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文革”記趣（續二）

他的身體大不如前，滿口假牙很不合用，口腔內膜多處磨破，造成潰瘍，人們時常見他捂著臉說牙疼，加上嚴重失眠，離了安眠藥沒法活。他對于咸寧干校整我們“五·一六”表示憤慨，一再譴責，說：“假的、假的！莫須有、逼供信！又一次延安審干！”他曾對我耳語：“假的，要挺住，吃‘安定，毒性小，藥房給買。我吃‘安定無效，勁兒大的，藥房拒售，太受罪了！”

郭小川兩次上書，第一次在向陽湖，上書干校領導，認為干校生產任務太重，“應當把干校辦成真正為黨培養干部的學?！?，遭到干校副政委的批評。第二次上書就在靜海這里，他通過南泥灣時359旅的老上級王震將軍遞給已經出來工作的胡喬木，就文藝問題寫了三千多字的意見書，認為“目前執行黨的文藝政策方面有偏差，在某些文藝理論方面（如寫真人真事）很混亂，有待澄清”，最尖銳的是建議改組以于會泳為首的文化部，恢復中國文聯和各協會的職能，團結文藝界，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反對一言堂和文化專制主義……言人之所不敢言，一直把作協的同志掛在心上。

小川還是小川，一個落魄的老革命和真正修煉到家的詩人。山高皇帝遠，我們聊了許多，主要是政局和藝術、治學和做人。他對江青提出的“三突出”倒是十分贊賞，原因是他熱愛毛澤東思想，崇拜毛澤東詩詞，一貫謳歌英雄的毛澤東時代，苦苦尋求有效歌頌新英雄人物的新方法。

義憤填膺，憂心如焚，奮起拍案，一揮而就，《團泊洼的秋天》是燃燒的火焰，暗暗送往北京難友小珊的手中：

……

在一排排紅房之間，常常聽見同志式溫存的夜話，

至于戰士的深情，你小小的團泊洼怎能包容得下，

不能用聲音，只能用沒有聲音的“聲音”加以表達。

……

郭小川被貶河南，周總理逝世，他要求回京參加追悼，“可是，他們不愿把告別總理的權利給我。我沒有病，我能走，就是爬也能爬回北京，他們還是不讓，好狠心??！”

不久，丙辰清明，北京爆發了“天安門事件”，昔日在偶像面前下跪的人要站起來。

“四人幫”被捕，郭小川的秋天終于迎來了“十月”的春天，他異常興奮，一連幾天睡不著覺，通宵亮著燈，一支接一支抽煙，煙頭燒著被子，引燃他的皮肉，全身燒傷面積70%，將自己燒死。

郭小川長了兩顆心：一顆在流血，一顆在燃燒。

郭小川到死心里還揣著一本欠賬：“作協干校這么一大批干部，將來怎么辦??！”

小川同志，我們回北京了，我們做夢也沒想到能回北京。感謝周總理，是他指令下干校的人員只轉糧油關系和工資，戶口一律不轉。也感謝您，我們的老郭，我們來墓前拜掃。您，終于笑到最后，上帝保佑，您請安息！

難產的《中國作家在干?！?/p>

1999年10月16日，文化部咸寧向陽湖五·七干校中國作家協會5連的部分人員，在北京香山第二次聚會，不覺白了青年頭。唏噓之余，感奮起來，提了許多建議，而且制定重返向陽湖的年度計劃。我提議編輯一部干?；貞涗?，大家極表贊同，推舉我、謝永旺、蕭德生負責編輯出版事宜，追思當年，留下念想。我雖然離開供職三十年的作家協會，但心系作協，更難忘長達六個寒暑干校生活的日日夜夜。積六年之辛苦，兼幾番未料的挫折，《中國作家協會在干?！肥汲?，捧之不禁凄然亦不勝欣忭。

1966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國作家協會被砸爛，工宣隊、軍宣隊進駐，然后連鍋端，斗、批、走，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下放文化部湖北咸寧五·七干校勞動改造。中國作協與中國文聯共同組成的先遣組二十七人1959年4月12日出發，開赴向陽湖畔； 大隊人馬于國慶節前的9月28日急匆匆離開無產階級司令部所在地的北京。

中國作家協會下放咸寧干校的人員，包括冰心、臧克家、張天翼、張光年、嚴文井、李季、郭小川、侯金鏡、馮牧、葛洛等知名作家在內約一百十八人，連同家屬約一百五十人。在這片土地上倒下的，侯金鏡是最為不幸的一個。

