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汝綸對日本圖書館的考察和認識

程大立

(桐城師范高等?？茖W校 圖書館，安徽 桐城 231403)

吳汝綸(1840—1903)，安徽桐城人，清末教育家，晚期桐城派大師，曾任深州、冀州知府。從政期間，重視教育，親自授課，一時名人學士麋集津冀，以致“民忘其吏，推為大師”。1889年起任蓮池書院山長，1901年被管學大臣張百熙推薦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堅辭不任，后以五品官銜赴日本考察學制。

吳汝綸于1902年五月五日①本句中“五月五日”及本文中用漢字表述的日期均指農歷。啟程赴日本，九月廿一日回到上海，歷時4個多月。在日本期間，吳汝綸遍訪知名學者、教育行政等各行專家，到文部等省聽講，重點考察了自小學堂到高等學堂的日本學校?？疾爝^程中，吳汝綸特別留心日本學制，而對圖書館的發展狀況尤為關注。

一、對日本圖書館考察的方式和內容

據《東游叢錄》記載，吳汝綸對日本圖書館的考察，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文部聽講所獲，二是實地考察。

文部聽講是吳汝綸了解日本及世界各國圖書館情況的主要來源，涉及學校圖書館的隸屬、在學校結構中的地位，對管理者的要求，以及收費等情況。對于公共圖書館的講解，吳汝綸有較為詳細的記錄，涉及圖書館的功能作用、辦館方式、建設策略和館舍構成，等等，幾乎囊括了圖書館的各個方面。

《東游叢錄》記錄實地考察圖書館只有三處:一是五月十五日，到長畸高等中學“行過圖書館”[1]703。二是五月廿五日赴大學堂，“入圖書館”[1]712。三是八月廿五日“閱大橋圖書館”[1]738。其中最詳細的是對大橋圖書館的介紹。包括辦館歷史、館舍結構、館藏資源、管理方式等，吳汝綸還向大橋圖書館贈送了三本中國圖書，其中之一是自己的著作《深州風土記》。

通過文部聽講和實地考察，吳汝綸獲得了對日本及世界有關國家圖書館狀況的初步了解，具體如下:

(一)辦館形式

“圖書館有官立，有公立，有私立?！盵2]688“官立”圖書館，就是由官府設立，自中央政府，至道、府，皆設立有公共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如《東游叢錄》中提到的“高等實業學校圖書館”、“大學校圖書館”;“公立”圖書館則是由有關組織機構設立的圖書館，大部分是民間組織，也有官府下屬的非政府組織;“私立”圖書館則純粹由個人投資建設，如“大橋圖書館”。

多元化的辦館形式表明當時日本經濟較為發達，也體現了日本社會對圖書館事業的普遍重視和參與。但從吳汝綸的考察記錄看，日本圖書館主要設立在高等學府、府以上行政區域，而小學校以及府以下的行政區域，幾乎沒有設立圖書館的記載。

(二)經費來源

日本圖書館建設經費來源有三種形式:官府投資、社會組織集資、個人投資。運營經費則有所不同，除了上述三種渠道的資金補充外，日本各類圖書館幾乎都有一定的服務收費。比如，日本高等實業學校，“學生每名每月應出學俸料或二元，或二元二角”[2]667。這里的“學俸”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學費”，其中就明確包含有“圖書費”。不僅日本如此，其他國家也有這種通例，“各國學稅”(日本稱學俸)中包含有“圖書費”[2]681。官立學校如此，公立和私立圖書館更是如此，大橋圖書館“閱書者到門購求覽券乃得入，一次金三錢，若購十次，金廿十四錢，求閱新報者減半價?！盵1]738雖然每次收費標準并不高，但明顯是經營性收費，并且有“多購(求覽券)”可以打折(滿十次八折)的優惠政策。

