瀘州龍橋成因考

趙微

[摘 要]瀘州是距今有兩千多年悠久歷史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尤以數量眾多、工藝精湛、造型精美的明清龍橋群享譽全國。偏于西南一隅，遠離通邑大都的瀘州在人類中世紀集中建造數量如此眾多且工藝如此精美的龍橋，與其獨特的地理環境、西南地區“龍馬互化”習俗、國家政治重心東移南遷、茶馬互市的民間商貿通道——茶馬古道緊密關聯。對瀘州龍橋成因的考證有助于進一步梳理、挖掘瀘州龍橋獨特的歷史、文化及時代價值，為瀘州龍橋的保護開發及瀘州農村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

[關鍵詞]瀘州；龍橋；龍馬互化；移民；茶馬古道

瀘州，古稱江陽，位于長江上游，自古有“西南要會”之譽，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自漢設縣迄今已有兩千多年悠久歷史。在這塊美麗富饒的土地上，歷代先民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歷史文化，留下了一顆顆彌足珍貴的文化瑰寶。龍橋，即是其中的一顆耀眼閃亮的璀璨明珠。瀘州龍橋多建于明清時期，現存302座，是目前中國唯一的明清龍橋群，它以其數量之多、工藝之精、造型之美，得到我國著名文物保護專家、文學家的高度評價及人民日報、央視等國家級媒體的專題報道。偏于西南一隅，遠離通邑大都的瀘州，在人類的中世紀為何建造了數量如此眾多且工藝如此精美的龍橋，對其成因的考證有助于進一步梳理、挖掘瀘州龍橋獨特的歷史、文化及時代價值，為瀘州龍橋的保護開發及瀘州農村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

一、地理環境因素分析

從自然地理環境因素看，瀘州氣候、地形、石材等為當地修建橋梁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條件。瀘州屬亞熱帶季風氣候，雨季較為集中，年降水量約1100毫米，常有夏洪。一遇洪水，溝河通行即成問題，只有建橋才能保一方安寧。再者瀘州地區多淺丘、低山丘陵和河谷平壩地形，河溪縱橫，數量眾多。人們為方便生活往來，也要在兩山之間、溪河上建架橋梁，以暢交通。此外，瀘州地區優質石材儲量豐富，質地細膩，易于雕刻，是當地建橋最佳原料。

從人文地理環境因素看，瀘州地區石刻技藝代代傳承，鬼斧神工。據西晉蜀人常璩《華陽國志》載：“江陽郡（瀘州漢稱江陽郡）俗好文刻”?？梢?，雕刻習俗在西晉就已融入瀘州民間。即至金兵入侵，北宋南渡，中原士族紛紛逃離故土在南方定居，更為當地帶來中原先進文化與精湛藝術。2002年被列為全國二十三個重大考古發現之一的瀘縣南宋墓群，其墓中精美的石刻再次有力印證瀘州地區石雕工匠們的高超石刻藝術。正是這些無名英雄，在偏僻的鄉村創造出偉大的藝術。

二、信仰習俗因素分析

瀘州龍橋因其以龍的形象作為主要裝飾而得名。以龍形為飾，首先同中國傳統崇龍文化緊密相關。龍作為中國人的民族圖騰，是中華民族騰飛、繁榮興旺的象征。在遠古生民的意識里，龍是世界主宰，無處不在，無所不能，既能潛藏深淵，也可翱翔九天。漢朝之后，國家統治者不斷強化“君權神授”觀點，龍逐漸成為皇帝的代稱。由此，龍在中國人意識中，變得更加神圣。此外，龍被民間普遍視為掌管海洋的生靈，司興云布雨之職。在瀘州地區，“龍王鎮水護橋”觀念深入人心，成為民間普遍信仰，在石橋上雕刻龍飾以安瀾平波，亦在情理之中。

