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響”的啟示與追尋

一、啟 示

黃翔鵬先生離開我們已整整17個年頭了。黃先生之于我，是“師爺”級的老前輩。1991年我大學畢業來到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工作時，黃先生已從所長的崗位上退下來，且已離休，加上身體極度虛弱，很少到所里來，我能見到的機會不多。但是1997年初夏在京東殯儀館向黃先生遺體告別時，他那幅蓄著胡須、鼻孔里插入呼吸機皮管的遺像給我心靈以巨大震撼！他瘦削臉龐上明亮的雙眼，炯炯有神，既深蘊著他博古通今、洞悉音樂與人生的大智慧，又飽含著對他畢生事業的牽掛和對后來者的殷殷期望。這一印象至今一直深刻在我的記憶里，成為我心目中以“生命的光輝”照亮音樂學研究未知領域的一個高尚學者的楷模。

黃翔鵬先生以他曲折清貧的人生和晚年一天24小時離不開氧氣袋生活的病體在中國音樂史學、音樂考古學、樂律學、音樂文獻學、傳統音樂形態學等領域取得了光輝的成就，許多學術成果獨具開創性，引領著中國傳統音樂研究前行的方向。遺憾的是，由于我自己的專業背景是“錄音工程”，在音樂學研究外圍徘徊多年，未能充分利用在黃先生手下工作時能直接聽取他耳提面命教誨的a寶貴時機。直到2003年8月，我有幸參加中國藝術研究院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的“瀕危音響檔案數字化”試驗項目時，才從黃先生臨終前出版的一部文集——《中國人的音樂和音樂學》①里，讀到他1993年7月27日寫成的《中國音樂錄音磁帶目錄》小序②一文，對我中年以后為人、為學皆帶來極大的啟示。

在這篇名副其實的千字文里，黃先生將自己與普通的音響資料工作者引為同道，半是勉勵、半是告誡地說：“我們手里捏著的更是一把‘中國音樂文化之火，而不僅僅是上承楊、李兩位老所長的遺志。應當說，我們與來者如能不墮此業，手里掌握著不能再得的音響材料而能保存完善，就惕惕然地暗自慶幸未成民族文化的罪人，而能稱作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了?！雹?/p>

這段語重心長的話語道出了音樂文化工作者的崇高使命。而黃先生本身就是一位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音樂家，在他心中時刻惦記著音研所幾代人篳路藍縷積累起來的傳統音樂音響歷史檔案。在作這篇序文之前他就曾不斷地就我國傳統音樂音響檔案的保護問題敲響過警鐘：“‘創業維艱，守成不易，如果我們不以進取的態度來繼續重視研究工作的基本建設，我擔心怕要落個‘坐吃山空的結果。在我們無力更新設備的條件下，數萬小時的唱片和盒帶是會變得塑料變形、串磁消磁的?！雹苓@表明他對我國傳統音樂音響檔案保護工作的高度重視，時時警惕如不以“進取的態度”，就會成為“坐吃山空”的敗家子，成為“民族文化的罪人”。

這篇“小序”的含金量，還在于黃先生對我國傳統音樂音響檔案中一種采錄于特定歷史時期的特殊錄音載體——鋼絲錄音遺存音樂音響的歷史文化價值的科學界定。他從音樂史學和傳統音樂學研究的雙重高度，鄭重地向“后來者”宣示：“后來者如果知道，音響的采錄開始時僅有幾盤鋼絲，以供聽寫之后輾轉清洗、重錄之用，就可以理解創業維艱、慘淡經營的資料積累工作來之不易了。萬幸的是這種艱辛工作的積累，是在我國社會歷史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刻之中，隨即開始了的?！渲?，阿炳親自演奏的琵琶、二胡曲，張老五的小三弦曲，安來緒演奏并帶領下的西安鼓樂，吐爾地阿洪演奏并帶領下的十二木卡姆，以及老一輩古琴、琵琶大師們所奏名曲等，都已成為幾乎絕響而不可再得的‘國寶級音響錄音資料?！雹菟园堰@批鋼絲錄音音響資料稱為“國寶”，是因為這批采錄于上世紀50年代初、中期（“我國社會歷史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刻”）的鋼絲錄音曲目（或曲種），大都面臨消逝的危機。如1950年夏天楊蔭瀏、曹安和先生在無錫為阿炳首次錄音留下《二泉映月》等六首樂曲之后，還未及如約進行再次錄音，阿炳便于當年12月4日病逝；1951年7月萬桐書、劉熾、劉烽等先生在烏魯木齊為吐爾地阿洪用鋼絲機采錄《十二木卡姆》，留下了全套十二木卡姆的完整音響資料，但當1954年使用新進口的磁帶機進行再次采錄時，吐爾地阿洪已73歲，身體、精神大不如前，并于兩年后（1956年）去世。這些實例表明，這一時期利用鋼絲機的采錄活動，多帶有“搶救”性質，所留下來的音響檔案，“都已成為幾乎絕響而不可再得”，故稱“國寶”。

