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范伯群教授《填平雅俗鴻溝》首發式上的發言

王 堯

（蘇州大學 文學院，江蘇 蘇州 215123）

從東吳大學算起，蘇州大學文學院有一百一十余年的歷史，這百余年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這里產生了一批杰出的中文學科學者。如果循著這條線索，從黃摩西先生到范伯群先生這一代，大致有四代學人。錢仲聯先生是第三代，范伯群先生是第四代。這一學術傳統偏重于國學，當年蘇雪林也曾在東吳大學執教，她也寫過許多同時代的作家論，但主要成就是在創作上。近三十年來文學院的學科面貌，一方面是以錢仲聯先生為代表的、以明清詩文研究為特色的古典文學研究，另一方面是始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范伯群先生為代表的、以近現代通俗文學為特色的現代文學研究。這是我們的兩大特色，或者說以此形成了我們的學術傳統。我一直覺得，如果沒有學術傳統，學科是不能往前發展的。近幾年來，我們開始重視整理出版一些老師的著作，先后給近十位退休老師出版了論文選，計劃出版以中文學科為主的“東吳學術文庫”。去年夏天我建議范先生編選一本自選集，是我們規劃中的一部分，是集體的意志。當然，范先生這本自選集是規格最高的，因為范先生以前是，現在是，將來還是我們的一面旗幟。

我想借此機會，簡要談談我對范先生的理解，這個發言好比當年的課堂作業，請范先生和在座的老師們批評。

我首先想說的是作為教育家的范伯群。范先生的這一身份一般不為人注意，所以，我要作為第一點來談。20世紀80年代初，范伯群先生出任中文系主任，中文系辦學的轉型從這時開始。根據我自己的經歷和理解，范先生給中文系帶來革命性變化的工作有幾個方面：一是突出學術本位，這在經歷了“文革”動蕩，又長期以教學為主的中文系是一個新的變化，開始時很多老師都不適應；二是突出學科意識，經過幾年的積累，在1990年代成功申報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點，這是當時蘇州大學繼古代文學之后的第二個文科博士點；三是在辦好師范教育的同時，開拓其他非師范專業。范先生和他的同事在當年所做的這些工作，給中文系、文學院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正是由于80年代的這一轉型，文學院改變了單一的師范教育的格局，開始了中文學科的發展歷程。范先生對現代大學的理解以及實踐，在蘇州大學的背景中是超前的。作為教育家的范先生在學術著述的同時，培養了一批有所作為的學生。今天與會的很多范門弟子，他們取得的成就，也從一個方面突出了范伯群先生作為教育家的身份。

其次，作為批評家的范伯群。范先生的作家作品評論和現代作家評傳的成就也是公認的，范先生是當代學者中對作家作品論這一學術文體有重大貢獻者之一。范先生曾經在江蘇文聯工作，編輯《雨花》雜志，始終關注當下的文學創作，這在當年研究現代文學的學者中是比較少的。一直到80年代，范先生仍然關注當代文學，寫了研究高曉聲、陸文夫等作家的評論，其中的《三論陸文夫》，和嚴家炎先生研究梁生寶形象的系列論文一樣，都是現代文學史家撰寫的當代文學批評的代表性作品。這也是填平現代和當代的鴻溝。范先生主政時邀請了很多著名作家來校講學，為文學教育增添了新的內容。幾年前，我曾經在《收獲》撰文《在臺下聆聽和張望》，記敘了這些文學活動。

第三，作為文學史家的范伯群先生。這一身份是學界公認的。我第一次讀到范先生寫通俗文學的文章，是他為唐弢先生、嚴家炎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寫張恨水的一節。范先生從資料文獻整理開始，由通俗作家傳記到《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再到他一個人撰寫的《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插圖本）》，完成了一個大的學術飛躍和突破。從“兩只翅膀”到“多元共生”、“填平雅俗鴻溝”，范先生在現代文學史理論和文學史寫作方面作出了重大建樹和杰出貢獻。

我所認識到的這三點，三種身份，在范先生身上是三位一體。范先生的這些工作和成就，于大處說，具有學術史意義；于中處說是蘇州大學和文學院的寶貴財富；于小處說，是所有學生的楷模。范先生在退休以后，不受體制的限制，仍然筆耕不輟，不斷超越自己，可以說是學術上的常青樹，其成就我們這些后學望塵莫及，其精神也令我們這些后學汗顏。我讀大學時，范先生給我們講授現代文學史，那個時候我患神經衰弱，夜間睡眠不好，早上上課特別困，但每次看到范先生調換老花鏡和近視鏡就特別興奮，然后聽范老師說“我覺得”，這是范老師當年的口頭禪?，F在的師生關系通常以研究學歷為主，這其實是局限的。我的研究生導師是范培松先生，但我一直覺得自己也是范伯群先生的學生，范先生也把我看成他的學生。他們這一代老師能夠超越門戶之見。當范先生喊我“王院長”時，我就很緊張，當他直呼“王堯”時，我就覺得回到了學生時代。今天我既代表文學院，也以我個人的名義，感謝范先生的貢獻，表達對范先生的敬意。同時也再次表達對嚴家炎先生和其他學者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