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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為本: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風險的社工干預策略

2014-11-29 17:17鄧瑋
關鍵詞:預防策略

鄧瑋

摘要: 中國社會轉型期農村留守青少年違法犯罪現象高發,應創新農村社會管理以應對犯罪風險。社會工作抗逆力理論認為農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提升能夠幫助其有效應對壓力或危機事件,降低違法犯罪行為的風險。但傳統抗逆力視角具有過于濃厚的心理學色彩,在實踐中易忽視社會環境系統的影響?;谝粋€整合性及“農村社區為本”的抗逆力理論框架,通過對一個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的社會服務項目進行循證研究,以觀察中國農村青少年社會工作的范式、資源與特點,并倡導以農村社區為本的、整合性的農村青少年社會工作范式。

關鍵詞:農村社區為本; 抗逆力; 預防策略; 社工項目

中圖分類號:C913.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4)05-0084-07

中國社會轉型期農村留守青少年違法犯罪現象高發。而由全國“農村留守青少年權益保護與犯罪預防研究”課題組對8省市農村留守青少年違法犯罪狀況進行調查后報告指出,在各種犯罪動機中,由于學業受挫、家庭沖突和經濟受挫而犯罪的比例高達45%[1]。因此,幫助面對挫折或逆境的農村留守青少年,提高其抗挫折能力或抗逆力,是預防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措施,也是創新農村社會管理的微觀路徑。本文基于對傳統抗逆力干預思路過于個體化與心理化的反思,通過實施以農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為介入焦點的社會工作服務實踐,分析其實施過程與實施效果,以對預防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風險提供循證研究,并進而觀察中國農村青少年社會工作的模式、資源與發展方向。

一、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與抗逆力:文獻回顧與服務設計

所謂抗逆力(resilience)是指這樣一種能力,即一個人遭受挫折或面對逆境時,能夠理性地做出正向選擇及應對,在逆境中保持健康、正常的心理和行為能力[2]。隨著社會的變遷及風險社會的來臨,個體所遇到的危機事件與不確定性越來越多,需要增加社會公眾對于風險與挫折的應對能力,阻止危機的進一步擴大及反社會行為的發生。從20世紀70年代國外開始探討到近年被國內學者引入國內實踐,抗逆力理論已經成為了針對特殊對象與弱勢群體進行實踐干預的重要理論范式。

抗逆力理論受到青少年犯罪研究專家關注的重要原因是,可以用抗逆力理論來解釋傳統挫折侵犯范式的理論不足,即為什么有些人受挫后出現攻擊行為而有些人則并沒有出現?如1985年美國心理學家加梅齊(Garmezy)對倫敦6個貧民區域的數個家庭進行了跟蹤性研究,發現雖然這些家庭的生活環境充滿了諸如毒品、犯罪、精神病親屬、家庭暴力、惡劣的生活空間等不利因素,然而父母對孩子表現出了彈性的管教與反應態度,比如關注子女在校學習成績、注重維持良好的家庭氣氛、給孩子灌輸對生活與人生的積極價值觀等,使得這些子女并沒有表現出任何攻擊或犯罪行為[3]。林光緹(R.Linquanti)也指出,如果具備抗逆力,即使身陷明顯的壓力和困境中也不會發生諸如物質濫用、精神不健康、犯罪等問題[4]。其他的研究也證實,青少年個體抗逆力的強弱與青少年是否犯罪密切相關[5]。

