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的舊去新來

胡筠若

我退休之前，就有熟人預約，讓我幫助去辦學校、辦刊物之類，并特地告訴我，若到廣東當個私立學校校長，保證待遇優厚，還可攜家帶口。

如果應約而去，是為了增加收入嗎？再多的錢，好像也不能讓我舍棄退休后的那份自由。是因為不甘寂寞，想發揮自己的余熱？是的，我有這種需要，而且身體條件也允許?？墒?，20年教育上的急劇變化，憑我多年前在北京女一中那點辦學能耐，顯然招架不住。辦刊物更是這樣，經驗本就不多，腦筋又跟不上，肯定應付不了當今媒體資訊的要求。所以，我婉言謝絕了這些邀約。

回想剛一退休回家時的日子，真是一派新鮮。早晨一睜眼就問自己，今天有什么事嗎？心里回答，沒有，什么也沒有。晚上躺在床上想，明天要記著安排什么工作嗎？沒有。輕松、悠閑，神仙一般。

可是，我到底是個閑不住的人，“年老萬事休”不是我的心態。相反，我好像需要一個理由在早晨催促自己起床。很快，我開始進入退休后的新狀態。

還在1993年年初，我在為中學生編寫健康教育課本時，就已經對艾滋病預防教育留了心。盡管在開頭的幾年因找不到資助未能啟動，但我始終沒有放棄對它的關注。我相信，即使我做不成這個項目，也不會覺得失望。因為我只有收獲，沒有損失。

1998年，一個偶然的機緣卻必然地出現了。我先是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項目，接著陰差陽錯地當了美國福特基金會支持的艾滋病預防項目負責人。這個新角色不用按點上班，也沒有人管我，一點不耽誤平常逛街、看小說、寫文章、學英文。有關課題事項，幾位組員碰頭商量，然后分頭去辦。大家都對項目組負責，個個都有積極性。

新角色還讓我嘗到了一系列的“感覺良好”，比如，覺得自己很有用。在為北京市朝陽區46個街道辦事處負責人講課之后，人們紛紛圍攏過來，邀我給他們街道單獨上課，說是太解決問題了。當區里又安排一次限制人數的報告時，居然有人“走后門”把自己街道的干部多帶進去幾位。這些無不讓我覺得人們需要我，自己仍然有為社會、為人們做事的價值。

這就是我退休后的舊去新來。不辭去舊的，哪里會有如此新的腦筋和新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