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改革史話之六

◤對照兩本《勸學篇》，明顯感到張之洞與福澤諭吉完全不在一個精神層面上。張之洞提倡的“宗經”、固守的“三綱五?！焙徒蚪驑返赖摹爸畜w西用”，正是福澤批判的迂腐謬論；而福澤提倡的“平等”、“民權”、“獨立”、“自由”、“文明”之論，正是張之洞批判的異端邪說。

范福潮

19世紀中葉，日、中兩國幾乎有著相同的經歷，都曾在外國炮艦威逼下簽訂過不平等條約，都曾從閉關鎖國被迫向歐美各國開放通商口岸，都曾在面對“攘夷”與“開國”的抉擇時有過激烈的抗拒和論爭，都曾在固守傳統文化與引入西洋文明之間憂慮彷徨。但因一系列錯綜復雜的因素，導致兩國自1868年（明治元年）分道揚鑣，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其結果是，27年后，日本戰勝中國，成為亞洲最強大的國家，而清朝依舊是內政腐敗，戰亂頻繁，民窮財困，瀕臨亡國的邊緣?；厥淄?，國人莫不扼腕長嘆，然時過境遷，任何感慨和怨恨都無意義，惟有找出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對于啟迪愚氓，儆省后人，或有些許益處。

鴉片戰爭前后的日本國情

日本是個島國，在航海不發達的古代，海洋像一道天然屏障，保護日本從未遭受鄰國的侵占。

日本國土面積37.8萬平方公里，只有清朝的3.38%，比兩江、兩湖總督的轄地都要小，但海岸線卻有3.4萬公里，優良的港口比中國多得多，其海運、捕魚業及航海技術遠比中國發達。日本的人口在明治初年增長到3500萬，只有同期中國人口的十二分之一，但在東亞已是人口大國，人口密度之大和耕地之匱乏，使得日本已到了自然條件所能養活人口的最大限度，糧食缺口只能通過海洋捕魚來彌補，而煤、鐵等礦物資源的稀缺，使得日本在19世紀工業化來臨時，較之中國處于更不利的地位。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日本在近代以前的歷史上長期處于與世隔絕的狀態，除了接受過中國文化，從未受過其他文化體系的影響。日本雖自唐代起就引進中國文化，但并未全盤中化，在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上，一直保有自己的特色。中國早在秦漢就在郡縣制基礎上建立起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帝國，明、清又在元朝行省制的基礎上不斷改進，建立起了高度集權的帝制，而同一時期的日本卻朝著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進入了類似中國東周遍地諸侯的封建社會。

整個16世紀，有實力的諸侯都在進行戰爭和兼并，一百年后，日本才又獲得了政治上的統一。勝利者德川家康襲用“將軍”這個舊稱號，把全國劃分為自己的和封臣的領地，“他把全國四分之一農田和全部大城市、海港和礦山劃給自己。在245個到290個封臣（數目因時期不同而異）或稱‘大名中，最小的只能生產一萬石米?！鳖I地共分為三個等級：有的分給德川家康的兒子和親屬，稱作“親藩大名”；一部分較小的領地封給了早就追隨德川的舊臣，稱作“譜代”，或“世襲大名”；他的主要盟友和戰爭中的有些敵人，稱作“外樣”，或“外部大名”，他們獲準保留西部和北部邊區的較大領地?！皩④姟焙兔總€“大名”一樣，自己都擁有一大批直屬的武士家臣。（參見賴肖爾：《日本人》，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pp68-69）

天皇住在京都，表面上受諸侯擁戴，但既無財權、軍權，又無治權，只具有象征意義，德川家族的歷代將軍自17世紀初就是諸侯的最高統治者，將軍通過設在江戶的“中央政府”——幕府行使統治權。17世紀40年代，德川幕府強制推行鎖國令，從1638到1853年，日本除了與中國、朝鮮和荷蘭有少量的貿易，幾乎斷絕了與外國的來往。