1974年12月咸寧干校撤銷，中國作協剩下的沒有結束專案審查和沒有安排工作的人員，并入文化部天津靜海團泊洼五·七干校繼續改造，著名的《團泊洼的秋天》正寫于1975年，次年秋天，“四人幫”被粉碎，劫后同慶，少了小川一人。

中國作家協會指導下的中國文壇，歷來就是政治斗爭敏感的神經和制勝的突破口，因此，中國作家協會十年“文革”中長達六年之久的干校生活，構成“文革”時期的一個縮略的人生，何況四十五位作者多角度地記述了各自痛切的感受，對當年生活的細部和心靈的深處都有新的開掘?？傊?，不論眾作者從什么角度去感受、去評價“五·七道路”，都是那個時期真確不刊的證言，是重修“中國作家協會發展史”和“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第一手資料。

患難中有同情，勞碌中有幫護，私語中有義憤，沉默中有腹誹，悲苦中有歡愉，面對萬物競榮的大自然呼天搶地時，也有過依稀忘我的賞心悅目。編稿過程中，我們怦然心動，淚水模糊了眼睛。

為編這部書，大家累壞了，我自己付出的精力（從約稿、催稿、改稿、多次校稿到各方聯系出版社）比編自己的書付出的要多很多，終于完成了，自感欣慰。

書編成后，沒錢出版。作家協會的事，作家協會應該管，記述作家協會在干校的書由作家出版社出名正言順。一次會上，我向作協黨組副書記王巨才提及此事，他極表贊成，正聊間，恰好作家出版社的負責人來，王巨才請他玉成此事，負責人很痛快，笑著說：“可以嘛，最少得拿三萬塊?！蓖跽f：“你們就知道賺錢，賺到干校受苦的老作家頭上了！”負責人說：“那你黨組撥款?！薄澳銈冑嵞敲炊噱X，做點好事吧?！薄凹热煌鯐浾f話了，減一萬，兩萬吧！閻綱你看？”我笑了笑，王巨才沒有笑。

又過幾年，黨內進行“先進性教育”，作協黨組請來離退休干部給黨組提意見，會上，召明、李昌榮、林紹綱等老同志提出作協理所當然地出版 《中國作家協會在干?！?，這是老作家們的精神遺產啊，是中國作家協會的活檔案??！眾聲諤諤，感動了主持會的黨組書記金炳華，當場指示作家出版社把書稿接下來。endprint

老同志們把這一好消息告訴我（早在1986年我就離開了作家協會），我卻十二分地憂慮，不相信作家出版社能夠做出這樣的犧牲，但難友們一再動員“不妨試試”，同我合編此書的謝永旺，也勸我盡量爭取，我便聯系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張玉太，重新整理散亂的電子版，把一堆堆亂碼一個個改正過來，又多方征集干校的照片，那個麻煩勁啊一言難盡！終于出校樣了，我們三位編者反復校對，一年后，書出版。我們幾十位老同志感謝作家出版社，感謝作協黨組。一個雙休日，我們集中到一起，打包送往作者和作協各部門。傳來的消息卻是“事涉干校，而且有 ‘五·一六，暫停發行！”書成六年了，好容易出版，又壓了下來。我不明白，人民文學出版社能出版發行 《向陽情結》《向陽湖文化人采風》，作家出版社為什么不能出版發行《在干?！?？

可是，《中國作家協會在干?！吩诘叵铝鱾髦?，網上的反應一直是感傷的、正面的，網民們慶幸“文化大革命”徹底被否定，人們對書后附錄的《干校人員名單》中的死亡者特別敏感。后來，我發現書店里公開出售，我真的給弄糊涂了。

鄧小平、黨中央三十多年前就做出決定：“徹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集中營式的“五·七干?！编淙艉s卻提都不許提，作協黨組書記的黨性到底哪去了？

錢鐘書說：記這，記那，

怎么不記“五·一六假案”寫《記愧》？

楊絳寫成《干校六記》，大陸不敢出，拿到香港，1981年5月出版，胡喬木發現了，批了十六個字的贊語：“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纏綿悱惻，句句真話?！蓖?月，北京出版了?！陡尚Ａ洝肥蹠?，據楊絳回憶，丁玲說《班主任》是小學級的反共，《人到中年》 是中學級，《干校六記》是大學級?！陡尚Ａ洝?只許“在柜臺底下賣”。1986年北京出版了第二版，香港亦已再版。歷史不可侮，《干校六記》不脛而走，自由流傳，風行一時，誰敢擋！