在運行經費或資源相對不足的情況下，以投資方后續注資為主體，受惠方適度付費為補充的運營方式，顯然是適當的。這樣，既保證了各類圖書館能持續地運行下去，能適度補充資源、發展規模;也能明確受益者的責任，提高圖書資源利用率，更好地發揮圖書館的社會服務和知識傳播功能。

(三)資源構成

從《東游叢錄》記載可以看到，當時日本及世界各國圖書資源構成基本一致，那就是“本國外國古時今時各圖書”[2]688。而學校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有一定的區別，前者資源構成與學校人才培養聯系緊密，如，大學校圖書館“參考之書盡備”;后者面向社會公眾，圖書資源更傾向于大眾化需求，比如，“新聞報及新刊雜志書”，便有所注重。[1]738就日本圖書館而言，首先，文獻資源相當充實。大學校圖書館有圖書31.3萬冊，而私立的大橋圖書館也有書刊3.6萬冊。其次，無論高校圖書館還是公共圖書館，也無論圖書還是報刊，都非常重視國內和國外相結合。日本大學堂圖書館有歐美圖書14萬冊，加上中國圖書，就超過了總館藏的50%。大橋圖書館作為公共圖書館“西書二千余冊”、“外國雜志五百冊”，再加上數量可觀的漢書，外國書刊的比例也不小。

日本圖書館的資源結構體現了兩個重要特征:一西學書籍較為普遍;二是漢(中國)圖書在日本圖書館的大量典藏。由以上兩個方面可以看到，雖然中國文化對日本曾產生過深刻影響，但近代日本圖書館藏已發生重大變化，即由東亞向歐美傾斜，這也說明了日本人價值取向的改變，那就是遠中近西、脫亞入歐。

(四)功能設置

日本圖書館主要設置三類功能室，分別是書庫、閱覽室、管理室。書庫主要用來收藏圖書，閱覽室又分為圖書室和報刊室，管理室包括“借書發書之室”、“委員平議室”和“事務室”[2]688。為了提高借閱效率，圖書館還設置有藏書目錄，分別供圖書館員和讀者檢索圖書使用。

在紙印文獻時代，圖書館的功能限定于館藏和借閱服務兩個主要方面。當時，日本及世界各國都以此為中心設置圖書館的功能。將圖書閱覽和新聞報刊閱覽分開，體現了圖書館管理的進步思想，畢竟兩者的閱讀對象、閱讀目的和閱讀方式均有差別。而將男女閱覽室分開設置，也是當時日本圖書館通行的做法。

(五)管理方式

圖書館的管理有行政管理和業務管理兩個方面。

行政管理主要包括圖書館的行政隸屬和管理人員。日本官立圖書館由政府管理，如高等實業學校圖書館，由中央政府投資，“歸文部統轄”[2]667;公立圖書館隸屬于主辦圖書館的非政府組織或群團;私立圖書館由投資人全權管理，如大橋圖書館由大橋家族管理。館內管理人員，首先是圖書館的負責人，也就是現在所稱的館長，也因辦館形式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官立高校圖書館，一般是由校長兼任館長，如日本大學校圖書館“由校長管理”[2]678，也有由校長選派的教授任館長;官立公共圖書館由政府官員兼任館長。公立圖書館由社會組織或群團負責人中有德望者擔任館長。私立圖書館由投資者本人或另聘他人擔任館長一職。其次是館長以下的各層級、各部門管理者，相當于今天的副館長、各部(室)主任，一般是由館長任用并授權管理。從吳汝綸考察可見，日本圖書館在管理者人選上，特別重視兩個方面，一是高度重視館長人選的身份和名望。無論是政府委任的官員、大學校長、教授，還是非政府組織負責人，都有顯赫的政治地位和不凡的品德聲望。即使私立圖書館的投資者，也是非常有名望的人士。大橋圖書館的創始人大橋佐平，在日本的印刷業、出版業、廣告業和圖書館事業等方面均大有建樹，對日本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在當時很受國人尊敬[3]。二是高度重視內部管理者人選的學術水平和業務能力。如日本大學校圖書館“用教授或助教監督”[2]669，而非一般的行政人員。管理者的學歷背景和教職身份，提升了圖書館知識水準和文化層次;大橋圖書館的“館中人”“查檢書目，送書收書，皆極速”[1]739，不僅證明了圖書館員業務技能的熟練程度，也反映了圖書館強大的服務能力。

