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初西方史學之東漸

郎需穎

[摘 要]《瀛環志略》是近代先進人物向西方學習的啟蒙讀物，同時也是19世紀以來西方史學不斷向中國滲透的產物。新教傳教士是這一時期主要的文化傳播者，由于傳教士傳教傳統的影響、新教傳教士自身知識構成、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排斥及清末知識分子的尷尬處境等原因，西方史學的東傳之旅十分艱難，但它畢竟拉開東西史學融合的序幕，給中國的社會發展帶來了一定影響。

[關鍵詞]傳教士；耶穌會；史學東漸

《瀛環志略》是中國較早的世界地理志，上海青浦博物館藏書為同治癸酉（1873年）掞云樓刻本，略如32開本，六冊，以及光緒二十四年（1898）上海老掃葉山房本，八冊，均十卷，書中不僅僅介紹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宗教信仰，還從地球開始介紹各大洲的風土人情，對其他地區文明也盡可能地做到了客觀真實。全書四十多張插圖，除了關于清朝、朝鮮、日本的地圖以外，其他地圖都是臨摹歐洲人的地圖所制。這些與19世紀初開始的西方史學的東傳是密不可分的。

19世紀是世界歷史動蕩的時期，也是交流的時期，而位于東方的清朝廷還處于大國迷夢之中，傳教士作為西方各國的先驅首先來到中國，打破中國封閉的堅冰。這個世紀前期，傳教士以基督教新教徒為主，由于清朝禁教令，活動主要集中在澳門、香港、廣州和南洋一帶（1），西方史學也就在這樣緊張的政治空氣中開始了艱難的東來之路。

一、西方史學傳播的方式及原因

這一時期，傳教士傳教的主要方法是通過引進西方教育、出版或翻譯書籍、舉辦醫療慈善事業、辦報刊等方式來擴大影響并傳播其宗教思想，其中史學傳播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內容。

劉耕華在《詮釋的圓環——明末清初傳教士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及本土回應》中講到，從萬歷年間利瑪竇、羅明堅入華至康熙初80年多年間，是以認同儒士身份在社會行為上遵循儒士禮儀習俗，在傳教著述中認可儒學思想并借助歐洲的科技來佐證西方文明的高度發達，以取得中國士人的心理認可為特征的“附會期”，在明末清初中國文化占優勢情況下，不可避免采用附會中國文化為主，輔以西方科技的策略，而在19世紀初西方進入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科技都高出中國，但受“文化傳教”傳統的影響，仍采用辦印刷所、譯書、辦雜志等方式傳播西方文化，潛在的仍是附會中國文化的傳教心理。

另外，來華傳教士之所以采用“文化傳教法”不僅僅受來華傳教士傳教傳統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面對中國強大的排外群體，他們自身知識儲備積極的反應，可以說傳教士同時擁有西方知識分子的身份，在他們接受中國文化之后，其行為不可避免有一種超越宗教傳播即文化傳播的傾向。

中國知識分子極為關注華夷之辨的同時，常常伴隨著“用夏變夷”的沾沾自喜心態，正如王炳燮所言：“中國人自有中國人之教，為中國之子民，既當尊中國圣人之教，猶之為外國之人世守外國之教也?！保?）而矛盾的是，中國正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思想界經世思潮盛行，知識分子強烈要求接觸西方的知識，了解西方的情況來拯救中國。于是出現頗為戲劇的一幕，知識分子反對基督教卻又接受傳教士的西學，在這一夾縫中以“知識傳教法”傳教是傳教士的不二之選。

二、西方史學在中國傳播的內容

據英國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基督教在華傳教十紀念錄》為例，1810年至1867年來華傳教士中文著述目錄統計，在約760種出版物中，絕大部分仍屬宗教讀物，嚴格意義上的史地譯著僅20余種，其中重要的有：

（1）《美理哥合省國志略》（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裨治文編，為最早較系統介紹史地的中文著述，1838年出版于新加坡，署名高理文，簡述美國地理疆域、歷史、居民、人口、自然狀況、經濟、政治、宗教、語言、風俗、國防等?！秮喢览眈{合眾國志略》是這一階段傳入的史學著作中最為系統的一部。

（2）《東西史記和合》（Comparative Chronology），巴達維亞，1829年石印本，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編。書中將中國史書某些記載與《圣經》記載比附排列。

（3）《貿易通志》（Treatise on Commerce），刊于1840年，凡5篇，63頁，附一海圖。郭實臘編譯。敘述商業史、世界各地商業現狀以及與貿易有關之交通運輸、貨幣信用、關稅制度、契約等。

郭氏另有《古今萬國綱鑒》（universal history）、《大英國統志》（history of England）《萬國史傳》（general history）、《萬國地圖全集》（universal geography）等中文史地譯著，出版后均幾經修訂重印。