《中國作家協會在干?！烦霭姘肽旰蟮?007年7月，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了唐筱菊主編的 《在“五·七干?！钡娜兆印?，書中收入蕭克、張中行、于光遠、龔育之、王蒙、舒蕪、鄔吉成、新鳳霞等回憶五·七干校政治運動真相的文章，張穎寫了《外交部“五·七干?！鄙⒂洝?。書中還引用了《中國作家協會在干?！分械囊欢卧?，贊賞我寫干校時所把握的基調：“怨也向陽、念也向陽”。

至于“事涉 ‘五·一六”，也不是理由，外交部關于干校的回憶就直逼慘無人道的“五·一六”大洗劫。

我想起《干校六記》那篇著名的序言：

楊絳寫完《干校六記》，把稿子給我看了一遍。我覺得她漏寫了一篇，篇名不妨暫定為《運動記愧》。

學部在干校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搞運動，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兩年多的生活是在這個批判斗爭的氣氛中度過的；按照農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運動的節奏一會子加緊，一會子放松，但仿佛間歇癥，疾病始終纏住身體?！坝泟凇?，“記閑”，記這，記那，都不過是這個大背景的小點綴，大故事的小穿插。

現在事過境遷，也可以說水落石出。在這次運動里，如同在歷次運動里，少不了有三類人。假如要寫回憶的話，當時在運動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們也許會來一篇《記屈》或《記憤》。至于一般群眾呢，回憶時大約都得寫 《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涂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伙兒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己是懦怯鬼，覺得這里面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只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也有一種人，他們明知道這是一團亂蓬蓬的葛藤賬，但依然充當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蘆案”。按道理說，這類人最應當“記愧”。不過，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也無愧作于心。他們的忘記也許正由于他們感到慚愧，也許更由于他們不覺慚愧。慚愧常使人健忘，虧心和丟臉的事總是不愿記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記憶的篩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凈。慚愧也使人畏縮、遲疑，耽誤了急劇的生存競爭； 內疚抱愧的人會一時退卻以至于一輩子落伍。所以，慚愧是該被淘汰而不是該被培養的感情； 古來經典上相傳的“七情”里就沒有列上它。在日益緊張的近代社會生活里，這種心理狀態看來不但無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覺到它也罷，落得個身心輕松愉快。

《浮生六記》——一部我不很喜歡的書——事實上只存四記，《干校六記》理論上該有七記。在收藏家、古董販和專家學者通力合作的今天，發現大小作家們并未寫過的未刊稿已成為文學研究里發展特快的新行業了。誰知道有沒有那么一天，這兩部書缺掉的篇章會被陸續發現，補足填滿，稍微減少了人世間的缺陷。

錢鐘書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要是說楊絳的反黨是“大學級”的，那么，錢鐘書的反黨就是“研究院級”的了。

我也想到任老極其沉痛的感嘆。早在1996年，可敬的任繼愈，對研究“向陽湖文化”的李城外說，那是個知識分子最不值錢的時代。文化人不受尊重，但他們最可愛、最可貴，返城后彌補失去的光陰，他們代表著中國文化的精英。兩年后，任老又寫信給李城外說：“寄來《向陽情結》、《向陽湖文化人采風》兩書收到，多謝！后來人如寫文化大革命史 ‘儒林傳，這是一批極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此種野史的真實性或為正史所不及。如果不是你們的推動，這些內容的史料將自然無形地湮滅，豈不可惜？”

2009年最后的一天，《周末》第二十三版發表“五七干校問題研究家”陳遼有感于賀歲片《三槍拍案驚奇》的“夠爛”而寫的《閻綱在“五·七”干校的拍案驚奇》，其實就是中國作家協會和所有的“五·七”干校的拍案驚奇。

剛進入2010年，陳遼評介《中國作家在干?！窌r用了這樣一個標題：“終于有了真正的干校文學”。

2010年6月，中央電視臺一頻道《記憶》欄目導演齊葳女士，就當年文化部湖北咸寧“向陽湖五·七干?！钡木襁z產問題對我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原總編陳早春進行采訪，《中國作家協會在干?！?一書里作家們的照片和回憶成了她十分珍貴的資料。

《中國作家協會在干?！钒档乩锓判?，它在經歷過干校生活的人們及其親屬中互相傳看，讀者像滾球越來越多。某日，出版社的那位“負責人”遇見我，連說：“書收到了，這本書好，應該出！絕對應該出！”就這么一個瞬間，我改變了他那回留給我的出版商的不良印象。

難忘的1966！難忘的“五·一六”、“九·一三”和“團泊洼的秋天”！

啊，都付笑談中。

（選自《文匯讀書周報》2014年6月13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