圖書館的業務管理需要完備的規章制度。日本圖書館不僅有《章程》，而且“章程甚善”[1]739。這里所說的《章程》，既有宏觀方面的辦館宗旨、辦館形式、館藏構成、功能設置等，也有周密詳備的管理制度。如“專門書不借出館，普通書可聽人借出”[2]688、“藏書目錄分二種:一、備館中人檢查;一、分各種學類，備閱書人檢查”[2]689、“其所閱書于券內注名，還過即蓋館中印章，出門時繳此券”[1]739等，說明日本圖書館的管理制度，已經相當細化。這些制度，不僅有專業性的技術要求，保證了管理的精細、嚴密，提高了流通效率;而且針對不同文獻類別、不同讀者需求，設置彈性制度，有靈活性、人性化特征。

(六)開放狀態

公共圖書館中大橋圖書館“每日午前八時九時，至午后四時五時開館”，基本上是今天所說的“朝九晚五”的開放模式，每天8小時，周開放時間為56小時。而從其優惠收費、館員收書還書“極速”上看，讀者到館率還是比較高的。由于吳汝綸在日本考察期間，正值日本各類學校放暑假，他所到的學校圖書館基本處于閉館狀態，因此，沒有學校圖書館開放情況的記載。

以上分析說明:雖然吳汝綸在日本期間，很認真、很細致地記錄了對日本圖書館的所聞所見，客觀全面地反映了日本圖書館當時的狀況。這些記載，對思變圖強的中國人會有所啟發，對中國的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會有一定的借鑒作用。而吳汝綸本人在考察和總結過程中的思考，以及回國后創辦桐城學堂的實踐，也反映了他對圖書館事業的認識。

二、對圖書館功能和建設的認識

在《東游叢錄》的“文部聽講”和“摘抄日記”里，吳汝綸對日本圖書館的考察是以非?？陀^方式進行記錄，但字里行間，也不可避免地滲透著自己的情感傾向。因此，我們可以從吳汝綸對日本圖書館的事實介紹中，去體味他對圖書館事業的若干認識。

(一)對圖書館功能的認識

現代圖書館發揮著傳播先進科技和文化知識，傳遞情報信息等功能。19世紀初，對于圖書館的功能和作用，吳汝綸概括為兩個重要方面:“一、供專門學之研究;一、廣普通學之見聞?！盵2]688所謂“專門學”，指的是專門研究某些學科的精深學問，在當時主要指稱法律、格致、化學、生物、天文、地理、經濟等西學。這些“專門學”的書籍，需要通過從外國進口并進行翻譯才能供一般人閱讀，既難以獲取又價格不菲。吳汝綸認為:“專門之書價甚貴，學者無力購買”[2]688，而從事“專門學”研究者，“考定有缺憾”，必須通過查閱專門書籍來考證和解疑。相比較個人能力來說，圖書館經費實力要強大得多，“足以濟用”。所謂“普通學”，指的是平常學問，可以理解為學習、生活、工作的常識性學問，也可以指在本國深入研究并廣泛普及的學科知識，比如文學、歷史學等。吳汝綸認為，圖書館在“普通學”上的作用主要是“廣見聞”。這是因為，個人閱歷和知識面有限，尤其在近代技術不斷更新、知識日新月異的背景下，一個人不可能知曉所有的“普通學”知識，必須通過廣泛閱讀，才能獲得更多新知。吳汝綸還認為:每個人的私人藏書往往以與自己日常學習、生活、工作最為緊密的圖書為主，對自己平時用得很少的書不喜歡收藏。等到“急用”非平常之書時，就“無從索之”。圖書館“廣收博輯，無所不備”，所以“足以待學者之考索”(這里的“學者”指學習者，包括專家學者和普通讀者)[2]688。