基于抗逆力理論提供的新視角,不斷有學者將抗逆力概念引入到青少年犯罪實踐工作中,試圖通過提升抗逆力來預防青少年犯罪風險。如加拿大學者邁克·安戈爾(Michael Ungar) 運用后現代心理治療中的敘事療法及建構主義視角,來幫助高危青少年挖掘和喚醒自身潛在的抗逆力,以預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心理失調的發生,并取得了較理想的效果[6]。布洛克(Block)也通過青少年朋輩、家庭及社會支持網絡的建構,對其行為進行干預,明顯地減少了問題青少年的偏差行為[7]。我國內地學者田國秀、范燕寧等也做了一些嘗試,從提升或恢復抗逆力的多個視角,對問題青少年、未成年勞教人員、社區矯正對象等特殊青年群體進行了實務干預工作,使這些青年的社會責任感、挫折堅忍力、社交能力、解決問題能力、不良情緒和負向感受的調節能力等方面得到較大的改變[8,9]。由于這些抗逆力研究的不斷深化及其影響力的逐漸擴展,青少年犯罪預防方面的理論研究重心也在發生調整,從過去強調控制、懲罰為主的模式轉變為強化抗逆力的模式,轉變為關注高危青少年的個人優勢與未來發展的模式。

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提升青少年抗逆力的實踐努力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特別是心理學的色彩還非常明顯。從目前所采用的大多數干預方法來看,著重對青少年人格與認知的重塑,重“輔導與治療”而輕“服務與支持”,主要用心理治療的方式,缺乏社會工作專業手法的系統介入,容易陷入“方法為本”或“問題為本”的狹隘視角[10]。其次,干預設計微觀化而脫離地方宏觀社區實踐,偏離社會工作原初的專業使命[11]而導致所謂的外在社區環境支持流于形式。而對抗逆力的提升除了要從心理學上進行認知人格干預外,還更加需要關注農村留守青少年的家庭與社會支持系統。最后,對青少年抗逆力的服務模式仍然是一種單一的服務方式而缺乏整合性的服務方案,仍然過于關注個體而缺乏個體與系統的持續互動。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試圖以抗逆力理論為視角,將既有的抗逆力模型加以本土化,并以一個農村社區為本的(rural community oriented)、整合性的服務框架來對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風險加以干預,使之更加具有操作性及可復制可推廣性,其框架與模型見圖1。

圖1整合性、農村社區為本的抗逆力提升模型

根據抗逆力理論,當個體在面臨外界的風險和壓力事件時,抗逆力會與外界危險因素相互對抗,當抗逆力能夠抵御外界風險因素時個體就能維持原有的系統平衡,恢復正常的生活狀態。而當抗逆力不足以抗衡外界風險因素時就會出現個體生活紊亂的狀態,甚至有可能走向越軌與犯罪行為。因而要預防青少年犯罪風險,就有必要提高青少年的抗逆力。從上述服務框架設計來看,抗逆力主要從內部保護因子與外在保護因子兩個層面得以體現。內部保護因子包括個體的自我效能感、同理心、責任感、挫折耐受力、社交能力、沖動控制力等特質。外部保護因子分為三個層面,即家庭、學校與農村社區。家庭在抗逆力中的影響包括家庭背景、家庭氣氛、親子關系、溝通方式等;學校在抗逆力中的影響包括學校文化、師生關系、學習壓力、管教方式等;社區在抗逆力中的影響包括農村社區環境、農村社會風氣與民俗、農村社區支持、朋輩群體等因素。

二、抗逆力視角下的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干預項目過程分析

(一)服務項目的背景

出于服務基層農村社會及拓展實習空間的目的,筆者利用高校資源與FJ省XM市A鎮農村社區合作開展農村社區建設與營造活動。A鎮屬于一個典型的大型農村留守社區,大部分勞動力進城務工,留下了眾多仍然在家接受教育、或輟學在家又未到工作年齡、或各種原因無法隨遷入城的留守青少年。該鎮戶籍人口中14~25周歲的青少年有337人,而所謂的單親、輟學、隔代生活、歸正、閑散等“問題青少年”卻有近90名,特別是該村近年已連續發生了幾起牽涉到留守青少年的案件,因此留守青少年問題成為A鎮特別重視的議題。鎮政府干部及眾多村民對此都有較為強烈的擔憂,認為雖然現在很多村民進城務工賺錢,在經濟收入上的確有了提高,但在家庭照顧與子女教育上卻力不從心,賺的錢是建立在失去上一代與下一代的基礎之上。特別是留守青少年的教育上,由于父母不在身邊祖輩根本無法管教,在這樣的一個條件下很容易收到不良影響,變成問題青少年甚至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因此對于高校合作試圖改善村莊目前面臨的留守青少年狀況有極大的熱情。在與A鎮的接觸、調查與評估后,筆者與指導的學生及農村社區工作者以上述抗逆力模型為框架,設計了一系列的農村社區工作服務項目,以減少A鎮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犯罪風險。

