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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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急著推中國版“401K計劃”

12月6日，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關于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個人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稱，自2014年1月1日起，實施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個人所得稅遞延納稅優惠政策。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一討論多時的稅收優惠政策的實施，意味著中國版“401K計劃”正式起航。

什么是401K，這是個來自美國的概念。它是個由企業和個人出資，政府提供稅收優惠的“補充性養老計劃”。這個計劃源自美國《國內稅收法》第401條K項的規定。

中國是不是需要401K？依我看，中國的401K應當有中國的特點，因為中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這與美國完全的私有化國家有著本質的區別。區別就在于，中國國有資產的價值與收益，本來就該是中國老百姓最大的“401K”。如果中國放著大把的國有資產卻不能為老百姓提供堅實的保障，反而要去按照完全私有國度讓老百姓“自己保自己”，那我們的國有資產何用之有？那又如何體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

中國的社會人均收入非常有限，按照現在的物價漲幅、社保福利水平，國人的生活壓力非常巨大，哪還有富余的錢投入“401K”？再加上70%的就業人群棲身于中小企業，企業主又如何才會產生“401K沖動”。

所以，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我們急需的是政府層面的社會保障體系的迅速發育，急需的是社會居民收入的盡快提高，而不要總試圖讓民眾“自己保自己”。那樣從本質上有違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有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

（評點 鈕文新）

“直投+保薦”業務當叫停

繼11月30日證監會發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意見》之后，12月13日證監會又發布了配套的《證券發行與承銷管理辦法》。隨著這些IPO新政的出臺，券商“直投+保薦”業務走向何處成了市場一個敏感話題。

IPO新政對于券商“直投+保薦”業務是一個考驗。就IPO新政來說，顯然加大了保薦人的責任。比如根據《關于進一步推進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意見》規定，保薦機構應當嚴格履行法定職責，遵守業務規則和行業規范，對發行人的申請文件和信息披露資料進行審慎核查，督導發行人規范運行，對其他中介機構出具的專業意見進行核查，對發行人是否具備持續盈利能力、是否符合法定發行條件作出專業判斷，并確保發行人的申請文件和招股說明書等信息披露資料真實、準確、完整、及時。

此外，《證券發行與承銷管理辦法》所作的五個方面修改，其中之四是提高發行承銷全過程的信息披露要求，強化社會監督；之五是完善行政處罰、監管措施、自律監管、記入誠信檔案等多層次的監管體系，進一步加強監管，強化事后問責。

正是基于IPO新政對保薦機構提出了更明確的責任要求，并加大了對保薦機構的查處力度，在這種背景下，繼續開展“直投+保薦”業務，與發行人穿一條褲子的券商，顯然是不適合充當新形勢下的保薦人角色。所以，作為券商來說，必須在“直投”與“保薦”之間作出選擇，面對同一個項目時，不能既做“直投”，又做“保薦”。而作為證監會來說，不如干脆就此堵了券商的這扇“后門”，直接叫停券商的“直投+保薦”業務，以確保IPO新政的貫徹落實。

（評點 皮海洲）

國企薪酬改革需先拿身份開刀

12月17日，上海出臺的國資國企改革新方案中提出，國企要進行類型化區分，針對不同類型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要分類完善治理結構、管理模式和激勵約束機制。

對于國企員工尤其是高管的豐厚待遇，坊間質疑之聲多于艷羨之意。其中原因就在于，國企高管往往通過行政任命而非市場化選聘而來，但其在薪酬待遇上卻享受著市場化成果，這種亦官亦商的特殊身份觸動了市場公平的敏感神經，難免激起眾議。而且，國企在土地租用、貸款融資、項目承攬中享受著各種行政優惠，同時較少向公共財政上繳資本租金，由此得以壓低賬面成本、粉飾最終收益報表。在高管個人能力、員工貢獻與國資背景之間，什么因素才是國企的核心利潤源泉難以獲得明確界定，而與高管工作表現相匹配的薪酬水平是多少也鮮有市場公認的考量依據。

國企薪酬框架模糊是中國收入分配體制中亟待解決的一道難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企要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國有資本繼續控股經營的自然壟斷行業，實行以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特許經營、政府監管為主要內容的改革。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近日提出的“國資國企改革20條”對這一國資領域改革進行了探索，并決定將上海國企分為競爭類、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分別設立監管模式。從中不難看出，隨著國企類型的劃分，相應高管及員工的考核方式也漸次清晰，尤其對于競爭類國企而言向市場化用人機制靠攏就成為應有之義。

（評點 馬紅漫）

錢荒遇上貨幣空轉

12月20日，央行發表聲明，針對今年末貨幣市場出現的新變化，央行已連續三天通過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累計向市場注入超過3000億元流動性。