清初雖然也實行過閉關政策，但到了17世紀后期，已逐漸開放與外國通商?？滴醵哪辏?685）開海禁，設粵海、閩海、浙海、江海四關，比日本早開海禁170年。后來為了便于管理，清朝設立粵海關，把對外貿易限于廣州一地。在貿易上，由于中方長期處于順差，并不曾認真排斥過外商，直到英商對華大量輸入鴉片，兩國才發生戰爭。

在歷史上，中國一直是日本人心中的文明大國。清朝戰敗的消息傳到日本，引起幕府官員的極大恐慌。1841年1月29日，老中（作者注：幕府官名，將軍的屬官，在未設大老時，是負責全國政務的最高官員）水野忠邦在寫給他的心腹的信中說：“此次來舶人稱，清國嚴禁鴉片通商不當，引起英國人不滿，派軍艦四十余艘到寧波府發動戰爭，現已占領寧波縣之一部。此雖他國之事，但亦應為我國之戒也?！保ㄉ稖手o：《日本政治史》第一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p39）1844年，荷蘭國王在致幕府的親筆信中建議道：“中國抗戰無功而敗北，結果改變古來的政策，開五港，付巨額賠款；而如果英國來日本要求通商，引起日本人民反對，由此發展成兵亂，則會導致嚴重的事態，故望日本采取堅定的政策，不要停留在只向漂流者提供燃料和水的階段，而應開展‘交易以避免兵災?！保ㄉ蠒?，p39）

攘夷與開國

1853年6月，美國海軍東印度洋艦隊司令官佩里率四艘軍艦來到浦賀，強迫幕府準許艦隊使用港口，幕府屈服于美艦大炮的威力，于翌年簽訂了日美和睦條約，開放了下田、函館兩港，不久，又與俄、英簽訂和睦條約。在1858年進行的通商談判中，幕府把條約送到京都請天皇批準，遭到拒絕，當幕府官員告訴美方不能在約定的日期簽字時，美國駐日本總領事哈里斯要求幕府高官到軍艦上來會談，他以清朝的失敗恐嚇幕府官員，要想避免戰禍和不幸，在災難到來之前締結條約并使列強亦仿效之，方為賢明。幕府頂不住哈里斯的壓力，不待天皇敕準就簽訂了《日美通商條約》（安政五年六月初一，1858.7.29），又在隨后的兩個月內，簽訂了日荷、日俄、日英、日法通商條約。

圍繞與歐美各國簽訂通商條約，幕府、朝廷和各藩分成了截然對立的兩派，一派主張開國，一派主張攘夷。開國派認為，如果繼續堅持鎖國政策，以武力抵抗歐美各國的通商要求，必然步清朝的后塵，面對歐美各國的堅船利炮，除了接受他們的要求，開港通商，別無選擇。

攘夷派則拒絕外國強加給日本的通商要求，主張以武力擊退外國軍艦，他們認為在外國的威脅下開港，有損國家的獨立和尊嚴，即便以后開港，也要按照日本的意愿，與各國建立平等的商務和外交關系，而不能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

在開國與攘夷的論戰中，還交織著另外兩種政見的對立，一派主張尊王，他們認為幕府體制已不能適應當今的國際環境，只有把政權交還天皇，建立統一和強大的中央政府，才能應對危局；一派主張佐幕，他們主張堅守傳統的幕藩體制，與天皇修好，公武合體，以應時艱。各派勢力都在爭取天皇的支持，天皇在長州藩的影響下倒向了攘夷派，幕府為了與天皇修好，不得不采取妥協姿態。