(二)項目服務總體過程

因此,這個農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項目屬于A鎮新農村建設活動中的一項青少年社會服務子項目。項目名稱為“逆風飛揚”。項目首先根據相關研究并結合上述模型制訂了農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量表,對該鎮家庭環境比較復雜、失學失管、有過偏差行為的留守青少年對象共50多名進行了測試,篩選出抗逆力比較弱的14名留守青少年,再根據自愿加入的原則,最終選擇出8名留守青少年參加這個提升項目,他們的基本情況見表1。

1.基于內在保護因子的個案工作介入。在留守青少年個體層面主要采用了個案管理、成長困擾輔導、抗壓小組等方法,以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同理心、責任感、挫折耐受力、社交能力、沖動控制力等特質。項目社工首先運用個案管理模式,通過探訪、談心、幫助做農活、輔導作業、上網培訓等分別與這些留守青少年建立了良好的專業關系,讓留守青少年及其家庭對社工產生信任感并表示愿意配合項目的要求。在對項目留守青少年的個人與環境資料進行搜集、分析后加以評估,為這些留守青少年制訂個性化的服務方案。在這一過程中,社工針對留守青少年的資源與生態系統進行了走訪與了解,為整合這些資源與系統做好準備工作。針對這些留守青少年個體普遍存在的與父母關系淡漠、祖輩缺乏權威、受挫感強、易沖動、不愿與人交住等狀態,社工通過“心聲話你知”、“我的優點你來說”等小組活動等方式為他們開展了成長困擾輔導。社工還特別組織他們進行抗壓小組的活動訓練,以增加他們的抗壓能力。在抗壓小組活動中,社工努力通過為留守青少年組員營造一個真誠、有尊嚴和溫情的小組氣氛,積極引導他們歸納自己的優勢,思考自己的價值觀、優缺點、個性、人際溝通和生活目標等內容;通過與其他小組成員的溝通、探討,使留守青少年認識自我了解自我,實現自我接納、增強自我尊重與自信,學會勇敢面對自己的短處同時欣賞自己的長處。同時,還希望這幾位留守青少年在這樣一個互助團體中培養歸屬感和接納感,在體驗與他人親密交流、彼此信任的同時,學會傾聽、體察和關心他人,提高人際交往能力。

2.基于家庭支持系統的修復與再造。留守青少年家庭層面是項目的工作重點,社工通過開展家庭治療對家庭結構進行調整,對家庭成員之間的不良關系加以調整,加強留守青少年與在外父母之間的聯系。對于大多數留守青少年來說,家庭主要的問題是父母關系松懈、缺乏溝通、隔代教育方式不當、祖輩權威缺失等。針對這些問題社工一方面通過留守青少年開展“寫給遠方父母的一封信”、“每周免費電話日”、“給爸媽留視頻”等活動,要求留守青少年主動與城市父母聯系,將心理想法傳達給父母;另一方面社工通過電話與留守青少年的父母取得聯系,將告知他們的狀況并要求其父母增加聯系的時間,盡量多找機會回家看看。通過這些形式社工幫助外出務工父母與留守青少年之間重新建立起新的溝通形式,形成良好的親子互動關系與家庭環境,以提升家庭保護因子。對于有殘缺、變故或較大經濟壓力的留守家庭,留守青少年由于缺乏家庭支持關愛易導致感情冷漠、孤僻、攻擊性強的性格,因而社工主要通過村莊資源鏈接、福利支持及危機干預等方法幫助青少年減輕壓力感與挫折感,提升保護因子,如為符合條件的留守家庭申請低保、村干部定時探訪、農忙季節農活支持等。針對祖輩權威缺失管教無力的問題,社工組織留守青少年進行角色扮演,要求留守青少年從爺爺奶奶的角度思考問題,理解爺爺奶奶的不容易。此外,要給留守青少年的祖輩進行教育技巧講座,傳授隔代教育的經驗與方法。