并非所有人都對央行媽媽救市感到興奮，人們對于貨幣超發的擔憂，要比市場缺錢擔憂更為嚴重。因為一旦市場缺錢，央行媽媽就出手救助，如同小孩吃糖一樣，一哭就給糖吃，結果吃成了齲齒。央行的行為，刺激了商業銀行繼續錯配信貸動機，反正有事也有媽媽兜著，盈利是自己的。

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們的廣義貨幣余額已經超過了百萬億。截至11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107.93萬億元，同比增長14.2%?？梢?，市場流動性不但不枯竭，而且還是流動性泛濫。這些錢荒到底是怎么發生的，很多人認為是信貸結構不均衡使然，同時，更重要的是大量信貸資金在空轉。一位宏觀調控人士指出，目前我國確實存在部分資金在金融體系內循環，玩“空轉”游戲，沒有真正地進入實體經濟，而且不少資金進入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等，這類企業中有部分經濟效率低下，然而憑借財務軟約束，擠占了可觀的金融資源。

大量的貨幣沒有進入實體經濟里面，而是在玩空轉，這可能是銀行信用貶值的前兆，我們國家的體制雖然不存在銀行破產的風險，但這并不意味著銀行信用不貶值，超發貨幣（不一定是現鈔，也可能是電子數據）直接損害儲蓄戶的利益，損害消費者的利益，損害整個經濟的根基。很多國家的教訓告訴我們，貨幣大幅度貶值，往往是社會風險爆發的火藥桶。

（評點 朱大鳴）

狼性華為拒絕總理貸款

“第十三屆中國經濟論壇”于2013年12月25日在北京舉行。中國經濟論壇專家、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張國寶在演講中透露，朱镕基曾主動要給華為貸款，任正非當著他的面答應，但背后卻拒絕了。因為不想和政府“掛得太緊”。

現在看來，拒絕懂經濟的總理的3億元貸款，這件事本身不算什么，可背后傳達的華為經營治理理念讓人側目，公司創立初期，做的是科技含量高度集中的電信，搞研發最花錢，而且花了很有可能血本無歸，即便如此，任正非還是拒絕了送上門的3億元貸款，不是怕還不了，除了“不想和政府掛得太緊”，還有什么理由？那就是任正非相信市場的力量。

市場的本質是優勝劣汰，華為做的是最前沿的電信技術，要做成最頂尖的技術，就要接受市場的檢閱，能在波詭云譎的市場競爭中活著并壯大的公司，才是真正有競爭力、配得上生存的公司，華為誓要做最好的由市場說話的電信技術，靠政府貸款活著算什么？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華為今日的發展證明，相信市場，接受市場的優勝劣汰，能在市場的大海里游得好的公司才是真正有競爭力、資源得到優化配置的的公司。

再來看任正非拒絕總理的理由：不想和政府“掛得太緊”。事實上，“不想和政府掛得太緊”的華為做到了“什么都由政府給”的國企都做不到的高度。華為的成功經驗再次驗證了：我們的政府急需向服務型政府轉型，政府要把“閑不住的手”拿開，不管是對國企（對國企當然要做好國資管理），還是對民企（當然違法行為除外）。

（評點 程振偉）

誰來阻止奪命快遞

近日，山東省東營市廣饒縣一居民因收快遞而中毒，經搶救無效死亡，同時還有多人出現中毒癥狀。據了解，此事緣于氟乙酸甲酯作為快件投遞中發生泄漏，污染了其他快件。

層層違規最終造就了“奪命快遞”，面對已經發生的悲劇，我們希望當地政府和企業能夠積極善后，該追責追責，該整頓整頓，該賠償賠償。但是，只對這一個個案的處理，并無益于當前快遞行業所存在問題的解決，必須從深層次來反思國內快遞行業存在的亂象，把“奪命快遞”當成是全面規范行業秩序的一次契機。

實際上，國內目前關于快遞行業的法律法規基本完善，無論是《郵政法》《快遞市場管理辦法》，還是《快遞業安全防范細則》，都詳細規定了禁止郵寄的違禁物品種類和嚴格的驗視制度，并規定了相應的處罰措施。問題的關鍵就在于，這些法律法規在現實中是否得到了有效的執行，是否發揮出了本來應該發揮的作用？

法律法規無法得到嚴格執行的原因，又可以分為主觀原因和客觀原因。主觀原因是因為隨著國內快遞業爆發式發展，行業競爭日趨激烈，各家快遞公司為了生存發展，搶占市場，就放松了對自身的管理要求，導致一些程序和規定形同虛設。反映在具體的業務活動中，就是對所寄貨物來者不拒。企業管理松懈，政府監管缺位，問題的爆發也就成了遲早的事情。

從客觀上來說，則是快遞公司在硬件設施建設上還存在很大的不足。對一些一眼就能看出來的常見化學物品，或者是帶有強烈異味、腐蝕性的化學物品，可能會引起他們的注意，但是對那些無色無味但卻有毒的化學物品，快遞員既無能力也沒有設備去檢驗。

（評點 苑廣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