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導致的“急剎車”

黃葦町，本刊顧問，以研究隱形經濟著稱的經濟學家及反腐專家，《求是》雜志研究員。曾任紅旗雜志社副總編輯。主要著作有《蘇共亡黨十年祭》、《中國的隱形經濟》、《失落的尊嚴——懲腐備忘錄》。

1964年10月， 赫魯曉夫被“宮廷政變”趕下臺， 勃列日涅夫開始了為期18年的執政。

赫魯曉夫雖然下臺，改革的慣性仍然存在。在新組建的蘇共中央的“三架馬車”中，最富于改革精神的是總理柯西金，他的威信也明顯高于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波德戈爾內。勃列日涅夫還羽翼未豐，在繼承、發展赫魯曉夫時期的一些改革思路上也與柯西金達成了共識。在農業政策方面，進一步擴大農莊、農場自主權，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在工業政策方面，繼續推行“利別爾曼建議”的試驗，改善現行的計劃和經濟管理制度，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加強經濟核算，強化利潤指標和對職工的物質鼓勵，利用經濟辦法促進生產發展。這些改革的大思路應該說是正確的。

在改革的步驟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一致認為，要汲取赫魯曉夫的教訓，不能莽撞地亂闖，不追求轟動效應。先試點，取得經驗后再推廣。

他們所做的改革試驗在社會上引發了巨大熱情，越來越多的地方和行業要求改革。但在國家規定消費基金的計劃體制下，必須首先解決工資基金增長問題。l965年4月，蘇聯部長會議國家勞動和工資問題委員會通過決議，決定在按新計劃制定工作的輕工業企業和食品工業中實行新的獎勵制度。隨后，這項決議推廣到重工業、基本建設部門。到l972年實行新體制的企業占全部工業企業的87%，占工業總產值的94%。占商業和飲食業企業總數的18%，占商品流轉總額的35%。甚至實行新體制的國營農業企業也占總數的50%左右。新經濟體制緩解了原有體制對生產力的束縛，取得明顯成效。

改革的顯著成效，使20世紀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的蘇聯，出現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但是，勃列日涅夫及其領導集團沒有利用這種形勢，抓住機遇，進一步深化對傳統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而是變得“小富即安”起來。特別是推行新體制的一些企業出現片面追求銷售額和利潤，不顧質量，不完成品種計劃和供貨任務等現象時，勃列日涅夫就沉不住氣了。1971年初的蘇共二十四大明確表示，指令性計劃是主導的和決定性的，商品貨幣關系只是實現指令性計劃的一個作用有限的經濟杠桿。

導致勃列日涅夫對改革態度變化的最重要原因，是捷克發生了“布拉格之春”。

1968年春天，受蘇聯推行新經濟體制的鼓舞，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出現前所未有的改革浪潮和氣息。1968年4月，在捷共新任第一書記的杜布切克領導下，捷共中央通過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行動綱領》?！缎袆泳V領》闡明改革捷克原有政治經濟體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并提出如下改革要求：第一，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前提下，改革黨的領導體制，實現黨內生活民主化。第二，改革國家政治體制，倡導政治協商原則，實行政治生活民主化。第三，改革經濟體制，使之充滿活力。

《行動綱領》不僅遠遠超出了該國以往的改革范圍，也遠超出同一時期其他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范圍。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會引起蘇共領導的強烈不安。勃列日涅夫認為，這是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模式的挑戰。他尤其擔心捷共的做法會對其他東歐國家造成極壞的示范，如果東歐各國紛紛仿效，會陷蘇聯于被動境地，也會對蘇聯國內形成強烈沖擊，加劇黨內和社會不穩。在干涉、施壓、恐嚇無效后，蘇聯悍然出兵?！安祭裰骸苯K于被“華約”的坦克所碾碎。

勃列日涅夫的武力鎮壓，既為對付不聽話的捷克人，也是為了給國內極力主張改革、批評現行體制的人還以顏色。

必須看到，這在當時是一個無法逾越的時代局限。無論是西方保守的自由放任主義者，還是反對市場改革的左翼反對者，絕大多數都把市場經濟當成是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鄧小平后來提出的“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資本主義可以搞計劃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產生了石破天驚的巨大反響。而當時蘇共領導集團便擔心，強調利用市場機制，發展下去會導致企業自治，脫離國家計劃控制的軌道。

事實上，改革作為一種利益的再分配，任何時候都會存在事實上的反對派。只不過有的平時蟄伏著。而一有風吹草動，或者重大事件發生，當這些潛在的勢力感到氣候合適時，就會走出“假寐”狀態，重新活躍起來，甚至借題發揮、興風作浪，要求否定改革，全面倒退回去。（責任編輯/吳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