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的遷徙

胡泳+郝亞洲

大數據新聞意味著一種新聞理念的進步。除了獲取談資之外，我們需要更多的干預或者參與的力量。

2013年，我們在創作有關大數據的紀錄片時采訪了斯坦福大學的多媒體和信息設計專家Geoff McGhee。他曾經是《紐約時報》的記者，后來專注于數據新聞領域的研究。在談到數據新聞業的時候，McGhee認為，數據新聞相對于傳統新聞業來說更能讓人主動、精確地去還原故事的現場。McGhee說，“現在普通的媒體要找一個故事，就需要派記者出去打聽線索。將來很可能有一組很大的數據挖掘，就從這個里面去找故事?！都~約時報》過去就是很善于記錄數據的，比如船只到達的時間、貨物量等等。一百多年以后，在你筆下的故事、角色，就是當初被記錄的數據。包括《華爾街日報》，也就是把股票數據記下來，通過這些數據就能轉化出當時的人物——總統，還有州長。數據新聞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數據還原成故事和人物。這個還原過程，就是數據可視化的過程?！?/p>

當數據被解讀成一個又一個故事，這個還原過程是非常有趣的。以最近央視曝光東莞色情業為例，新聞播出后，一部分網民想到通過“百度遷徙”查詢東莞當天的人口遷徙狀態，結果顯示，從東莞去往香港的人占比最多，于是有人將其視為香港人逃離東莞的佐證。雖然事后有媒體指出這種解讀并不靠譜，東莞的人口流動與色情業的關聯度并沒有那么高，但這并不影響網友在微博、微信上轉發和評論的積極性。

公眾解讀的激情

“百度遷徙”是基于數億部智能手機的LBS定位服務數據實現的，根據用戶地理位置的變化，判斷出用戶發生的“遷徙行為”，并最終進行直觀、動態的可視化展現。究其本質，這是一種數據流。

McGhee認為，數據新聞就是在放大新聞的信息屬性，而這個屬性的展現形式是數據流。以往，記者使用的攝像機、話筒、筆，都是信息采集和記錄工具，但是將這些信息傳遞出去的過程，是一個封閉的過程。傳統新聞制作流程是不允許公眾干預或者說參與進來的。也就是說，數據編碼和解碼的過程，與閱讀者無關。

數據新聞的著力點恰恰在此。移動互聯終端取代了傳統攝像機之類的信息采集終端，每一個人成為數據化單位，個性化的數據記錄則由App來完成。個體無意之間變成了新聞的參與者。（注意，這里說的是“無意間”。如果是“有意”的，更會對傳統新聞業造成天翻地覆的變革。）

可以展開合理的想象，來對比傳統新聞報道和數據新聞的區別。如果央視的記者走傳統路數的話，就會是一個出鏡女記者站在東莞高速路口做模板式的報道，“我臺記者現在XXX做現場報道。昨夜，東莞市政府出動大量警力清查了多處涉黃場所。今天，我們看到在高速路口，出城的車輛明顯多于進城的車輛?！比缓?，女記者舉著話筒跑到一個在收費口排隊的私家車旁邊問，“先生，您什么時候來東莞的，現在要去哪兒？”

央視在這個新的時代自身也在努力尋求突破，比如馬年春運和春節期間聯合百度推出的“據說春運”、“據說春節”，調用百度的大數據（包括遷徙數據和搜索數據），將其融入新聞內容的策劃與創作過程中。作為中國影響最大、受眾最廣的媒體，央視邁步探索數據新聞，無疑會給其他媒體帶來示范效應。不過，探索之路上，舊的思維依然存在。比如當主持人介紹完百度遷徙地圖的熱點城市之后，馬上又回到了老路上。顯然，數據新聞目前還只是作為為傳統新聞模式服務的新工具，距全新的制作新聞理念仍有距離。

當百度用可視化工具將東莞的人口流量呈現出來時，公眾獲得的第一個權利就是解讀的權利。從微博和各種自媒體賬號的討論來看，公眾的解讀熱情顯然被一下子釋放了出來。這種數據新聞對于當下中國來說，也許我們還不能將其上升到顛覆了什么、改變了什么的高度，但可以說帶來了一種嶄新的氣象——“新聞談資化”。

在國內，黃章晉做的“大象公會”被認為是在嘗試“新聞談資化”。所謂新聞談資，就是充分利用了公眾的好奇心，捕捉事實之外的留白。比如“大象公會”做過的為什么主席頭會流行、為什么朝鮮閱兵禮最震撼等等。而數據新聞背后的談資會更多，比如圍繞著為何“逃離”東莞的主路線會是香港，還有哪幾條清晰可見的線段，就能衍生出大量相關話題。而話題，無疑就是談資。