3.基于“生—師”支持關系的學校社工干預。針對6位仍然處在義務教育階段但輟學的留守青少年,學校層面的主要社工方法是教師工作坊、建立留守檔案、學業輔導等多種形式。失學導致失管,對農村留守青少年來說,學校對其行為習慣養成有重要影響。但由于現在“讀書無用論”傾向的抬頭、學業成績不佳、缺乏家庭約束、農村學校管理松散等原因,許多留守青少年不愿讀書而輟學在家,這是留守青少年走向違法犯罪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項目社工認為讓輟學留守青少年“重返校園”是提高其抗逆力的關鍵。而農村學校干預首先要調整學校教師對留守青少年的關注度,把以往由“師”為中心的工作關系改變為以“生-師”為導向的支持關系。因此采取了A鎮初中教師工作坊的干預方法,其主要目標是通過調整教師的認知來建立教師與留守青少年的良好互動關系。由于現在的學校教育普遍存在功利性與應試性的理念,由于留守青少年的學習成績普遍不太理想且比較難管理,因此有些老師對這些所謂的“問題學生”有意識地忽視甚至排斥。因而社工在A村教師工作坊中通過案例介紹、故事分享、角色扮演的形式讓老師對原來的一些做法加以反思。教師們參加完教師工作坊后普遍認識到自己原來在學生的成長中除了學習以外能夠起到如此大的影響,認為不僅應該關心留守青少年的學習成績,更應該關心他們的全面成長。在此之后A鎮初中教師為這些留守青少年建立了日常表現檔案,從情緒、身體狀況、生活、學習情況等多角度進行觀察,既能夠及時發現留守青少年出現的風險,也方便外出務工父母細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孩子。老師還在組建各種興趣小組、學習小組、技能小組過程中,要求留守青少年積極參加,并要求成績好的同學與他們結成一幫一的支持關系,強化他們的學習生活,增加他們對學校生活的興趣。

4.基于農村社區為本的社會保護雙向服務。A鎮社區層面的保護是項目的核心內容,項目試圖將農村留守青少年服務與農村社區建設兩個層面有機結合起來,一方面通過各種社區服務活動來加強農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保護因子,另一方面通過調動村莊資源參與留守青少年保護事務反過來促進村莊社區環境的改變、農村共同體意識的形成,特別是農村社區自身能力的提升。后一層面看起來與農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并無直接關聯,但卻是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作用于農村留守青少年。因此,實際上包括兩部分工作內容,一是A鎮服務于留守青少年,二是留守青少年反向服務于A鎮,這種思路充分體現了一種社工整合性服務的目標及以“社區為本”的原則。(1)是A鎮正向幫助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如A鎮法制宣傳、A鎮福利計劃、社區支持等工作,主要通過這些方式來搭建提升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社區互動、互助支援平臺。首先A鎮政府根據這些留守青少年家庭的具體情況進行了針對性的福利支持,如辦理低保、農忙支持、費用減免等。其次社工在A鎮政府工作人員的幫助下,走訪了A鎮內的相關組織和機構,讓他們了解了留守青少年幫扶的意義及現狀,并希望他們參與到幫扶的整個過程中。在這個基礎上組織成立了由A鎮熱心人士、教師、大學生村官等組成的“知青幫”社區組織,開展“手拉手、心連心”活動,與這8位留守青少年結成對子進行一幫一的支援活動。社工在這個過程中特別注意培養村民的公共事務意識與參與意識,提高A村凝聚力。之后又在A鎮的一位大學生村官提供的一個辦公室內成立了留守青少年文化活動中心,開展一些有益于留守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科普、文娛活動,將留守青少年從不良娛樂文化、過度網絡生活中擺脫出來。(2)A鎮留守青少年反向服務于A鎮,通過這種方式讓A鎮村民更加關注他們,同時也讓村民看到他們、他們的家庭以及A鎮自身的變化。項目舉辦了“雨后彩虹”留守青少年才藝晚會,向A鎮村民宣傳及展示留守青少年的積極面貌,讓更多的A鎮村民關心留守青少年事務。社工與大學生村官制訂了留守青少年村莊服務計劃,組織各種公益活動讓這些留守青少年充分參與。如針對A鎮環境美化的活動“清潔村莊你我他”,受到村民的高度評價。