接受黃先生遺訓的精神洗禮之后，經過深入調研和反復思考，我決定把自己的專業發展方向的重心放在音頻遺產保護工程上，并將黃先生稱之為“絕響”的我國鋼絲錄音遺存音樂音響檔案的音頻還原研究確定為近期重點突破的研究課題。

二、追 尋

作為這項課題研究的基礎，首先需要追尋流散在全國各地，已遺存半個多世紀的我國鋼絲錄音音樂音響檔案的現存狀貌——數量、曲目、技術規格、遷移及保存狀況；其次，與此密切相關的是，同樣需要追尋因錄音技術更新換代而被陸續淘汰不用（閑置或廢置）的鋼絲錄音設備。這是因為“鋼絲錄音的播放設備主要是原型機”⑥，如果沒有鋼絲錄音機（設備），就不可能實現鋼絲錄音帶的音頻還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诖?，“追尋”工作便從我國鋼絲錄音音樂音響檔案和鋼絲錄音、還原設備的現存狀況著手進行調研。

1.“追尋”工作的調研背景： 2003年，國際音響音像檔案館協會技術委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und and Audiovisual Archives），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社會信息部（UNESCO's Information Society Division）委托，以問卷方式在全世界范圍內對瀕危音視頻載體的現存狀況進行過第二次普查（第一次普查是在1995年進行的）。當時共計發出2100份調查問卷，收到118個機構的回復。這118個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音響、音像檔案機構中，有11個機構填報擁有鋼絲錄音檔案。由問卷統計分析形成的白皮書，得出了這樣的結論：“……11個機構報告他們擁有總量為303216盤的鋼絲錄音，幾乎100%都處于良好狀態……”。⑦同時從問卷回應統計結果中可以了解到，當年該機構的調查問卷，發往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有9封、發往臺灣地區的有3封，均無回應。中國只有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澳門歷史檔案館（Arquivo Historico de Macao）一家作出了回應。而中國大陸的情況，在問卷回應統計結果中，無任何記載，完全處于空白狀態。endprint

由于如此背景，為避免“追尋”調研工作的盲目性，筆者依據我國20世紀中葉民族音樂田野作業的實踐路徑，通過歷史檢索和個案追尋，從那些曾經擁有或應用過鋼絲錄音設備的主要機構入手，劃定我國鋼絲錄音遺存音樂音響檔案現存狀況考查的基本范圍。它們是：歷史上曾經擁有或應用過鋼絲錄音設備錄制民族民間音樂節目的廣播電臺系統的資料中心或音響檔案保存機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廣泛開展的民族民間音樂考察活動中，使用過鋼絲錄音設備的音樂研究和音樂教育單位的音響檔案保存機構，如中國藝術研究院和各主要音樂、藝術院校的圖書資料館或唱片室等。