(二)對圖書館建設的認識

現代圖書館學認為，圖書館的建設包括館舍建設、資源建設和體制建設、制度建設等諸多方面。館舍建設和資源建設是圖書館的物質文化基礎，體制建設和制度建設是圖書館精神文化保障。通過考察日本圖書館，吳汝綸對以上各方面均有所認識。

關于館舍建設，吳汝綸強調要具備四個條件:一是“基址寬大”。吳汝綸認為“圖書館的建筑法與其他建筑不同”，由于“圖書日新不窮，隨時添置”[2]688，所以館舍也要不斷增大。如果每增加一些圖書，就改建一次館舍顯然太浪費金錢。因此，他提出“基地寬大”的主張。二是居城町之中。圖書館是公共資源，應為公民所共享。吳汝綸提出，將圖書館位置設在一城或一町的中央位置，體現了公平、均等和致用的思想。三是“光線合宜，空氣流通”[2]688。這是從圖書館的功能和讀者健康角度來思考的。光線充足，有利于讀者閱讀，也可以減少使用人工照明;空氣流通才能補充足夠的氧氣，有利于提高閱讀質量。因此，吳汝綸對上野圖書館“四圍茂樹”的狀況提出批評，認為“于光線殊為不宜”[2]688。四是“避火災”。圖書是紙質易燃品，防火是圖書館重中之重。對于“庋藏圖書”如何避火，吳汝綸提出從建筑角度商定“妙法”，基本思路是:萬一發生火災，要保證“此房之火不至蔓延彼房”[2]688。

關于資源建設，吳汝綸在考察記錄中滲透著自己的思考和認識。比如，圖書館要收藏自古至今國內國外各類圖書，既要收藏專業書籍也要收藏時尚報刊;圖書館還要不斷更新添置，圖書館可以通過接受捐贈的渠道來補充圖書，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思想是對西學書籍館藏的肯定和西學的提倡。吳汝綸傾向于西學教育，他對日本圖書館大量館藏西文書籍格外感興趣，準確記錄館藏數量，意在表明自己的認同態度并積極向國內同行推薦。

吳汝綸對當時日本圖書館體制和制度建設，尤其是學校圖書館由校長親自兼任館長、教授和助教參與圖書館管理、嚴格的管理制度和熟練的操作技術等，都非?？隙ê唾澰S，認識到這是圖書館事業發展進步的標志。