此外，瀘州龍橋以龍形為主裝飾與西南地區“龍馬互化”習俗有一定聯系。西南地區“龍馬互化”習俗的形成發展，一方面源自古人對龍、馬關系的認識。在古代，龍、馬關系密切。據《周禮》載，“馬八尺以上為龍”，即馬之大者，皆可稱“龍馬”或“龍”。從古人想象出的龍形象看，龍首如馬，龍身取自馬體?？梢?，馬是龍圖騰重要原型。在古人那里，龍、馬是可互變的?！褒堮R”因此成為華夏民族傳說神物，龍馬精神更成為華夏民族主體精神與最高道德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西南“龍馬互化”習俗的形成發展與該地區諸多“龍馬一體”傳說直接相關。據《元史·地理志》載，現貴州省息烽縣養龍司鄉原名養龍坑，因該地出產過堪稱“龍”的駿馬而得名。明代著名文學家楊慎寫詩為證：“龍馬先朝出養龍，御前賜名飛越峰。人間神駿寧無種，天上孫陽不易逢”。另據《輿地紀勝》載：“在（瀘州）城東北二十里。唐王昌遇落魄仙于此，以龍馬一夕送歸潼川，因號曰龍馬潭?！薄锻ㄖ尽芬喾Q，瀘州龍馬潭即因“唐時王昌乘馬化龍處，因此得名”。

三、政治經濟因素分析

在中原石雕藝術進入休眠的公元十四世紀，以龍橋為代表的瀘州石雕進入其全盛期，這和瀘州地區政治經濟變遷不無關系。

從政治因素看，國家政治重心東移南遷是明代以降瀘州龍橋大量出現的重要原因。金兵入侵后，大量北方貴族到南方定居，他們生而不能返家，死后則在墓室中通過石刻再現故鄉的生活。在瀘縣出土的南宋墓群中，石刻內容豐富多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四靈之一的“青龍”。在北中國落入大金國版圖后，流寓南方的中原貴族目睹山河易主，國土分裂局面，內心創痛難以言表。他們在墓室大量地雕刻龍，以此寄托國家正統皇權能早日回歸中原的沉痛希望。龍，正是瀘縣南宋墓室石刻獨特的價值與個性的體現，也是南宋墓室和明清龍橋的藝術紐帶。在整個南宋，龍成為一種寄托。即至元朝，龍則潛隱。朱元璋率農民起義軍奪取政權后，崇拜龍圖騰的漢人，幾乎以狂歡姿態迎接朱元璋登基，龍重新在中國人心靈中騰飛。瀘州龍橋正是在如此歷史境況下誕生，它展現了六百多年前中國人的政治情懷。

此外，明清兩代的多次大規模移民也是瀘州龍橋大量建造的重要原因。明、清兩代初期，瀘州和當時四川多地一樣，人口處于低谷，人煙稀少。在此情況下，明、清兩朝政府都分別組織了大規模的移民。大量移民涌入推動了瀘州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又對交通條件提出必然要求，也為建造橋梁奠定了物質基礎。據縣志記載，明、清兩代均在移民后的100年間，形成瀘州龍橋建設高潮。

從經濟因素看，明、清瀘州龍橋興建高潮和歷史上保存于中國西南地區，以馬為主要交通工具，開展茶馬互市的民間商貿通道——茶馬古道緊密關聯。歷史上的西南地區，養馬是普遍現象，“龍駒”之類好馬在當地亦不鮮見。尤其在南宋，北方馬市斷絕，川馬、廣馬（廣西）、滇馬、黔馬成為馬的主要來源?！八黢R”（水西，包括今天黔西北和敘永、古藺的部分地方）、“烏蒙馬”都是當時名馬。在這條存在于中國歷史長河中上千年的茶馬古道川黔線（烏撒入蜀西路）上，瀘州處于起點位置，既是港口又是重要陸路交通要道，南宋時即已成為重要商業和軍事重鎮。明清以降，隨著川黔線茶馬古道地位上升，瀘州成為川江狹路重要港口。明朝時期，官府在烏撒設茶馬市，每年用布、茶、鹽等易馬，一年交易量多達6500余匹。瀘州沿線鄉鎮因此留下馬嘶、馬蹄、馬尾、上馬等與“馬”相關地名。顯然，在這條一度興盛的茶馬古道上，馬是當之無愧主角，它不僅推動中原地區同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經貿往來，還成為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紐帶，加上西南地區“龍馬互化”傳統觀念深入人心，進一步強化了瀘州民間對龍圖騰及其重要原型——“馬”的尊崇信仰，促成了建橋即雕龍、刻馬的風尚流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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