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高管談“對華報道”和“中國形象”

李秀芳

本文作者于2009年和2013年在澳大利亞國家電視臺駐悉尼總部，就澳大利亞人對中國哪些方面的事務感興趣、這對澳媒對華報道帶來的影響、澳媒對華報道存在的誤區等問題采訪了澳大利亞國家電視臺首席執行官布魯斯·多佛（Bruce·Dover）。這位媒體高管的回答，對傳媒提高國際傳播能力，也是一種有啟示性的參考。

澳大利亞人最想了解的中國新聞

問：澳大利亞人對中國哪些方面的事務感興趣呢？

答：澳大利亞人對中國政治、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深表敬佩，迫切渴望了解中國。中國人民衣食住行的變化，社會轉型時期中國文化的變遷，以及改革開放的現狀與進程等是澳大利亞人關心的話題。他們特別想了解中國經濟的增長情況，以及這對中國國際地位產生的影響，也很想了解中國農村地區的發展現狀。

問：這對對華報道的“戰略決策”帶來哪些影響？

答：我認為報道的“戰略決策”是指報道方式，即如何報道中國。我們要求記者客觀全面地報道中國的發展?！皯鹇浴痹谶@里指不能僅用西方文化視角解讀中國，更要從中國社會文化視角闡釋中國，這就要求媒體工作人員提高對華報道能力。記者往往從“西方視角”出發，忽視了用“中國視角”來采寫和評論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等層面的事務。

澳媒報道范圍的“寬”與“窄”影響澳洲人對中國的印象。臺里急于加大對華報道力度，拓寬對華報道范圍，不再局限于北京、上海和廣州的新聞題材。計劃把位于西部地區的重慶列入重要報道對象，以它為依托，詳細地向公眾闡釋中國東西部之間的差異。西方民眾對中國的認識處于片面、一鱗半爪的狀態，普遍認為中國所有事物都是嶄新、現代化的，上海浦東和壯觀的北京奧運會就是當代中國社會的縮影。但中國大城市以外的其它地區在農村發展、教育、健康和服務業等方面面臨著許多挑戰，西方民眾必須了解中國政府遇到的難題，以及解決眾多棘手經濟問題的方式與途徑。西方人常用慣性思維模式認識和判斷事物，但中國的問題很復雜。我們必須報道發生在中國大城市以外的新聞事件，向觀眾呈現_個真實、完整的中國。澳媒對華報道的問題及規避

問：澳媒對華報道存在哪些問題？

答：澳媒在涉華報道上應更慎重些。受媒體本質的影響，澳媒熱衷于追逐有刺激性和沖突性的新聞事件，一味渲染兩國間的沖突，對雙邊關系中正面、積極的事務避而不談。因此，要引導澳媒關注雙邊關系中的正面事務，分析把握國際形勢的發展特點、趨勢及走向，避免草率地對新聞事件下好與壞的判斷。這項任務緊要且艱巨。

澳媒對華報道有時一邊倒，形成模式化的追風趨勢。某位記者報道了某個新聞事件，其他記者對事件的真實和準確性不做調查就一窩蜂地跟進報道。西方受眾生活在24小時滾動新聞的“怪圈”，渴望獲取即時、及時與全面的新聞信息，但信息不等于事實。要滿足全天滾動新聞播報的海量需求，記者很難在有限時間內展開深入、透徹的調查，但其職責在于報道事實，而不在于復述缺乏核實的信息。再者，我們的記者習慣用西方文化視角來報道國際事務，對中國歷史、文化和語言的認識不足，匆忙對中國事務做報道與評論，難免報道失實，誤導受眾。我們的記者還過于關注中國取得的成就，對大片貧困地區和人口的現狀不夠重視。