(三)多維層面的項目效果評估與反思

1.留守青少年個體層面抗逆力的評估。在項目后期,我們用同樣的量表對這8名留守青少年進行了抗逆力的后測。結果發現,這些留守青少年的抗逆力得到了明顯的提升,自我效能感、責任感、自控能力、對未來的信心等都有了較大的提高。其中的幾名輟學留守青少年全部回到了校園,學業成績也有了較明顯的進步,還有的順利考上了縣城高中。同時這些留守青少年與外出務工父母的關系有了很大的提高,祖輩對其教育狀況也有較大的改善。

2.A鎮社區層面等外在抗逆力的評估。

在對家庭、學校及A鎮村民的走訪后,也發現他們對這些留守青少年的看法有了積極的轉變,也愿意繼續關注并幫助這些留守青少年,讓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A鎮的自然環境有了很大的改觀,A鎮志愿者組織由原來的虛設變得更加具有活力。A鎮鄰里沖突現象少了,文化活動多了;網吧青少年少了,治安狀況好了。A鎮社區凝聚力提升了,對村委會的評價也高了,幾個村委會還因此得到了許多榮譽與獎勵。

3.項目整體評估與反思。通過這個農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社會服務項目,我們認為農村留守青少年在面對危機時的抗逆力是越軌犯罪行為的安全網與防火墻,設好這張網與這道墻,能更好地預防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犯罪風險及社會再適應問題。特別是在當前風險社會及轉型社會的環境下,只有讓農村留守青少年提升面對風險時的抗挫折能力,只有從家庭、學校及農村社區層面加強留守青少年外在保護因子,才能真正預防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風險問題。這個項目的特點體現在,它不同于傳統的農村社會工作單一的實務模式,實現了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及社區工作有機地整合,避免了目標單一、方法單一、成效不好的問題,充分地利用了社區的各種資源幫助農村留守青少年,對預防A鎮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起了比較明顯的作用。

當然我們也同時認識到,提升農村留守青年抗逆力是一個系統化的過程,也面臨著每個農村留守青少年各不相同的具體問題,然而相關理論并不完善,實踐也不充分。雖然在項目組中8名留守青少年的抗逆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是項目干預對象的范圍較小,只是局限在一個社區中,同時服務對象的數目也過少,在其代表性上與效度上還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日后進行相應實踐方法的系統總結與服務對象的持續跟蹤。

三、中國農村留守青少年社會工作模式的思考與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中,農村“空心化”的進程還將繼續,留守青少年的問題依然長期存在,而在缺乏農村社會公共服務的現狀下,農村留守青少年違法犯罪勢頭居高不下的現象可能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此文以一個農村社區的留守青少年為干預對象,以社會工作抗逆力理論設計服務方案,并進行過程分析與效用評估,為社會工作干預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提供了循證范例。從這個項目范例可以得出,社會工作通過功能重建、心理干預、網絡建設、資源整合等專業方法進行農村留守青少年干預具有實際價值。據此,為了減少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現象,可以進行政策創新,利用當前正著力推動的社工人才建設活動,并結合暨有農村組織網絡,積極發展社區為本、專業化、本地化的農村社工干預模式。