其次，由于這一課題研究對象的技術屬性是磁性鋼絲錄音，歷史上采用這種錄音技術保存、遺留下來的我國民族民間音樂音響實際的物理形態，就是磁性鋼絲錄音載體。就鋼絲錄音音頻還原的目的而言，工作的前提必須事先明確現今遺存在我國鋼絲錄音音樂音響檔案載體的主要技術規格是什么？從而辨析出它們應該歸屬于磁性鋼絲錄音技術及市場發展的哪個歷史階段，它們的音頻還原需要運用哪種技術類型的鋼絲音頻還原設備來完成等等問題。因此，在考查內容中，除遺存音響檔案的數量外，還涉及檔案載體的品牌、技術形態、規格及是否進行過遷移、應用等情況。

2.在相關領導和技術人員的大力支持、幫助下，筆者重點對歷史上曾經擁有或應用過鋼絲錄音設備的部分廣電傳媒單位、音樂院校和研究機構做了調研。初步結果令人振奮。僅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河南人民廣播電臺、中國藝術研究院、上海音樂學院、武漢音樂學院、西安音樂學院、新疆藝術學院等8家實際的調研數據和單位統計情況來看，鋼絲錄音音樂音響檔案遺存總量就已超過2400盤！光從數字上看，這批珍寶著實值得期待。

不過，由于鋼絲錄音載體本身的技術特性，這些錄音檔案大都屬于原版錄音或海內孤本。其中一些原來使用過鋼絲錄音機并保存了鋼絲錄音音樂音響檔案的單位，比如四川音樂學院、沈陽音樂學院等等，出于各種原因，實地查考這些被視為“珍稀文物”或“資料專利品”的鋼絲錄音設備和載體遺存物，還存在相當的困難，難以對我國鋼絲錄音音樂音響檔案的現存狀況，作出全面的精確描述。但通過對上述8家實際存有鋼絲錄音檔案的調研或考察情況看，現存鋼絲錄音檔案在保存狀態、庫房環境、技術力量、檔案管理等方面，狀況各不相同。我國遺存的鋼絲錄音音樂音響檔案收藏、利用的“硬”、“軟”環境，呈現出以下四種基本狀態：一是原有的鋼絲載體、設備及相關資料、文檔、線索已經大部或全部散失，基本失去了搶救的可能性；二是雖然還保存有一定數量的鋼絲載體，但沒有進行分編、排架、整理，也沒有專門的鋼絲錄音播放設備，檔案的來源、內容無從查考，只能存放在庫房，談不上利用；三是雖然保存了數量可觀的鋼絲錄音檔案，且具備較為良好的載體存放環境和目錄檢索條件，但因缺乏必要的設備和技術支持，而未能開展鋼絲錄音檔案音頻信息的復制、遷移，載體看得見、錄音內容卻聽不到；四是曾經將鋼絲錄音的信息復制到其他形式的載體上，但因缺乏必要的質量控制和技術標準規范，信息遷移的真實性、完整性還有待鑒定，而音質鑒定、比對工作的必要條件，恰恰又倚賴于原版鋼絲錄音檔案音頻信息的再次還原，然而這些機構現有的設備和所具有的技術條件（比如重要設備丟失報廢、缺乏專門的技術人員等等），尚無法承擔這項工作。

上述四種基本狀態，盡管互有差異，但都表明：我國鋼絲錄音遺存音樂音響檔案，目前都處于一種“瀕?！钡木车亍蛉狈芾?、根本被遺忘了；或缺乏必要的硬件條件（如還放設備、維修零件、測試儀器等）和技術支持（包括技術手冊、技術標準），要么從未做過信息遷移，從未能釋放過自身的效益；要么雖曾部分復制，但限于復制年代的技術手段和技術水準，復制版信息的真實性、完整性還有待查考和鑒定。為使這一存在于特定的磁性錄音技術替代、更新時期的歷史文化檔案（實際已存在半個多世紀了?。?，不至釀成我國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組成部分永久沉寂的遺憾，最有效、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盡快實現這些音頻檔案原版信息，能夠按照與錄制它們時同樣的或更好的保真標準進行音頻還原，繼而實現有效的遷移保存。