三、西方史學反映的主要史學思想

以上的歷史著作既非專門史學理論著作，也不是體現西方主流史學理論觀點的典型作品，但作品成書于西方史學最輝煌的19世紀，經過傳教士翻譯修改，就具有了鮮明的時代特色，體現的史學觀念主要有：

首先，極力宣揚宗教神意史觀，如慕維廉在《大英國志》中便一再宣揚：“做史者衡量古今盛衰開降之勢若何，其理若何，又以之所以盛衰開降之源于上帝。上帝之手布特垂于霄壤，抑且以天時人世事翻之覆之，俾成其明睿圣仁之旨……”（3）這類著作中出現的神學史觀與西方19世紀占統治地位的浪漫主義史學觀念極不協調，傳教士認為萬事皆決于上帝，這與中世紀的史觀很相似。

其次，西方與東方平等論。這一時期史學作品多以敘述介紹性質為主，目的讓中國了解西方，消除排外意識。1833年6月，傳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4851）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的《創刊計劃書》中寫道：應通過出版物的宣傳，讓中國人了解西方的技藝、科學和準則，以“消除他們高傲的排外思想”（4），次年11月廣州成立的有傳教士參加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也設想以這種方式，使中國人在“智力炮彈前讓步”（5）。但是這一時期傳到中國的史著水平不高，基本上是對歷史泛泛介紹的作品，史學理論介紹涉及較少。

四、中國人對西方史學的回應

19世紀前半期傳教士對西方史學的介紹是東西方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環，從中國史學發展角度看，它是19世紀后半期西方史學大量傳入的序曲，給中國史學反省與重建提供了機會。從中國的發展歷程看，他更是為國人敲響救亡圖存的警鐘，開闊了知識分子眼界。

主動地進行積極的文化選擇，以及認真汲取外國史學理論的積極成果，從來都是和歷史學的建設聯系在一起的（6）。這一時期中國學術界經世致用思潮興起，西北史地研究、外國史地研究都處于發展階段，西方史學的傳入推動這些史學研究活動的開展。道咸年間，研究介紹西方歷史地理知識的，有蕭令裕的《記英吉利》、葉鐘進的《英吉利國夷情紀略》、姚瑩的《康輶紀行》等。

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外國史地研究中首部世界史地志、《瀛環志略》姐妹篇《海國圖志》的出版?！逗鴪D志》是魏源在林則徐《四洲志》之上廣搜中外著述，按區分國，增補整理，于1843年呈50卷，他一再強調《海國圖志》與前人記海外史地最大不同在于“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書中引錄最多的資料，便是當時傳入中國的西人著作，如選取英國人袆理哲的《地球圖說》34處，馬禮遜的《外國史略》60處，《每月統紀傳》26處，又選取葡萄牙人馬吉斯的《地理備考》，美國人裨治文編譯的《美理哥圖志略》的部分內容等等（7）。地圖也多采自香港英人送給清朝廣州地方官府的“洋圖”。內容上，詳述各國史地，介紹了西方近代機器生產情況?！逗鴪D志》出版不久就傳到了日本（8），對日本維新變法也產生了積極作用?！叭毡局较笊?、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為其書所激刺，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一霸，或不免于洴澼纊，其不然哉”（9）。

這一時期清王朝還處于“天朝大國”迷夢之中，對國內外危機束手無策，史學傳播正是在這種尷尬的局面下由傳教士進行的，它不僅帶有基督教文化傳教的傳統特點，又由于時代特征及歷史文化的傳播特點而區別于明末清初的西學傳播。

注釋：

（1）鮑紹霖：《西方史學的東方回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8頁。

（2）劉小楓：《道與言-華夏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相遇》，王丙燮：《王丙燮文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第111頁。

（3）胡適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1年，第161頁。

（4）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頁。

（5）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頁。

（6）于沛：《西方史學的傳入和回響》，《浙江學報》（杭州），2004，（6），第37-38頁。

（7）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0-262頁。

（8）蕭致治：《評魏源的〈海國圖志〉及其對中國的影響》，《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3頁。

（9）梁啟超著，夏曉紅導讀：《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7頁。

四、中國人對西方史學的回應

19世紀前半期傳教士對西方史學的介紹是東西方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環，從中國史學發展角度看，它是19世紀后半期西方史學大量傳入的序曲，給中國史學反省與重建提供了機會。從中國的發展歷程看，他更是為國人敲響救亡圖存的警鐘，開闊了知識分子眼界。

主動地進行積極的文化選擇，以及認真汲取外國史學理論的積極成果，從來都是和歷史學的建設聯系在一起的（6）。這一時期中國學術界經世致用思潮興起，西北史地研究、外國史地研究都處于發展階段，西方史學的傳入推動這些史學研究活動的開展。道咸年間，研究介紹西方歷史地理知識的，有蕭令裕的《記英吉利》、葉鐘進的《英吉利國夷情紀略》、姚瑩的《康輶紀行》等。