在農村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設計中應注意以“農村社區為本”。即無論是從中國農村社會工作發展的現狀還是從生態環境系統的理論觀點出發,在我國農村社會工作服務項目設計中,應以農村社區而非以案主個體或其家庭為核心,因為社區在其中起著環境、整合、鏈接及反饋的作用。因此,要提升農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從而預防犯罪風險,就必須結合農村社區建設,通過融入農村社區、營造農村社區、改變農村社區進而改變留守青少年。一方面,只有把農村社區建設好了,所謂的整合社區力量、挖掘社區資源、推動社區參與等農村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方法才有可能。另一方面,農村留守青少年狀況改善了反過來也會促進農村社區風貌的改變,實現農村社區提升的目標,這種思路在現實中也比較能得到所在社區的配合與支持,不會出現“剃頭挑子一頭熱”,導致很多農村社工項目無法順利落實的情況,而這一現象在現在的農村社會工作實踐中非常常見。因此,農村社區為本的留守青少年工作方法反對傳統的“方法為本”或“問題為本”的社會工作實務[12],認為抗逆力建設過程是一個強調多向互動的過程,致力于系統化的多向循環改變,一方面通過外在保護因子的提升激活留守青少年個體的主觀能動性,促進內在保護因子的形成;另一方面通過改變對農村留守青少年的認知,促進外在環境對留守青少年的支持與保護;此外,通過農村留守青少年的變化來改變外在環境,提升與實現農村社區發展。

農村青少年社會工作實務方面需要倡導整合性的服務模式。在農村社會工作實際服務過程中,必須結合當地農村社區的實況,將農村留守青少年的教育、生活與情感狀況視作一整體性、有機性的生態系統,超越傳統整體與個體、宏觀或微觀、激變或保守的二元社會工作范式,從社區、人與互動的整體觀去設計農村留守青少年服務與支持的策略。如抗逆力中的整合性服務模式反對簡單的分割內在保護與外在保護因子的作用,將農村留守青少年的問題歸結為心理或家庭等單方面的問題,主張內在保護因子與外在保護因子存在互相影響的緊密聯系,共同決定著農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強弱。并立足整個農村社區的大環境,將抗逆力的提升視為一個有機的生態整體系統[13],從“人”、“環境”與“互動”的三角關系去設計農村留守青少年預防、治療、服務及支持的策略。同時根據農村留守青少年不同的需求,整合多元化的資源及多層次的介入策略,通過不同的服務焦點及模式,以跨系統的合作方式去協助農村留守青少年提升抗逆力。

農村青少年社會工作需避免“問題化”的傾向。問題化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把農村留守青少年問題化。在一些傳統服務話語中,“留守青少年”已經被貼上了“問題青少年”的標簽,被刻板化、問題化了。只要提起留守青少年,就想起了他們“悲慘”的生活境遇、“不幸”的現實處境和“難堪”的成長記錄;只要留守青少年稍微有一些個性、沖動與叛逆行為,就容易把他們看作是問題青少年。因此農村社會工作者應注意避免這種價值判斷,把握農村青少年的成長特點與社會狀態,對他們的行為進行綜合評判。二是把社會工作服務內容問題化。比如人們往往容易認為抗逆力干預就是解決農村留守青少年的具體困難問題,但社會工作視野下的抗逆力干預更加強調優勢視角,認為壓力與風險事件在帶來問題的同時也伴隨著改變的機遇,伴隨著激發生命的潛能[14]。農村留守青少年具有自身獨特的優勢,社會工作對于抗逆力的提升就是要挖掘這種優勢,幫助農村留守青少年在一個立體、動態及建構的環境中開發潛能,彈性應對,發展自我。

