定種植意愿更強; 隨著物化成本及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攀升，棉花的種植成本也隨之高漲，且大部分棉農都認為植棉成本會繼續上漲，棉農壓力也越來越大。兵團的特殊體制和其農業生產基礎設施的資產專用性( 膜下滴灌)導致棉農雖然要承受高成本，但還是要種植棉花。而自治區棉農由于改種其它作物可選擇的種類較少， 且棉花的比較效益優勢仍然存在，所以棉農也還是持續種植棉花［7］。

圖1 國內棉價與國內棉花生產成本走勢

3．路徑依賴影響棉農種植決策

棉農植棉達兩年以上再轉向種植其它作物會產生一定的技術障礙，即對之前種植棉花產生路徑依賴［8］。假設在動態經濟過程中存在農戶兩種不同的種植行為，種植小麥{tn}和種植棉花{tm}，二者相應的發展路徑是{xn}和{xm}，如果當m→∞時，|Xm－Xn|→∞的概率為1［9］，即在今后的種植抉擇中農戶更會選擇種植棉花。在對調查戶進行Logit 模型分析時得出指標“植棉2年及以上”在兩個模型當中均通過5%顯著性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并表現出正相關性，這說明調查戶的種植決策具有明顯的路徑依賴［10］，在對農作物種類進行選擇時，更傾向于棉花。

4．技術進步對棉農種植決策影響

棉花種植的發展，工資水平不斷高漲，勞動力逐漸變得稀缺，農民尋求創新，以機械替代勞動力，在節約勞動力的同時提高產量。要素相對價格變動會誘導農民去尋找更少使用這種資源的生產方法，即稱之為引致創新［5］。由于兵團職工植棉面積普遍大于自治區棉農，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不斷高漲，原來的人工采摘導致植棉收益下降，所以機采棉已成為必然趨勢，新疆兵團充分發揮其高度組織化的優勢，積極推廣機采棉，目前機采面積已達到種植面積的45%以上，在農八師甚至實現85%的機采率。

機采棉在地方的推廣卻困難重重。一是因為地方、尤其是南疆地區，許多棉農的種植面積較小，地塊較分散，大型的采棉機無法進行作業; 二是南疆多為少數民族聚集地，計劃生育政策并沒有限制少數民族子女數，所以棉農家中普遍有4－6個勞動力，在勞動力充足的情況下，棉農不會選擇機采以增加成本;三是缺乏完善的機采棉配套設施，并且沒有收購的軋花廠，所以即使很多棉農愿意進行機采，也迫于無銷路而放棄。

5．風險偏好對棉農種植決策影響

在通過顯著性檢驗的自治區棉農影響因素中，指標“植棉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比重”在1%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檢驗，可用風險偏好解釋這一結果:由于自然風險、市場波動、信息不完全、國家政策變動等因素使棉花市場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對農戶家庭經濟行為有著重要影響，農戶對風險表現出不同的偏好。在對自治區植棉戶種植決策行為進行分析時發現，植棉收入占家庭總收入越高則棉農更依賴于種植棉花，因為這部分棉農的家庭消費主要來自種植棉花所獲得的收入，所以減少或放棄種植棉花，而轉向種植其它作物對這部分棉農來說是具有較高風險的，繼續種植棉花是為規避風險。而植棉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較小的棉農，由于其收入來源多元化，風險規避態度會弱化，所以在決策棉花種植面積大小時更靈活，這部分棉農也會獲得更多市場信息。棉農決策環境越是不確定，收入來源多元的棉農相較僅依賴植棉獲得收入的棉農越具有優勢。

相較于自治區，兵團棉農植棉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比重要高很多，42%的兵團棉農植棉收入占總收入的100%，所以在面臨不確定性時兵團棉農表現出更強的風險規避特性。

圖2 兵團、地方棉農在植棉面積方面的不同決策

(二)非顯著影響因素分析

1．受教育程度

兩個模型當中的受教育程度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是因為樣本中受教育程度農戶分布較為集中，而棉花的種植技術性也較低，所以該指標不能顯著的影響解釋變量，但需要指出的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棉農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較強，則在新技術應用當中有重要作用。

2 出售價格和主要交售等級

棉花的出售價格和主要交售等級也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是因為兩個樣本中的這兩個指標值都較為集中，但通過統計可以發現，自治區棉花的等級要高于兵團，主要因為部分植棉師在棉花生產中過于追求高產量和衣分率，忽視棉花質量指標，諸如馬克隆值、回潮率、含雜率等。雖然國家有良種補貼政策，但在調研過程中，七成的棉農認為補貼的良種衣分率高于不補貼的種子，而其產量卻低于不補貼的種子，并且不補貼的種子的最終經濟效益高于補貼的良種，這就導致棉花品質雜、亂，等級參差不齊。同時，由于機采棉相應配套技術不完善，導致機采棉在棉花整齊度、斷裂比度等指標方面普遍低于手采棉［11］。