1863年5月10日，將軍德川慶喜在朝廷的再三強制下，向各藩發布了攘夷令，以后若遇西洋各國的攻擊，即可擊退。其實，一直主張開國的幕府并不希望各藩主動挑起戰爭?？删驮诋斕?，長州藩在下關海峽炮擊了美國商船，隨后又炮擊法國和荷蘭的軍艦。6月，英、法軍艦進行報復，炮擊長州藩炮臺，并派陸戰隊上岸破壞炮臺。7月，又爆發了薩摩藩與英國的戰爭，英艦炮擊薩摩藩炮臺，火燒鹿兒島市街。長、薩兩藩試圖趕走洋人的抗戰以失敗告終，賠款、開港、簽訂不平等條約，同清朝的命運完全一樣。此役過后，薩摩藩和其他藩國認識到以日本現在的實力，攘夷必敗，只有與各國和平共處，引進西洋文明，發展工商，富國強兵，日本才有前途。

攘夷失敗，加劇了諸藩與幕府、朝廷與幕府之間的矛盾，有識之士向開國思想轉變的同時，也尋求建立一種新的政治體制以取代幕藩體制，領導日本走向維新之路。幕府違敕簽約，為席卷全國的倒幕運動提供了口實，一大批反對開國的大名在“尊王攘夷”的旗號下團結起來，經過十年的政治斗爭和軍事討伐，終于迫使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位將軍德川慶喜在明治元年（1868）交出政權。

中國的攘夷派都是立場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堅信中華文化優于西洋文明，當國家主權受到侵犯、民族尊嚴受到羞辱、經濟利益受到損害時，便挺身與敵奮戰，不惜玉石俱焚。日本的攘夷派更像是機會主義者，攘夷成了一時凝聚人心的口號，一種倒幕的政治策略，大政奉還之后，明治政府的政策立刻發生了180度的轉變，執政者完全倒向了開國派，比幕府時期更加開放。

中國攘夷派的精神支柱是儒家思想和根深蒂固的華夷觀念，可以戰敗，可以割地賠款，可以承認技不如人，但絕不承認中華文明劣于西洋文明。日本攘夷派缺少這種精神支柱，漢學也曾是他們的主流思想，但那畢竟是引進的異域文明，不是自己的根，當他們比較了漢學和洋學的實用價值之后，立即拋棄漢學，接受西洋文明。在促使幕府開國和明治維新時期，提倡洋學的知識分子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福澤諭吉與張之洞

福澤諭吉是日本提倡洋學的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他與張之洞是同時代人（比張大兩歲），兩人都以興辦教育聞名于本國，都寫過一本《勸學篇》，都曾對本國的變法運動產生過影響，但與福澤的《勸學篇》對明治時期國民思想啟蒙所起的巨大作用相比，張氏的《勸學篇》顯得黯然失色。

福澤諭吉1835年出生于大阪一個下層武士家庭。武士是社會的上層階級，享有教育、做官、佩刀、騎馬等種種特權，他們在四民（士、農、工、商）中文化程度最高，在幕藩體制下，學者和官僚都出身于這個階級。日本沒有科舉制，貴族和武士的孩子自幼入私塾讀書，以漢學為主，喜歡西洋學問者則學習蘭學（德川時代中期興起的學習荷蘭語或借助荷語研究西方學術的一門學問）。福澤十三四歲才入村塾學習漢學，以《論語》《孟子》開蒙，讀了許多中國的文史書籍；19歲，他離開家鄉到長崎學習蘭學；一年后，他又去大阪，在著名蘭學家緒方洪庵辦的“適適齋塾”（也稱“適塾”）學習。用緒方的話說，適塾把“培養當今急需的西洋學者”作為目標。

1860年1月，福澤諭吉作為遣美使節的隨員，乘坐250噸小輪船“咸臨丸”號（1857年江戶幕府委托荷蘭建造的軍艦，幕府使節為批準交換“日美通商條約”赴美時，充護衛艦），航行37晝夜抵達舊金山，在閉塞的封建社會生活了25年，突然踏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其驚奇和感慨可想而知，在美國旅行的五個月里，他事事留意，眼界大開。同年，他被幕府“外國方”聘用任翻譯，出版了《增訂華英通語》。1862年1月，福澤跟隨遣歐使團赴歐，訪問了法國、英國、荷蘭、德國、俄國、葡萄牙六國首都，年底回到日本，此行使他的內心經歷了無數的刺激、懷疑和苦思，對西方議會政治和它的理論基礎——民權思想，有了深刻的認識。

