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中國國防領土觀念的近代轉型

邊宏廣，韓振國

摘要：清同光年間，統治階級內部在國防部署上曾有過一次“海防”與“塞防”之爭。海防派以李鴻章為首，認為東南沿海千里海防是國防重點，主張棄新疆，專注海防。塞防派以左宗棠為首，主張塞防、海防并重，強調新疆在國防上的重要地位，堅決要求收復新疆。這場爭論的實質是國防前線的戰略部署和國家有限的財力如何分配；爭論的焦點則是收復新疆還是放棄新疆；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人領土觀念的深層傳承并對國防領土觀念的近代化有著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國防；海防；塞防；領土主權觀

古代中國的東南沿海疆域基本沒有遭到過外敵的入侵，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歐亞海上航路開通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所以中國古代的國防思想與世界同時期其它國家相比，有其明顯特征：在戰略方向上， 重北輕南；在防御上，以藩為屏；在策略上，懷柔遠敵。在經歷了鴉片戰爭打擊之后，傳統的國防體制已經走向崩潰；日本的崛起和覬覦，更在東北近鄰增加了一個強敵，這就迫使清政府改變歷來專注關外的傳統觀念，而恰在此時，中國邊疆危機又全面爆發。究竟哪個方向是國防戰略的重點所在，這個問題引起了清王朝眾多政治家的廣泛關注。1874年清朝統治者集團內部就此進行了一場“海防”與“塞防”之爭。

一、領土觀在“海防”與“塞防”之爭中的體現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阿古柏占南疆、北疆，沙俄占伊犁，英國也加緊了侵略南疆的步伐，新疆面臨著被分裂出去的危險。與此同時，英國入侵云南，日本侵略臺灣，“古之邊患不過一隅，今則南北東西，幾成四逼矣?！盵1]（P.35）“海防”“塞防”同時告警。在清政府財政空虛，兵備廢弛的情況下，同時加強“海防”與“塞防”，顯得捉襟見肘，力不從心。這樣，在是否收復新疆問題上，清朝野發生了“海防”與“塞防”之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李鴻章和左宗棠。

李鴻章關于新疆的觀點，完全秉承了曾國藩“暫棄關外、專精關內”的主張，棄守新疆、靜以待變、招撫叛匪、維持現狀，或和新疆維持類似越南、朝鮮的宗主關系。他認為塞防不如海防重要，新疆不如東南沿海重要。中國防務，古今之勢有所不同?！皻v代備邊，多在西北”，“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2（P.18）故要“力破成見，以求實際”，以海防為重。李鴻章還提出：自奉天至廣東的沿海是中國的心腹，特別“直隸之大沽、北塘、山海關一帶，系京畿門戶，是為最要；江蘇吳淞至江陰一帶，系長江門戶，是為次要。蓋京畿為天下根本，長江為財富奧區”，“新疆不復，于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復，則腹心之大患愈棘”。 [2]（P.19）故主張專注海防，棄新疆不守。

左宗棠主張：“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從歷史經驗來看，“伊古以來，中國邊患，西北恒劇于東南”；從清朝歷史來看，“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環衛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蓋祖宗朝削平準部，兼定回部，開新疆、立軍府之所貽也”。從強調新疆地位的重要性來看，左宗棠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陜、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安眠之日?！睆漠敃r的形勢出發，必須堅決收回新疆。左宗棠認為“今之與昔，事勢攸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余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為之遮閡。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為綢繆者也?！毙陆疀Q非“無用之地”，“新疆全境，向稱水草豐饒，牲畜充牛刃”；“天山南北兩路，舊有富八城、窮八城之說。北自烏魯木齊迤西，南自阿克蘇迤西，土肥泉甘，物產殷阜”。[3]（P.188）這些充分說明了塞防的重要性和新疆在中國國防中的地位。

兩人的觀點不能決然的對立起來，因為二人所代表的階級是一樣的，都是同治、光緒年間的中興之臣，在思想上，他們都繼承了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的思想，是洋務派的代表人物，都具有學習西方的時代特點。但是由于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使他們的領土主權觀念的發展具有不充分性。

李鴻章的海防思想起于他對時局的認識和判斷。通過對中國國防形勢的全面分析，認識到海防危機的嚴重和緊迫性，尤其是兩次鴉片戰爭外敵的入侵都從海上進攻也具有標志性的意義。他提出“防海之害”，是為中國當務之急。他曾“對于中國在反對西方侵略的斗爭中實現中日合作，抱有某種模糊的希望”，稱日本與我為近鄰，“籠絡之或為我用，拒絕之則必為我仇”。[2]（P.25）1874年日本入侵臺灣，李鴻章改變了對日本的看法，徹底放棄“聯日制俄”策略，轉而力主“聯俄制日”，他確信，清朝的邊患已由西北陸疆轉到東南海疆；清朝的最大威脅不是英國和沙俄，而是“陰柔而有遠志”的日本。李鴻章后來承認不惜暫棄新疆，全力經營海防，打造北洋海軍，主要就是為了抵御日本。面對西方列強專以兵力強弱角勝的嚴峻形勢，以及在敵我力量對比和清朝國力綜合分析的基礎上，李鴻章提出了與此相適應的海防戰略。這個方案充分體現了李鴻章決心建立一支積極防御的強大海軍，獲取北起朝鮮南至臺灣綿延萬里的海上制海權，力爭同來犯之敵“決勝海上”，確保國家海疆安寧的思想。