三、對中國圖書館建設的實踐和認識

吳汝綸以京師大學堂總教習身份，到日本考察學制。其間對日本圖書館的考察，讓他認識到日本圖書館發展快速、文獻資源西化、制度完善、技術進步，促進了日本國民素質提高與經濟文化發展，推動著國力的提升。然而，從吳汝綸在考察期間與國內官員、朋友同僚的書信往來中，卻基本上沒有提到中國圖書館，特別是中國學校圖書館的建設。1902年他在為桐城學堂親自擬定的《開辦學堂章程十七條》中，只是提出“堂中應購報章，設閱報房存貯，以供本堂眾覽”[4]468，并沒有提議在桐城學堂建立圖書館或圖書室。吳汝綸對中外圖書館認識上的落差，源于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吳汝綸對中國的國情有自己的判斷。經歷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入侵，《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的大量地割地賠款，中國的經濟實力已非常虛弱，從官方角度已經無力投資建設各級各類圖書館;社會力量辦學，經費捉襟見肘，也難以規劃圖書館(室)建設，此時提議中國圖書館的建設，顯然不符實情。其次，對教育救國途徑的認識。吳汝綸強烈認識到中國要通過改革教育來救亡圖存，廢科舉、建學堂、興西學是當務之急。通過學堂的中西課程設置、西學教材教學，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和科學思想，當為捷徑?！梆B偉器，在大學;開民智，在小學?！盵5]783吳汝綸致力于通過新學校新課堂來傳授新知識的方式來教育國民，從而走一條“教育救國”之路。至于圖書館建設和發展，在資金匱乏、國民文化素質普遍不高、傳統教學方式仍然有效的背景下，只能退居次要位置。再次，吳汝綸本人經歷中，對圖書館的利用也非常有限。北洋大臣李鴻章與直隸總督方觀承建造的直隸圖書館就在蓮池書院的前院。然而，從吳汝綸日記、書信和其他文獻中，卻從未發現使用圖書館的記載。吳汝綸所讀之書有三個來源:一是個人收藏，二是朋友間的互相交流，三是書院藏書。中國文人傳統的讀書方式，讓圖書館的位置和作用被遮蔽;晚清圖書館還處在藏書樓階段，其館藏資源封閉性和讀者群體狹窄性，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圖書館作用的認識，吳汝綸也不例外。最后，吳汝綸在1902年冬季回家鄉后，不幸受寒染病，于1903年正月十二日逝世，其時，桐城學堂尚未正式開學。如果吳汝綸不是遭遇“辦學未成身先死”，他一定會在后來蓬勃發展的新式學堂里建設中國式學校圖書館。正是以上諸多原因，造成吳汝綸在中國圖書館事業上認識遲滯和實踐缺位。

結 語

“在日本，吳汝綸看到了完備的教育體制”[6]35，看到近代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后，積極引進西學并主動向西方學習，“國民素質迅速提高，國力日漸強大”[6]35。其圖書館事業也反映了這一社會變化特征，館藏圖書資源由和漢為主轉向歐美并重，從側面反映了日本對西學書籍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日本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圖書館事業的進步。官立、公立、私立等多種形式圖書館并存，體制和經費的強力保障，管理者的學術身份，館藏資源豐富多樣，管理制度的規范嚴密，服務技術的成熟周到等，標志著日本的圖書館進入了近代社會進步行列。

“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完成由藏書樓全面轉變為近代圖書館的歷史過程，經歷了艱難、曲折甚至是痛苦的模仿、移植、吸納、創新的過程”[7]4在這一過程中，吳汝綸對日本圖書館的考察，給中國圖書館事業傳遞了新的信息，必然引發中國圖書館人的積極反思，對中國近代圖書館的誕生產生積極影響。成立于1905年被稱為“中國最早的官辦圖書館”的湖南圖書館，就是以大橋圖書館為“模特”的。[8]60吳汝綸本人在自己的教育實踐中，沒能高度重視學校圖書館建設，有客觀現實因素，也存在個人認識上的局限。

[1]吳汝綸.東游叢錄(卷二)摘抄日記[M]∥施培毅，徐壽凱，校點.吳汝綸全集(三).合肥:黃山書社，2002.

[2]吳汝綸.東游叢錄(卷一)文部所講[M]∥施培毅，徐壽凱，校點.吳汝綸全集(三).合肥:黃山書社，2002.

[3]龍一春.日本大眾傳媒體制的特征及其發展趨勢[OL].[2012－05－17].http:∥www.doc88.com/p－587798169147.html.

[4]吳汝綸.與桐城縣令蔣少由(壬寅年十月十一日)[M]∥施培毅，徐壽凱，校點.吳汝綸全集(三).合肥:黃山書社，2002.

[5]吳汝綸.吳汝綸全集(三)[M]∥施培毅，徐壽凱.合肥:黃山書社，2002.

[6]程大立.吳汝綸師范“速成”教育思想與影響[J].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2(6).

[7]吳徐年.日本圖書館思想對我國近代圖書館的影響[J]. 晉圖學刊，2003(06).

[8]易世美編譯.湖南圖書館史之研究——中國近代公立圖書館成立和日本[J].高校圖書館工作，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