基于中國農村實際狀況,發展“本地化”的農村留守青少年社工干預模式。這種“本地化”的模式并不是重新組建新的組織與成員,因為既不現實也不符合中國農村的發展現狀。而是整合既有的村委會、村民小組、群團組織、學校甚至宗族等正式與非正式組織,從理論、方法、組織、服務上進行干預。利用當前國家大力推動農村社會工作的機遇,發展農村青少年社會工作、培養專業農村社工、構建農村志愿者隊伍,形成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干預網絡。如理論上研究符合農村青少年特點的社工干預理論;方法上利用傳統農村群眾工作的優勢,形成獨特的留守青少年干預個案小組及社區工作方法;服務上提供更加鄉土性、個性化的心理介入與福利支持。此外,農村留守青少年干預中,“本地化”的社會工作模式還應特別注重當地農村的組織架構、經濟條件、人際關系、地理狀況、社會民俗及至社區文化等“地方性知識”,把握農村留守青少年獨特的身心狀況、成長生態環境等,形成有地方特點與實際的農村社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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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青少年社會工作實務方面需要倡導整合性的服務模式。在農村社會工作實際服務過程中,必須結合當地農村社區的實況,將農村留守青少年的教育、生活與情感狀況視作一整體性、有機性的生態系統,超越傳統整體與個體、宏觀或微觀、激變或保守的二元社會工作范式,從社區、人與互動的整體觀去設計農村留守青少年服務與支持的策略。如抗逆力中的整合性服務模式反對簡單的分割內在保護與外在保護因子的作用,將農村留守青少年的問題歸結為心理或家庭等單方面的問題,主張內在保護因子與外在保護因子存在互相影響的緊密聯系,共同決定著農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強弱。并立足整個農村社區的大環境,將抗逆力的提升視為一個有機的生態整體系統[13],從“人”、“環境”與“互動”的三角關系去設計農村留守青少年預防、治療、服務及支持的策略。同時根據農村留守青少年不同的需求,整合多元化的資源及多層次的介入策略,通過不同的服務焦點及模式,以跨系統的合作方式去協助農村留守青少年提升抗逆力。

農村青少年社會工作需避免“問題化”的傾向。問題化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把農村留守青少年問題化。在一些傳統服務話語中,“留守青少年”已經被貼上了“問題青少年”的標簽,被刻板化、問題化了。只要提起留守青少年,就想起了他們“悲慘”的生活境遇、“不幸”的現實處境和“難堪”的成長記錄;只要留守青少年稍微有一些個性、沖動與叛逆行為,就容易把他們看作是問題青少年。因此農村社會工作者應注意避免這種價值判斷,把握農村青少年的成長特點與社會狀態,對他們的行為進行綜合評判。二是把社會工作服務內容問題化。比如人們往往容易認為抗逆力干預就是解決農村留守青少年的具體困難問題,但社會工作視野下的抗逆力干預更加強調優勢視角,認為壓力與風險事件在帶來問題的同時也伴隨著改變的機遇,伴隨著激發生命的潛能[14]。農村留守青少年具有自身獨特的優勢,社會工作對于抗逆力的提升就是要挖掘這種優勢,幫助農村留守青少年在一個立體、動態及建構的環境中開發潛能,彈性應對,發展自我。

基于中國農村實際狀況,發展“本地化”的農村留守青少年社工干預模式。這種“本地化”的模式并不是重新組建新的組織與成員,因為既不現實也不符合中國農村的發展現狀。而是整合既有的村委會、村民小組、群團組織、學校甚至宗族等正式與非正式組織,從理論、方法、組織、服務上進行干預。利用當前國家大力推動農村社會工作的機遇,發展農村青少年社會工作、培養專業農村社工、構建農村志愿者隊伍,形成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干預網絡。如理論上研究符合農村青少年特點的社工干預理論;方法上利用傳統農村群眾工作的優勢,形成獨特的留守青少年干預個案小組及社區工作方法;服務上提供更加鄉土性、個性化的心理介入與福利支持。此外,農村留守青少年干預中,“本地化”的社會工作模式還應特別注重當地農村的組織架構、經濟條件、人際關系、地理狀況、社會民俗及至社區文化等“地方性知識”,把握農村留守青少年獨特的身心狀況、成長生態環境等,形成有地方特點與實際的農村社工模式。

參考文獻:

[1]陳衛東.我國8省市青少年違法犯罪狀況調查報告[J].中國青年研究,2009(2):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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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田國秀.從抗逆力視角對“問題青少年”實施干預[J].中國青年研究,2006,(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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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君健.社會工作介入“受艾滋病影響的失依兒童”抗逆力養成——基于河南省ZMD市的循證研究[J].青年研究,2011(3):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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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張和清.災難的社會根源與災害社會工作[J].開放時代,2011(10):6875.