左宗棠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 埋下了抵抗外國侵略者的決心， 特別是深刻地認識到了英俄侵吞新疆的陰謀。同時，左宗棠重視經世致用之學， 研究新疆地理， 認識到西北邊疆在國防上的重要地位。他接受了龔自珍、魏源、林則徐等“防俄宜先”的主張， 更加堅定了他有志于新疆的決心。同治六年（1867年），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陜甘軍務，實地經管西北塞防，更加認識到新疆地位的重要性，認為當時是收復新疆的有利時機，新疆叛亂勢力尚不強大，烏魯木齊附近的白彥虎匪部“能戰之賊，至多不過數千”；南疆阿古柏則首鼠兩端，蜷伏未動；東南沿海處于暫時相對安定期間，“各國必不致構釁于東南”；西方國家暫時尚無力與我爭新疆，俄人“借口代守，圖攫其財利以自肥”；尚不能“爭此不可必得之地”；“東印度盡淪于英吉利”；更無力侵擾；“土耳其國勢分崩離析”；且距新疆有“萬數千里而遙”。[3]（ P.192）因此，左宗棠主張趁此機會一舉擊敗叛匪，收復新疆。

二、國防領土觀念的近代轉型

“現代領土觀念包括一個國家的陸地、河流、湖泊、內海、領海以及它們的底床、底土和上空（領空），是主權國管轄的國家全部疆域并且受到法律的保護?！盵4]（ P.163）領土是民族主權國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領土主權成為國家主權中最核心的內容，領土安全也就成為國家安全的基礎。新的國防價值觀的核心則是更注重國防力量在抵御外侮、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方面的作用，強調要更好地、更全面地維護國家生存與安全的各個方面的利益。但在十九世紀中葉，留在國人頭腦里的依然是封建保守的國防觀念，人們對近代國防知識還不清楚，近代國防建設更是沒有起步。當西方日益強大，并且覬覦中國的時候，封建統治者仍盲目自大。面對兩次鴉片戰爭，清政府仍然對道德禮儀抱有很大的信心，把它視為中國國防獨有的優越因素。隨著列強一次次入侵，中國一次次戰敗，鐵的事實讓人覺悟：以中國的觀念規則來處理國家關系的時代已經過去，強國決定政治規則，在處理國際關系時，以他們的意志規則強加于其他民族國家。雖然是不公正的，但是這是時代的特征。中國的國防處于一個開放的世界格局中，因此中國的國防觀念開始了近代轉型。

列強對中國入侵的方向有陸有海，但以海為主。大多數的入侵戰爭是從中國東南沿海方向發動的，或者是以東南沿海方向為重心的。與此同時，沙俄在中國東北、英國在西藏也先后發動過侵略戰爭。這就造成了中國近代國防受威脅的方向具有全方位的和以海為主的新特點，與中國傳統邊患主要來自北部邊疆的情況明顯不同。海防與塞防這場爭論也說明必須處理好海權與陸權的關系。

這場爭論中，李鴻章的暫棄新疆的言論主要來源于傳統的屏藩意識。晚清民族國家觀念的興起，對于邊疆事務的構思，也多是從邊疆與內地的生死攸關的角度立論的。如：“西藏為中國西部之藩籬，英俄競爭之焦點—唇亡齒寒，西藏失，則吾國西南大局，豈得晏然無事？”[5]但這里需指出的是，傳統王朝的邊疆地區的籌劃多是從屏藩的角度提出問題的，邊疆與內地不是處于同一重要性的平臺上，邊疆地區只是處于一種“藩屬”的地位，中央與其統治關系并不十分密切。這是傳統國防思想觀念中的局限性。但是，在李鴻章的論點中也有可取之處。他意識到，東南萬里海疆成為列強入侵為患的門戶，數千年來中國以海洋為屏障、為大防的情勢不復存在，國防戰略的重點應由傳統的西北塞防轉移到東南海防。這種對海上制海權的重視對以后形成包括領海、領土全面的國家領土觀念有著促進作用。這是他關于國防戰略認識的卓越之處。進入80年代，海防作為國家戰略防御的唯一重心開始確立，中國近代國家安全防御戰略體系最終完成了將重心從陸上邊塞轉移到海上方向的歷史過渡。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設立臺灣省，同一天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海軍領導機構—海軍事務衙門，以加強對海防建設的領導。至此，近代中國新的國防體系終于建立。

“海防”與“塞防”之爭及清政府在新疆建省的決策，應該放在近代世界和中國發展的特殊歷史背景之下進行理解，才能更準確地把握這一爭論的實質，即在西方主導下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近代國際關系準則的沖擊之下，傳統國防觀念如何實現向近代國防觀念的轉型。也正因此，在西方近代國際關系準則取代華夷秩序觀的過程中，中國傳統國防領土觀念也被迫邁出了向近代化艱難跋涉的步伐。

參考文獻：

[1]夏東元.鄭觀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M].

[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M].

[4]周鯁生.國際法[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5]英藏交涉沿革小史[J].東方雜志，第五卷，第十二期.

[責任編輯：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