1867年1至6月，他隨遣美使節再度赴美，采購了許多外文書籍。經過24個月的游歷，福澤詳細考察了歐美七國的政治、教育、軍事、工商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將日本、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當時所達到的文明程度與西洋各國相比較，認為日、中只是半開化國家，要想步入文明國家的行列，除了接受西洋文明，別無他法。于是，他以啟迪國民為己任，向國民介紹西方國家的情況，宣傳他的新思想，在明治初年，出版了《西洋事情》、《文明論概略》和享譽世界的思想巨著《勸學篇》。

在中國，沒有專以培養“西洋學者”為目標的蘭學，學生只有“讀經－科舉－做官”這一條路可走。當福澤在苦學英語時，張之洞在苦練八股文；當福澤在周游世界時，張之洞忙于準備會試；當福澤辭去幕府的職務，創辦慶應義塾（一所專門教授洋學的學校，現慶應義塾大學的前身）時，張之洞任湖北學政，步入仕途；福澤立志一生不做官，只從事翻譯、著書、教育工作，張之洞則是官運亨通，位極人臣。面對19世紀后期的改革浪潮，作為日、中兩國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福澤諭吉與張之洞走著完全不同的道路，一個獻身于國民思想的啟蒙事業，一個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志向與身份的不同，影響了二人的變法思想，使得二人在各自國家變法運動中發揮的影響完全不在一個等級。

兩本《勸學篇》：互相沖突的變法思想

福澤諭吉的《勸學篇》“本來是以提供民眾讀本和小學課本為目的而寫的”（《勸學篇》，商務印書館，1984，p26），第一篇發表于明治五年（1872）2月，至明治九年（1876）11月共發表了17篇，共計發行了340萬冊。其中第一篇的真偽版本共22萬冊，按當時日本人口3500萬計算，國民160人中就有一人讀過這本書。（見福澤諭吉“合訂本《勸學篇》序”，p1，以下本書的引文只注明頁數）

而張之洞的《勸學篇》是戊戌年（1898）為皇上寫的，其目的是為了申明自己與康有為變法思想的區別，初版只印了300冊，專差送往北京，除進呈皇上外，部分送給了京中大臣，按當時中國人口計算，150萬人中才可能有一人讀過這本書，在民間影響甚微。

福澤諭吉的《勸學篇》代表了明治時期維新思想的主流。他提倡實學。這主要是針對漢學而言，他把傳統的儒學和國學斥為“社會上華而不實的文學”，認為應把四書五經等“不切實際的學問視為次要，而專心致力于接近世間一般日用的實學”（p3），即寫信、算賬、打算盤，以及日本與世界地理、物理、歷史、經濟、修身等學問。

他提倡民權?！疤觳簧松现?，也不生人下之人”是他的名言；他呼吁廢除幕藩體制下嚴格的等級制度，主張四民平等；他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對納妾習俗深惡痛絕；他批評“把違背道理的事情譽為孝行”的“二十四孝”，批評“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他認為“對于違反天理，倒行逆施的人，即使是孟子孔子，也不必有所顧慮，仍當視為罪人”（p49）。在政府與國民的關系上，他反對政府專制，濫用權力，但也要求國民謹守本分，嚴守國法，“即使對政府懷有不滿情緒，也不必隱瞞起來，暗中埋怨，而應遵循正路，按照程序，心平氣和地提出來，并毫不客氣地加以批評?！保╬p5-6）

他提出的“人人獨立，國家就能獨立”的命題，貫穿全書。他主張國與國平等，批評中國妄自尊大的排外行為，認為“像中國人那樣，覺得除本國以外似乎沒有別國存在，一見著外國人就呼為夷狄，把他們看作四只腳的牲畜，賤視他們，厭惡他們，不計量自己的國力，而妄想驅逐他們，結果反為夷狄所窘。這種情況實在是不懂得國家的本分之故?！保╬5）