問：澳方記者可以通過哪些途徑提高對華報道能力呢？

答：要鼓勵澳方記者和通訊員延長駐華時間，努力學習漢語，增進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了解。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國情復雜，駐華記者和外交部官員很難在有限時間內充分了解中國。他們的駐華時間一般為二到三年：在第一年，記者對中國了解不多；兩年后，開始真正地認識這個國家；三年后，才能客觀、公正地看待和報道中國事務，但記者們在第三或第三年后卻被派到其它國家。澳方要加大對駐華記者和通訊員的投入，給他們創造學習漢語的良好條件，幫助他們消除語言障礙，促使他們樂意在中國駐留更長時間，培育對中國文化、政治和人民的深刻認識，通過這些途徑改進澳媒對華報道中存在的模式化趨向和刻板印象。我們在這些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

澳媒對華報道必須做到客觀、公正和全面。澳大利亞和其他西方國家受眾很想了解中國農村地區的發展現狀，但單純報道農民貧困的生活狀態有失偏頗。記者要充分交代新聞背景，向觀眾說明中國大部分農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勞動技能不高，幫助他們適應經濟發展帶來的變化難度很大，中國政府實行了哪些措施提高了全球12億多人口的生活水平，取得這個成績絕非易事。再者，澳方記者要向受眾詮釋新疆和西藏某些事件發生的深層原因。中國對外推行防御姿態跟它在歷史上多次遭受外來侵略有關，這促使中方更重視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防止再次遭受侵略或威脅。記者不能簡單報道說中國軍隊平反了西藏叛亂，應全面告知公眾事件的來龍去脈，回答如下問題：誰發動了叛亂？真實情況是什么？幕后指使者是誰？事態為什么仍在發展，為什么又有了轉機？事實上，中國政府在西藏花巨資興建了大量的城市設施、學校和醫院，對西藏的暴亂及無辜民眾的喪生感到無比悲痛。

中國國際形象的傳播技巧

問：中國現階段的國際形象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答：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國”，這是很深刻的思想。

總的來說，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沖突的價值觀、固有偏見、對中國社會、價值觀和政策認識的匱乏，以及對中國經濟和政治崛起的恐懼。

問：您作為資深的媒體高管，對塑造或提升中國在澳大利亞的形象有哪些建議？

答：我認為，雙方媒體在對方事務的報道上面臨諸多挑戰，須增強兩國媒體和記者間的交流，在加深相互理解的基礎上，提高對彼此事務的報道能力。雙方媒體應集中精力向公眾說明兩國雖在實力和文化上有很大差異，但相關性和互補性很強。在經濟和地理政治格局上，兩國聯系密切，穩定的亞太地區形勢對雙方發展至關重要，都不希望朝鮮發生戰爭，也不愿意見到巴基斯坦局勢失控。兩國連接東方國家與西方世界，都必須處理好與美國和歐洲的關系。

中國政府的防范意識有時過于強烈。其實，對外界批評大可不必過于敏感，理性客觀地闡述你的觀點和立場就好了。政府越強烈地回應外界輿論，公眾必萌發猜疑：“你到底在隱瞞什么？”“為什么強烈表示不滿？”

言少勝多，沉默是金，這是中方回應西方媒體應采取的策略和藝術。中國政府認為對任何有爭議性的事件都必須表明態度，但在某些情況下無聲勝有聲。西方媒體實行24小時滾動新聞制，胃口很大，需要海量新聞資訊來填補時段空白。中方對新聞事件做出強烈回應會讓媒體有機可乘，伺機炒作。因此，政府面對媒體有時保持沉默，反而有利于事態發展，或低調表示尊重他國政府對某一事件的看法。發表此言論不意味著中方同意對方的觀點，但表明尊重對方的話語權。這就是中方應對西方媒體炒作時可借用的對策。

許多澳洲人覺得中國文化難以理解與接受。我們得深信能跨越膚色和宗教信仰的差異，發掘兩國間更多的共同利益和信念包括價值觀，對彼此共性和未來發展前景充滿信心。有著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亞相當年輕，歷史遺留問題少；中國歷史悠久，國情復雜。隨著中澳人際交往和文化認知的加強，澳大利亞對外來文化更能采取寬容、接納的態度，進一步認識到兩國在亞太地區是重要的合作伙伴，與中國關系將朝著更友好、融洽的方向發展。（作者是廣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博士。本文獲得“教育部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資助項目”的支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