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與治國

陸建華

中國哲學從來就具有政治內涵。入世，是所有哲人共同的情懷，即使老子也不例外。君王及其為政之道決定著國家的政治實踐、政治面貌和政治走向，所以，哲人們的政治批判與政治理想都圍繞著君王和治道而展開。老子的政治批判與政治理想充斥《老子》全書，然而，尤以《老子》之十七章、三十八章最為全面、集中。

一

關于君王的類型，各家各派各有說法，例如儒家將君王分為王、霸，孟子曾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孟子·公孫丑上》）。這里，劃分的標準是仁。老子在《老子·十七章》中將其分為四類，他說：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這是說，從認知之維度看待君王，君王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不知有之”，一類是“知有之”。即是說，一類是人們感知不到其存在的；一類是可以認知的。從情感的維度考察君王，“知有之”這一類君王又可以分為三類，分別是“親而譽之”、“畏之”、“侮之”。也即是說，分別是人們親近愛戴的君王、人們畏懼的君王、人們蔑視的君王。這樣，結合認知與情感，君王劃分為四類。

從“太上”、“其次”等文字來看，老子認為這四類君王有高下優劣之分?！安恢兄钡木?，是老子心目中理想的君王，在老子心中地位最高，其他三類均是老子所批判的對象，在老子心中的地位依次降低，其中，“侮之”這一類，最為老子所不齒。由于“不知有之”這類君王是理想的統治者，老子稱這類君王為“圣人”。其他三類君王不僅不是圣人，而且還是圣人所抨擊的對象。

為何“不知有之”這類君王才是理想的君王？老子以“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作了解釋。即是說，這類君王“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對其統治下的民眾實行無為而治，在行動上無所為，在語言上無所教，不干涉民眾的一言一行，所以，人們感覺不到這類君王的存在，以至于這類君王治理天下，實現天下大治，民眾安居樂業，還以為是自己成就自己，本來就是如此。另外，這類君王一方面“功成事遂”，成就大業，實現其政治理想；另一方面順應民眾本性，滿足民眾愿望和需求，做到了君王理想與民眾要求的天然一致，所以，是理想的君王。

在四類君王中，老子最反對的是“侮之”這一類。這類君王之所以遭到人們的輕蔑，是因為這類君王缺少“信”。老子的“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為何缺少“信”的君王是老子最為反對的，是人們所最為不齒的，老子在此沒有深究，但是，在《老子·三十八章》中作了解釋。我們將在下文分析。

二

關于治道的種類，各家各派也各有說法。例如儒家孔子將其分為仁與不仁這兩類。他說：“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離婁上》引孔子語）。老子在《老子·三十八章》中將其分為五種。他說：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p>

此是說，治道有道、德、仁、義、禮五種。由“失道而后德”這樣的句式可知，五種治道也有高下優劣之分，其中，道是最理想的治道，為老子所推崇，在老子心中的地位當然最高，而禮卻是所有治道中最被老子批判的治道。

由于“德”是得于“道”者，“德”可以納于“道”，道乃自然之道，屬于自然性的存在；“義”和“仁”均是儒家的倫理道德，屬于倫理性的存在；“禮”乃政治制度范疇，屬于政治性的存在，所謂五種之治道也就可以概括為道德、仁義、禮這三種。

在這三種治道中，為何道德是理想的治道？老子認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老子·三十七章》），“上德無為而無以為”（《老子·三十八章》），具有“無為”特質。而“無為”恰是人們“不知有之”這類理想的君王治理天下所運用的方法。如此，理想的君王所使用的治道，理所當然就是理想的治道。

可是，在這三種治道中，為何禮是老子最激烈的抨擊對象，是人們最為不齒的？老子的理由是：“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奔词钦f，禮使君王喪失信，從而使民眾喪失忠，是社會由治而亂的禍首和源頭。

除卻以上論述治道的文字，老子還說過：“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老子·五十七章》），認為“法”也是治理天下之治道，不過，老子對于法是持否定態度的，認為法治一方面造成民眾生活貧困，一方面還使民眾因貧困而偷盜，從而使天下趨于混亂。

這樣，老子視界中的治道就有道德、仁義、禮和法這四種。在《老子·三十八章》中，道德、仁義、禮的高下優劣是確定的，其順序是明顯的。那么，法在四種治道中處于何種位置？由于道德是理想的治道，禮是最受老子詬病的治道，它們分別位于四種治道之首尾，應該是沒有疑問的。問題是，仁義和法二者，誰優誰劣，誰排在前誰排在后。我們知道，老子雖曾云：“大道廢，有仁義”（《老子·十八章》），要求“絕仁棄義”（《老子·十九章》），不滿于以仁義為治道，但是，畢竟沒有直接批評仁義的危害性，而對于法，如上文所述，卻直接批評了法的社會危害性。據此，似可以斷定，在老子那里，仁義優越于法，法應排在仁義之后。這樣，治道四種，順序如下：道德、仁義、法、禮。

三

人們“不知有之”這類君王，用“無為”的方法治理天下，而“無為”如前文所述，又是道和德的本質屬性。君王以道治國，無為而治，人們對其自然“不知有之”。

老子最反對的君王是人們“侮之”這一類，并認為這類君王缺少“信”。為什么這類君王缺少“信”？聯系老子批評禮的社會危害性時所說的“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可以知道，這類君王以禮治國，其治理天下的治道是“禮”。君王以禮治國，因而缺少對民眾最基本的“信”。由于君王為政以禮，缺少“信”，并因此造成國破家亡，老子自然最為反對，人們理當“侮之”。

人們“親而譽之”這類君王，之所以獲得民眾愛戴，是因為其行善積德，對民眾關懷備至。據此可以推論，這類君王應是以仁義治國，其治理天下的治道是“仁義”。老子反對以仁義為治道，是因為仁義屬于“有為”。老子云：“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老子·三十八章》），即是抽去仁義的具體內涵，從“有為”的維度解讀仁義，并以此區別于無為的道和德。

人們“畏之”這類君王，之所以讓民眾畏懼，是因為其嚴刑峻法，對民眾實施高壓政策。據此可以推定，這類君王應是以法治國，其治理天下的治道是“法”。

由以上的簡略分析可知，老子認為君王有四類、治道有四種，君王之四類取決于治道之四種，君王的優劣高下與治道的優劣高下是一致的；君王劃分的標準，從君民關系的維度來看是民對于君王的認知和情感，從君王自身的維度來看是君王為政天下所選擇的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