數據新聞的靈魂

2013年，一則人事變動的小小新聞并沒有引起互聯網界很大的反響，但是對于數據新聞業來說，它關乎這個行業的兩個巨頭。也許，我們在若干年回過頭來看這則新聞的時候，會感覺到有權杖交接味道。

2013年4月18日，為《衛報》效力15年之久的老牌記者Simon Rogers在其個人博客上宣布，他跳槽前往Twitter效命。這個人之所以關鍵，是因為他是《衛報》“Datablog”的發起人，可以說《衛報》在數據新聞領域能在全球走得如此超前，和Rogers的努力分不開。

他的告別博文值得每一位研究新聞業轉型的人去拜讀?！对僖?，衛報。你好，Twitter》，簡單直白的題目，直接讓我們看到了在這位資深編輯眼中，誰才是新聞的未來。

2009年，Rogers在編輯Alan Rusbridger的鼓動下開設了Guardian Datablog。他說，《衛報》在很早就意識到了新聞需要新的形態，也就是“開放新聞”。這些數據應該來源于大眾，同樣也應該屬于大眾。

在前文中，我們曾提到“無意”和“有意”的話題。百度遷徙地圖，是讓公眾無意成為了新聞的參與者。而真正的數據新聞，則應該是以開源的理念制作，讓公眾有意參與。就好像Rogers在接受采訪時談到，“眾包”是他們制作數據新聞的主要手段。比如，《衛報》做的對國會議員開銷的調查，奧運會門票銷售情況的調查等。

事實上，我們在做大數據專題研究的時候也發現，尋求開放才是大數據時代的動力。大數據更像是一場運動的高潮。這場運動發軔于上世紀80年代，以理查德·斯托爾曼、林納斯·托瓦茲和埃里克·雷蒙德為代表的開源三杰認為知識應該以共同創造和共同享有的姿態出現，而不是被壟斷在寡頭手中。隨后，在著名出版商、Web 2.0之父蒂姆·奧萊理的倡導下，開源運動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即數據開放。

也許今天，我們認為開源是大勢所趨，但在互聯網還沒有出現、甚至是剛剛步入第一個青春期的時候，封閉與開放兩大流派曾進行過長時間的激辯。這甚至影響到了美國政府的信息開放政策。

從布什政府以反恐為名，連續出臺了兩個爭議頗多的法案——《愛國者法案》和《2002國土安全法》，到奧巴馬提出“人民知道得越多，政府官員才可能更加負責任”；從布什政府時代政府和公眾的交流受限，到奧巴馬簽署《透明和開放的政府》備忘錄，美國一直在開放的路上走走停停。

就在奧巴馬實踐其開放政府理念的同時，一位互聯網的傳奇人物在英國也實踐著他的數據網夢想。他就是萬維網的發明者蒂姆·伯納斯-李。在他的力推之下，英國政府開始了數據開放運動。英國的 data.gov.uk上線后，公眾可以在該網站上查到3000多項民生數據。保守黨領袖卡梅倫擔任英國首相之后，更是提出了“數據權”的概念，即獲取數據是每一個英國公民的基本權利。

從IT領域的開源到政府的轉型，這是一場長達30多年的以“開放”為靈魂的歷史運動，而移動互聯網的興起無疑把這場運動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這個高峰被命名為“大數據時代”。

新聞同大多數行業一樣，無法擺脫時代思潮對它的影響。在大數據時代的背景下，新聞不僅應該注重對數據的整理和解讀，更應該懂得數據源于公眾，屬于公眾。

海地的數據地圖被公認為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數據地圖。因為在海地地震期間，大量的公眾參與了數據地圖的建設，一直到現在還有人在繼續完善。作為數據新聞從業者的行動指南，《數據新聞手冊》也使用眾包的方式完成的。

由于Twitter等新媒體工具的興起，我們開始變得不再關注新聞本身是什么，而是更加沉浸在作為個體參與其中的樂趣之中。正如Rogers所說，“報紙傳統的與讀者的單向關系正在被人手一部移動設備、隨時產生新聞的新形式所取代。只要我們做新聞工作，Twitter便是一個重要的元素。它在每個涉及政治、體育與娛樂的重大事件中都不可忽視，而且越來越重要”。

與Twitter的數據所發揮的新聞效應一樣，百度的大數據新聞意味著一種新聞理念的進步，但僅僅是一個開端。除了獲取談資之外，我們需要更多的干預或者參與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