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外國史地研究中首部世界史地志、《瀛環志略》姐妹篇《海國圖志》的出版?！逗鴪D志》是魏源在林則徐《四洲志》之上廣搜中外著述，按區分國，增補整理，于1843年呈50卷，他一再強調《海國圖志》與前人記海外史地最大不同在于“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書中引錄最多的資料，便是當時傳入中國的西人著作，如選取英國人袆理哲的《地球圖說》34處，馬禮遜的《外國史略》60處，《每月統紀傳》26處，又選取葡萄牙人馬吉斯的《地理備考》，美國人裨治文編譯的《美理哥圖志略》的部分內容等等（7）。地圖也多采自香港英人送給清朝廣州地方官府的“洋圖”。內容上，詳述各國史地，介紹了西方近代機器生產情況?！逗鴪D志》出版不久就傳到了日本（8），對日本維新變法也產生了積極作用?！叭毡局较笊?、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為其書所激刺，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一霸，或不免于洴澼纊，其不然哉”（9）。

這一時期清王朝還處于“天朝大國”迷夢之中，對國內外危機束手無策，史學傳播正是在這種尷尬的局面下由傳教士進行的，它不僅帶有基督教文化傳教的傳統特點，又由于時代特征及歷史文化的傳播特點而區別于明末清初的西學傳播。

注釋：

（1）鮑紹霖：《西方史學的東方回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8頁。

（2）劉小楓：《道與言-華夏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相遇》，王丙燮：《王丙燮文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第111頁。

（3）胡適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1年，第161頁。

（4）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頁。

（5）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頁。

（6）于沛：《西方史學的傳入和回響》，《浙江學報》（杭州），2004，（6），第37-38頁。

（7）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0-262頁。

（8）蕭致治：《評魏源的〈海國圖志〉及其對中國的影響》，《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3頁。

（9）梁啟超著，夏曉紅導讀：《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7頁。

四、中國人對西方史學的回應

19世紀前半期傳教士對西方史學的介紹是東西方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環，從中國史學發展角度看，它是19世紀后半期西方史學大量傳入的序曲，給中國史學反省與重建提供了機會。從中國的發展歷程看，他更是為國人敲響救亡圖存的警鐘，開闊了知識分子眼界。

主動地進行積極的文化選擇，以及認真汲取外國史學理論的積極成果，從來都是和歷史學的建設聯系在一起的（6）。這一時期中國學術界經世致用思潮興起，西北史地研究、外國史地研究都處于發展階段，西方史學的傳入推動這些史學研究活動的開展。道咸年間，研究介紹西方歷史地理知識的，有蕭令裕的《記英吉利》、葉鐘進的《英吉利國夷情紀略》、姚瑩的《康輶紀行》等。

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外國史地研究中首部世界史地志、《瀛環志略》姐妹篇《海國圖志》的出版?！逗鴪D志》是魏源在林則徐《四洲志》之上廣搜中外著述，按區分國，增補整理，于1843年呈50卷，他一再強調《海國圖志》與前人記海外史地最大不同在于“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書中引錄最多的資料，便是當時傳入中國的西人著作，如選取英國人袆理哲的《地球圖說》34處，馬禮遜的《外國史略》60處，《每月統紀傳》26處，又選取葡萄牙人馬吉斯的《地理備考》，美國人裨治文編譯的《美理哥圖志略》的部分內容等等（7）。地圖也多采自香港英人送給清朝廣州地方官府的“洋圖”。內容上，詳述各國史地，介紹了西方近代機器生產情況?！逗鴪D志》出版不久就傳到了日本（8），對日本維新變法也產生了積極作用?！叭毡局较笊?、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為其書所激刺，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一霸，或不免于洴澼纊，其不然哉”（9）。

這一時期清王朝還處于“天朝大國”迷夢之中，對國內外危機束手無策，史學傳播正是在這種尷尬的局面下由傳教士進行的，它不僅帶有基督教文化傳教的傳統特點，又由于時代特征及歷史文化的傳播特點而區別于明末清初的西學傳播。

注釋：

（1）鮑紹霖：《西方史學的東方回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8頁。

（2）劉小楓：《道與言-華夏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相遇》，王丙燮：《王丙燮文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第111頁。

（3）胡適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1年，第161頁。

（4）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頁。

（5）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頁。

（6）于沛：《西方史學的傳入和回響》，《浙江學報》（杭州），2004，（6），第37-38頁。

（7）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0-262頁。

（8）蕭致治：《評魏源的〈海國圖志〉及其對中國的影響》，《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3頁。

（9）梁啟超著，夏曉紅導讀：《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