3.與此同時，筆者對目前我國尚有可能遺存鋼絲錄音設備的單位，進行了專訪、調研和實地追尋考察。這些單位或機構為：廣電總局所屬的北京、上海、武漢等大城市廣播電臺資料中心，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及國內9所音樂學院或藝術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武漢音樂學院、四川音樂學院、西安音樂學院、新疆藝術學院音樂學院、沈陽音樂學院、星海音樂學院。其中確有鋼絲錄音設備遺存的，到目前為止僅發現有5家單位?，F將這5家單位及相關設備的現存狀況報告如下：

（1）中央人民廣播電臺

位于北京復興門外大街2號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圖書音像資料館，在舊開盤磁帶庫房中保留了該單位現存唯一的一臺韋伯斯特·芝加哥鋼絲錄音機，型號是80-1。2007年8月3日，筆者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實地調研時，看到了這臺鋼絲錄音機。據該館魏宏光科長介紹，這臺機器早已處于報廢狀態，不能工作，只在歷史資料展覽的時候，才與存放在這里的鋼絲錄音帶一起，出現在公眾的面前。臺里目前沒有懂得維護和操作這種鋼絲錄音設備的人員，附帶遺存的100盤左右鋼絲錄音帶，已不具備音頻還原的條件。

（2）中國國際廣播電臺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號，在電臺大樓2層常設的展廳里存放有一臺“開國大典上用的鋼絲錄音機”。筆者于2007年4月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實地調研時，看見了這臺已經成為“歷史文物”的常設展品（如圖1）。該錄音機的機型為韋伯斯特·芝加哥288-1A型，機身編號為0270619。其側面供展覽用的手寫標簽說明文字為：“這是錄制毛主席在新政協籌備會議上的講話用過的鋼絲錄音機?！痹摍C供帶盤及上蓋帶盤架上的鋼絲帶已經嚴重纏結，從該機型生產年代及機身編號判斷，這臺展覽用機應該不是1949年開國大典上用過的鋼絲錄音機。但無論這其中是否存在展覽標識上的錯誤，這臺錄音設備目前的狀態畢竟就是提供展覽用的“文物”，人為改造痕跡明顯，破損情況也比較嚴重。endprint

（3）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節目資料中心

2007年5月筆者就上海音像資料館、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節目資料中心現存鋼絲錄音機的情況，通過該中心技術保障部的系統技術支持工程師梁曉雯咨詢得知，現存放在上海市長寧區虹橋路1376號廣播大廈里的唯一一臺鋼絲錄音機型號為：韋伯斯特·芝加哥RMA 375 model 288-1A?，F在通電后還可以轉動，但性能極不穩定，不能用作音頻還原信息數字化保存工作。

（4）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

截至2006年6月，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音響制作中心共遺存鋼絲錄音機兩臺，一臺為韋伯斯特·芝加哥80-1.RMA-375型（原歸屬音樂研究所），現存放在該院圖書館樓6層611室音頻檔案庫，現已損壞、棄用；另外一臺為韋伯斯特·芝加哥RMA 375 model 288-1R（如圖2），機身號為：0269442，現亦存放在該院圖書館樓6層611室音頻檔案庫，該機內部電路因為改造和運輸，已經完全報廢。這臺鋼絲錄音機于2006年2月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成果展》上，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記載工具首次與公眾見面。

（5）武漢音樂學院圖書館

武漢音樂學院目前擁有的唯一一臺鋼絲錄音機，存放于武漢市武昌區臨江大道（武漢音樂學院新址）學院圖書館新館一層音像資料部數字化工作室，型號為韋伯斯特·芝加哥288-1R，因機身加裝1/4英寸PHONE音頻接口而占據原機身號位置，只能觀察到原機身號后三位尾數“291”。筆者于2007年6月底采訪該工作室時，負責音像資料部技術工作的朱漢斌老師說，這臺機器已經基本不能運轉了。他曾于2002、2003年搞過老鋼絲帶的音響還原試驗，希望能把這臺錄音機修復。在嘗試進行上世紀50年代采錄的荊州田歌《喇叭調》數字化試驗的過程中，搞了一小段，當時機器的播放狀態還行，但在倒帶的時候，麻煩就來了，鋼絲卷繞不均勻，松了，卷繞不緊，鋼絲產生纏結，沒法解決，只得放棄試驗。另據該圖書館唱片室老職工朱良汝老師回憶，“文化大革命”中的1974、1975年，原唱片室工程師曾子賈先生還搬出館藏的這臺鋼絲錄音機來，給大家放了一下音響，當時就已經出現機械運轉不穩定的情況，只作了短暫的一次演示。