3．是否知國儲和對未來價格預期

近幾年，我國棉花價格劇烈波動，2002/2003年我國棉花皮棉價格由12008 元/噸漲至16419元/噸，2011年3月棉花價格出現31733 元/噸的最高水平，并迅速跌至19801 元/噸，棉價劇烈波動對棉花供給產生威脅。2011年國家為了控制棉價，穩定棉花種植面積出臺了國儲政策，并由中儲棉總公司執行19800 元/噸的收購價格。2012年國儲價格達到20400 元/噸，2013年也保持20400 元/噸的收儲價格水平不變，但如此高的收儲價格并沒有使棉農增收，卻形成了產業鏈上利益的重新分配。根據調研數據發現，詳細了解國家臨時收儲政策的棉農僅占到44%，39%的棉農知道此政策，但認為其對生產決策影響不大，這說明大部分棉農都在不了解國家補貼政策的情況下繼續從事生產，而中間的流通企業通過精準計算，在保障棉農成本的條件下牟取暴利。

四、相關對策建議

(一)創新補貼方式、提高補貼力度

棉花良種補貼是扶持棉花產業發展的重要政策，國家對農民選用優質棉花良種給予補貼，鼓勵棉農使用優良品種，提高棉花品質，抑制籽棉品種多、亂、雜的現象。新疆作為獲得補貼最多的產棉區，從政策實施過程、政策監督等方面看，出現良種過分追求衣分率，地方保護影響優質種子;企業發展困難，政策執行成本高，補貼標準低、效果不佳，存在較多騙補行為等問題。針對此現狀國家應當完善棉花良種補貼政策，提高棉花補貼標準，減少政策執行成本。國家臨時收儲僅能保障棉農成本，并不能增加其收入，實現調動植棉積極性的作用，所以創新棉花補貼政策，實行棉花直補，并與農機具補貼政策相互配合，努力將補貼直接發到棉農手中，降低成本，增加棉農收入。

(二)完善機采棉配套技術

隨著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機械替代人力已成為生產的必然趨勢，新疆棉花種植規模大、種植區域較為集中，是大力發展機械化的優勢之地。雖然新疆兵團由于其體制優勢，其機采面積已達到種植面積40%－50%，但棉花機采與手采相比含雜質、水份較高;噴灑脫葉劑造成頂部棉鈴成熟度不夠，減產約7%;機采棉各環節加工工藝不相適應;加上機采棉內在質量偏低，而現行的棉花收購政策是用手采棉的標準確定機采棉的等級，這必然會得出機采棉比手采棉等級低、品質差的結果，給機采棉進入銷售市場造成困難，影響兵團棉農生產積極性。所以要努力完善機采棉配套技術，加大適合機采棉種培育，制定機采棉標準，并納入到國家棉花標準，提高棉農種植積極性的同時，也可促進機采棉的發展。

(三)大力推廣“家庭農場”，整合細、碎耕地，實現規?；洜I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家庭農場”概念首次在中央一號文件中出現［12］。實際上，“家庭農場”是早已為發達國家實踐所證明的成功農業經營模式。南疆主要植棉區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傳統種植觀念較強，每戶棉農僅守著家中十幾畝地辛苦勞作，生產效率低下，植棉成本不斷增加，而且小型的經營規模，地塊細、碎，限制了先進生產技術的推廣，這是自治區，尤其是南疆地區機采棉不被接受的主要原因。所以促進棉農承包的土地合理流轉，大力推廣“家庭農場”，結合自然資源和社會經濟特征，充分利用本地優勢資源，以政策支持為助推器［13］，則增加棉農收入途徑，實現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是新疆棉花產業發展的主要方向。

［1］楊忠娜，唐繼軍，喻曉玲．新疆棉花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及對策研究［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3，( 3):298－302．

［2］馬翠萍，肖海峰．我國大豆種植戶持續種植意愿的影響因素——基于山東省農戶的調查問卷［J］．技術經濟，2011，(9):85－89．

［3］李 維．農戶水稻種植意愿及其影響因素——基于湖南資興320 戶農戶問卷調查［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0，(5):7－13．

［4］謝婉菲，尹 奇． 基于農戶行為的彭州市耕地保護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2，(1):70－71．

［5］祝宏輝．訂單農業參與主體行為分析與績效評價［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7:83－102．

［6］弗蘭克·艾利思．農民經濟學［M］．胡景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0－128．

［7］呂丹丹．稻農對轉基因水稻種植意愿和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基于蘇北淮安市的調查［J］． 吉林農業，2011，(3):29－31．

［8］劉漢民．路徑依賴理論及其應用研究:一個文獻綜述［J］．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0，(2):58－69．

［9］DURLAU F S N．Complexity and empirical economics［J］．Economic Journal，2005，115(504):225－243．

［10］GOSEGH FARRELL，GARTH SALON ER． Standardization，compatibility and innovation，rand［J］．Journal of Economics，1985，(16):70－82．

［11］王 力，張 杰，趙新民．棉花經濟:挑戰與轉型［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3:23－39．

［12］刊物編輯部．家庭農場:現代農業發展新道路——對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發展家庭農場的解讀［J］．決策探索，2013，(2):06－15．

［13］楊 照．西部大開發以來西部邊疆農業發展趨勢與政策建議［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2，(5):4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