搗糨糊的致敬懺悔者

文 / 朱學東

搗糨糊的致敬懺悔者

文 / 朱學東

他們遲到的歉意，何以成為一碗道德和勵志的心靈雞湯？

其實我們這次站出來的是一個群體。八五事件作為“文革”中的標志性事件，必須反思。沒有反思也難以接近真相。

—宋彬彬

近些年來，一些參加“文革”的當事人，對于自己在“文革”時期所犯下的惡行罪行進行了懺悔和道歉。

如今一些“文革”親歷者公開的懺悔與道歉，逐漸掀起了一個小高潮。

高潮不是因為懺悔者眾，而是因為符號性人物的出現。

首先是“文革”初紅衛兵代表人物陳小魯的公開道歉，一些輿論質疑，一些輿論不吝贊美之詞，甚至媒體冠之以年度致敬人物。接著是“文革”中的符號性人物宋彬彬返校道歉。許多人諒解歡迎甚至嘉許宋彬彬的道歉，認為道歉總歸比不道歉好。但宋的道歉引發了更大的爭議。

遲到的贖罪性的懺悔道歉，在我的眼中，瞬間成了搗糨糊的心靈雞湯。

忙亂的工作之余，我試圖勾勒黑暗年代那些或因年少無知或因鴻鵠之志被動或主動卷入惡行的人，他們遲到的歉意，何以在今天卻正成為一碗道德和勵志的心靈雞湯的隱秘邏輯。

首先，有聲音認為，當年是整個社會癲狂，卷入惡行者眾，公開懺悔者少。物以稀為貴，對于個人致歉者應該予以鼓勵，這樣才能讓更多人出來致歉。其二，現實的吊詭，老調重彈越來越濃，為“文革”叫好公開抬頭，粉飾過去惡行者日眾，也讓個人道歉被隱晦地賦予現實批判的意義。良善者希望，這些“文革”親歷者個人的懺悔和道歉，既有助于揭示“文革”真相。其三，道歉也符合中國人熟悉的向前看哲學和傳統的寬容。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皇權文化培養了受虐者心理，即便皇帝做錯冤枉了臣下，稍假辭色，受害者便覺皇恩浩蕩，感恩戴德，這種傳統延續到現代社會，無論是反右平反，還是對“文革”的撥亂反正，我們都可以看到受害者的感激之情和向前看的精神。如今的標桿性人物，本身屬于新門閥世族，其能放下身段，為過去卷入的惡性懺悔道歉，自然會讓普通人感動得稀里嘩啦。

最后還有一點，是道歉受尊敬得到致敬有舉世矚目的榜樣的，是華沙之跪和曼德拉式的和解寬恕政策。

但是，1970年勃蘭特的華沙之跪，首先是西德已經在政治法律和經濟上都承認并承擔了戰爭的罪責，其作為一國政府總理，在華沙的突然一跪，方能贏得波蘭人民的理解，也贏得世人的尊敬。

而曼德拉式的和解與寬恕，是建立在弄清過去事實真相的基礎上促進全國團結與民族和解。

在真相和坦承真相的基礎上，才有和解與寬恕。這一點，恰恰是我們社會目前最缺的。

對懺悔者的懺悔道歉是否寬容，是否原諒，本來就是受害者及其家屬的權利，當然，我們無法知道，那些已經化作青煙或泥土的受難者的態度。

個體無論基于道德和學識，還是為求良心安寧，懺悔和道歉都應該得到社會的鼓勵和歡迎，以及尊重。但，這并不代表其行為高尚，要人向他們致敬。在受害者尚不能接受道歉的情況下，輕言致敬，是殘忍地對受害者施加了新的傷害。

對于過去的罪惡即便是得到鼓勵的懺悔道歉，也不能逃避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雖然，在中國，政治化的向前看解構了集體和許多個人應該在法律上承擔的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這是最為可怕的法不責眾。

設若“文革”中曾經有意無意涉入惡行的人，都能夠公開出來，承認自己的責任，并向受害者道歉，或許，也能形成風潮，推動整個社會真正反省當年之惡，而不是輕描淡寫遺禍至今；或許，今天我們也就不必為擔心重蹈舊轍而糾結憤怒，也不必為遲到的懺悔惺惺作態了?！?/p>

來源 / 騰訊·大家

宋彬彬是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曾被人稱為“宋要武”。對于“宋要武”的由來，宋回憶稱，1966年8月18日，她在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戴了紅袖章。毛主席得知她叫宋彬彬后說了句“要武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