[13]馬爾科姆.派恩.現代社會工作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150.

[14]席小華.小組社會工作方法運用于行為不良學生教育過程研究——以某工讀學校的夏令營為例[J].青年研究,2009(5):6070.

農村青少年社會工作實務方面需要倡導整合性的服務模式。在農村社會工作實際服務過程中,必須結合當地農村社區的實況,將農村留守青少年的教育、生活與情感狀況視作一整體性、有機性的生態系統,超越傳統整體與個體、宏觀或微觀、激變或保守的二元社會工作范式,從社區、人與互動的整體觀去設計農村留守青少年服務與支持的策略。如抗逆力中的整合性服務模式反對簡單的分割內在保護與外在保護因子的作用,將農村留守青少年的問題歸結為心理或家庭等單方面的問題,主張內在保護因子與外在保護因子存在互相影響的緊密聯系,共同決定著農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強弱。并立足整個農村社區的大環境,將抗逆力的提升視為一個有機的生態整體系統[13],從“人”、“環境”與“互動”的三角關系去設計農村留守青少年預防、治療、服務及支持的策略。同時根據農村留守青少年不同的需求,整合多元化的資源及多層次的介入策略,通過不同的服務焦點及模式,以跨系統的合作方式去協助農村留守青少年提升抗逆力。

農村青少年社會工作需避免“問題化”的傾向。問題化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把農村留守青少年問題化。在一些傳統服務話語中,“留守青少年”已經被貼上了“問題青少年”的標簽,被刻板化、問題化了。只要提起留守青少年,就想起了他們“悲慘”的生活境遇、“不幸”的現實處境和“難堪”的成長記錄;只要留守青少年稍微有一些個性、沖動與叛逆行為,就容易把他們看作是問題青少年。因此農村社會工作者應注意避免這種價值判斷,把握農村青少年的成長特點與社會狀態,對他們的行為進行綜合評判。二是把社會工作服務內容問題化。比如人們往往容易認為抗逆力干預就是解決農村留守青少年的具體困難問題,但社會工作視野下的抗逆力干預更加強調優勢視角,認為壓力與風險事件在帶來問題的同時也伴隨著改變的機遇,伴隨著激發生命的潛能[14]。農村留守青少年具有自身獨特的優勢,社會工作對于抗逆力的提升就是要挖掘這種優勢,幫助農村留守青少年在一個立體、動態及建構的環境中開發潛能,彈性應對,發展自我。

基于中國農村實際狀況,發展“本地化”的農村留守青少年社工干預模式。這種“本地化”的模式并不是重新組建新的組織與成員,因為既不現實也不符合中國農村的發展現狀。而是整合既有的村委會、村民小組、群團組織、學校甚至宗族等正式與非正式組織,從理論、方法、組織、服務上進行干預。利用當前國家大力推動農村社會工作的機遇,發展農村青少年社會工作、培養專業農村社工、構建農村志愿者隊伍,形成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干預網絡。如理論上研究符合農村青少年特點的社工干預理論;方法上利用傳統農村群眾工作的優勢,形成獨特的留守青少年干預個案小組及社區工作方法;服務上提供更加鄉土性、個性化的心理介入與福利支持。此外,農村留守青少年干預中,“本地化”的社會工作模式還應特別注重當地農村的組織架構、經濟條件、人際關系、地理狀況、社會民俗及至社區文化等“地方性知識”,把握農村留守青少年獨特的身心狀況、成長生態環境等,形成有地方特點與實際的農村社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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