從上述5家單位目前遺存的鋼絲錄音設備情況可知，這些早已被淘汰出實際應用領域的鋼絲錄音機，清一色都是美國韋伯斯特·芝加哥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產品，機型僅局限為80-1和288-1A或R三種型號。這些錄音機絕大部分已經老化報廢，目前的主要用途是作為國家重大政治或文化活動的歷史見證提供展覽，或僅作為收藏。其中只有武漢音樂學院圖書館一家，近年來利用鋼絲錄音機做過一些音頻還原的試驗，但卻因機件維護困難和一些難以解決的技術問題而告失敗。雖然由于種種條件限制，單憑個人力量不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全國范圍內（機關單位、學校及民間收藏）鋼絲錄音機的普查，相信隨著課題后續研究的進一步展開及實地考察的深入和擴大，還可能會有新的收藏發現，但就目前對上述重點單位調研及實地考察的結果，基本上可以表明：目前我國遺存的鋼絲錄音、還原設備（其主體即鋼絲錄音機）數量稀缺，且大都已老化報廢。依靠這些設備才能進行的音頻還原工作，面臨多種困難（主要是相關技術）而基本處于停頓狀態。

當筆者于2008年初步完成對我國鋼絲錄音遺存音樂音響檔案及鋼絲錄音設備現存狀況的追尋調研工作之后，即進入到我國鋼絲錄音遺存載體樣本提取、分析及磁性鋼絲錄音載體音頻信號高質量數字化還原、遷移系統的研究階段。此課題的研究，從傳統模擬磁性錄音還原技術、工藝出發，首先針對我國鋼絲錄音遺存音樂音響檔案10個代表性載體品種（品牌）進行樣本提取及理化測試分析，從信息材料學角度證明了這批鋼絲錄音遺存載體大部分至今保存完好、具備了高質量信息還原和數字化遷移的可能性。繼而經過反復的探索實驗，構建起一套鋼絲錄音載體音頻還原、數字化遷移的實驗平臺，并探索到一種獲得未知鋼絲錄音原型機及載體錄、還頻率補償特性并將其移植到新的數字化音頻還原（實驗）平臺中的方法，從技術層面突破了我國鋼絲錄音遺存音樂音響檔案載體主體品種（品牌）音頻還原的瓶頸，為這些令黃先生生前時時牽掛的已成“絕響”的國寶級音響資料的長期、有效保存，提供技術支持。

筆者撰寫此文的目的，一是紀念為我等“后來者”指路的先覺黃翔鵬先生，學習他高尚的精神境界，跟蹤他的學術足跡，樹立民族文化建設者的自覺；二是借此機會，廣泛征集我國傳統音樂音響檔案（鋼絲帶、鋼絲錄音機、老唱片、磁帶等）遺存的相關資料信息，聯動更多的“后來者”，共盡民族文化遺產保護之責。

①③黃翔鵬《中國人的音樂和音樂學》，濟南：山東出版社，1997年版。

②⑤黃翔鵬《中國音樂錄音磁帶目錄》小序，《中國人的音樂和音樂學》，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237頁。

④黃翔鵬《懷念李元慶同志》，《人民音樂》1989年第12期，第14—15頁。

⑥摘引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國際音響及音像檔案館協會技術委員會”頒布的《IASATC-04 數字音頻對象文件的制作與保存指導方針》（2004年版），王雨桑譯，首都師范大學2006級博士學位論文。

⑦George Boston，Survey of Endangered Audiovisual Carriers 2003？熏 Technical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und and Audiovisual Archives with assista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chives on behalf of UNESCO's Information Society Division？熏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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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桑 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科技系教師、音樂音頻工程實驗室主任

（責任編輯 榮英濤）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