他提倡培養國民的“文明的精神”。他認為，一國的文明程度不能從外表來衡量，只要用錢就可以買到、做到的，如學校、工業、陸海軍等，都只是文明的外表，還有一種無形的東西，眼見不到，耳聽不到，“既不能買賣，又不能借貸，它普遍存在于全國人民之中，作用很強。要是沒有這種東西，國家的學校、工業、海陸軍等等也就失去效用，真可以稱之謂‘文明的精神，它是一種極其偉大而又重要的東西。這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獨立精神?！保╬28）

他對政府借維新事業強化專制壓抑人民的獨立精神深表擔憂，“古時的政府是銼抑民力，現在的政府是收攬民心；古時的政府是從外面侵犯人民，現在的政府是從內部控制人民；古時的人民把政府看作是鬼，現在的人民卻把政府看作是神；古時的政府畏懼政府，現在的人民則崇拜政府。若不趁這種情勢來改弦更張，則政府今后舉辦事業，縱然越來越具備文明形式，人民卻會越來越喪失獨立精神，從而文明的精神也會逐漸衰退?！彼J為徒具形式的文明是無用的廢物，反而會使民心萎靡，“哪里談得到在文明上和外國競爭呢？”（p29）

他提倡謹守學者的職分。他認為維新以來，政府花費人力物力，推行多項改革措施，但結果總是不能令人滿意，原因就在于“政府依然是專制政府，人民依然是沒有志氣的愚民”。一國的文明事業不能單靠政府的力量來舉辦，學者應當說服人民并做出表率，“或研究學術，或從事貿易，或討論法律，或著書立說，或發行報紙等等，只要是不超過人民本分的事，就要大膽去做。我們來嚴守法令，按理辦事，如因政府不守政令而受到委曲，還是不要屈服，據理抗爭，這就像是給政府當頭一棒，革除舊弊，恢復民權，誠為今天當務之急”。（p24）

針對有些洋學者只知道做官，而不知道興辦事業，他感慨道，在現在的洋學家中，只有我一個人是想徹底改變人民的風氣，推進社會文明的。

對照兩本《勸學篇》，明顯感到張之洞與福澤諭吉完全不在一個精神層面上。張之洞提倡的“宗經”、固守的“三綱五?！焙徒蚪驑返赖摹爸畜w西用”，正是福澤批判的迂腐謬論；而福澤提倡的“平等”、“民權”、“獨立”、“自由”、“文明”之論，正是張之洞批判的異端邪說。按理說，這兩本書都是為了促進維新事業，可蘊含的變法思想卻完全相反，根源在哪里？在于二人所站的立場不同：一個站在人民的立場，一個站在皇帝的立場；一個在伸張民權，一個在維護皇權；一個要通過變法建設新的日本，培養具有“文明的精神”的新一代日本國民，“不能使現代的日本國家像過去的諸侯府中那樣，不能使今天的日本人民像過去諸侯的侍女”（p75），一個想通過變法，用金錢去購建西方國家所具有的“文明的外表”，而把奴役國民的綱常禮教和專制政體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

19世紀后期，中國就像日本的一面鏡子，日本人從鏡子中看清了自己的面目，認認真真地洗心革面。福澤諭吉從這面鏡子看到了漢學的沒落，文明的興衰，游歷歐美之后，發愿“讓西方文明諸國的空氣吹襲日本，將全國的人心徹底顛覆，在遠東建立一個新文明國，使日本與英國并駕齊驅，東西遙遙相對”（《福澤諭吉自傳》，文匯出版社2012年版，p272）。他從鏡子中也看清了洋務運動的弊病和“中體西用”式變法的末路，無奈地感嘆道：“不管滿清政府出現多少偉大的人才，或是出現一百個李鴻章，都無法進入文明開化之國。要使人心煥然一新，將中國導向文明之國，唯有推翻滿清政府，此外別無他途?！保ㄉ蠒?，p226）他的心愿在他有生之年實現了，他對中國的預言在他逝世后十年果真應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