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覺的發展與習得

李佳源

(西華師范大學管理學院, 四川南充 637009)

1 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小部分正常人(約4%)聲稱當他們聽音樂時可以看到顏色, 當聽或說詞匯時嘴里會感覺到味覺, 當看到字母或數字會感覺到某種特定顏色, ……這種奇異的現象, 就被稱為聯覺(synaesthesia)。聯覺是由一種感覺引起另一種感覺的心理現象(黃希庭, 2007; Simner, 2012)。引起聯覺的誘發刺激稱為誘發物(the inducer), 誘發刺激引發的感覺稱為伴隨體驗(the concurrent),如聯覺可以是被嘴里的味覺、數字、詞語、時間等不同的誘發物引起, 可能激發像聲音、形狀、顏色、味覺、氣味、觸摸感覺等等不同的伴隨體驗。自1812年Sachs第一次對聯覺現象進行描述以來(Jewanski, Day, & Ward, 2009), 超過60多種聯覺已經被報道(Novich, Cheng, & Eagleman, 2011)。

近年來, 隨著認知心理學和神經生理學的不斷發展, 對聯覺的研究呈“井噴”之勢, 從以往單一的行為實驗轉向利用神經成像技術探究聯覺者的腦機制。不少研究者使用神經成像技術(fMRI和PET)發現顏色聯覺者大腦的V4區有增加的白質(Rouw, Scholte, & Colizoli, 2011)和灰質(H?nggi,Beeli, Oechslin, & J?ncke, 2008; Weiss & Fink,2009; Banissy et al., 2012), V1區和V2區也有增加的灰質(Rouw & Scholte, 2010; J?ncke, Beeli, Eulig,& H?nggi, 2009), 這些研究顯示出聯覺者與非聯覺者存在大腦結構的差異, 這種差異不僅僅存在于某一特定大腦區域, 而且還存在于不同的大腦區域(Rouw et al., 2011)。那么聯覺者與非聯覺者這種大腦結構上的差異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種回答就是先天基因遺傳造成了這種大腦結構的差異, 所有的人都是天生的聯覺者, 但大多數人隨后由于神經突觸的修剪而丟失了這種跨通道連接(Spector & Maurer, 2009; Wagner & Dobkins,2011)。然而目前的基因遺傳研究卻無法解釋兒童的聯覺關聯(Synaesthetic associations)為什么比成人更不穩定, 為什么這些聯覺關聯需要經過數年之后才逐漸地變得穩定(Simner, Harrold, Creed,Monro, & Foulkes, 2009), 也不能解釋為什么會在誘發物與伴隨物之間制造某種特定的關聯, 比如為什么一個聯覺者將字母Y與淡黃白色相關聯(Ramachandran, Hubbard, & Butcher, 2004), 而另一個聯覺者卻將它與淡黃綠色相關聯(Spector &Maurer, 2009)?；诖? 一些研究者提出聯覺具有后期發展習得的可能(Deroy & Spence, 2013;Rothen & Meier, 2014; Watson, Akins, Spiker,Crawford, & Enns, 2014), 并通過一系列的行為實驗試圖證實這種可能性。那么聯覺是否具有發展的可能？如果聯覺具有后期發展的可能, 那么非聯覺者能否通過關聯訓練成為聯覺者？這已經成為近期聯覺研究中最具有爭議性的問題, 得到了聯覺研究者廣泛的關注, 因此本文以常見的顏色聯覺以及其他類型聯覺為例, 以新的視角總結前人對聯覺的發展、訓練以及可習得性的相關研究成果, 分析與討論非聯覺者是否可以通過訓練產生聯覺體驗以及能否成為真正的聯覺者, 期望喚起更多研究者對聯覺的新思考。

2 聯覺的發展

聯覺具有家族遺傳性, 至少40%的聯覺者有一個具有聯覺的直系親屬(Barnett et al., 2008), 不同類型的聯覺能在同一個家族中出現, 不同類型聯覺可能與基因相關。Bargary和Mitchell (2008)顯示了在直接控制皮層連接的基因中的突變是如何導致聯覺的, 并且解釋了在軸突指導、邊界形成或修剪中的差異如何在獲得聯覺體驗的臨近區域之間創造直接、前饋的連接。Asher等人(2009)做了聽覺—視覺聯覺的第一個建立在43個多重家庭的全基因組連鎖研究, 結果顯示聽覺—視覺聯覺是與多重而非唯一的基因位點相關(2q24, 5q33,6p12, 12p12)。而Tomson等人(2011)將DNA關聯分析和嚴格的分型方法相結合來研究顏色序列聯覺(顏色周日、月份、字母和數字)的基因機制, 他們發現顏色序列聯覺是與在16q12.2-23.1區域的一個基因相關, 并給出了6個備選基因：GABARAPL2、NDRG4、PLLP、KATNB1、CIAPIN1以及GNAO1。

聯覺的基因遺傳性表明基因傾向在決定聯覺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并沒有表明基因遺傳就是決定聯覺的唯一因素。某些聯覺者可能對誘發刺激的低層次視覺形式敏感, 而某些聯覺者則不一樣, 比如一個看見數字“6”體驗到粉紅色顏色的聯覺者, 他可能將他的這種粉紅色體驗描述成一種漂浮在外部空間中不同位置的一塊斑點——在他的頭部左邊30厘米和前邊1米處, 這種描述就會是一個直接的感覺體驗描述, 數字“6”與粉紅色相關聯, 而不是概念“6”。然而同樣的聯覺者無論看見書面詞“六”、骰子上的6個點、數詞6、豎的6個指頭還是作為一個思想的6, 他都體驗到粉紅色的顏色, 那么這種聯覺就應是概念誘發, 因為它涉及對誘發刺激的具體特征進行一種抽象, 概念“6”與粉紅色相關聯, 而不是數字“6”。

但問題在于, 如何來評定聯覺者的粉紅色體驗是數字“6”的視覺形式誘發還是概念詞“6”誘發呢？一種評定方式是看不同視覺形式的數字(或字母)是否會誘發相同的伴隨體驗, 如果一個聯覺者描述了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數字(或字母)的不同視覺形式都是一種顏色, 那么就可以斷定不是視覺形式誘發了聯覺, 而是語言或概念范疇誘發了聯覺。在大多數字母-顏色聯覺中, 視覺上不同的形式能誘發相同的顏色, 只要它們是屬于同一語言范疇, 即‘a,a, A, a’和‘a’可能都被體驗為紅色(Simner, 2012)。在序語言人格化聯覺中, 語言序列, 比如字母、數字、周日和月份會導致一種人格化類型和性別, 比如字母a可能是一個忙碌的母親, 而數字9可能是一個忠實的丈夫(Simner &Holenstein, 2007)。而在詞匯-味覺聯覺中, 詞匯誘發事物味覺體驗, 這些體驗要么可能是感覺的,即在嘴里對氣味的感知, 要么可能是概念的, 即心理關聯到一種食物類型, 比如, 聯覺者A面對詞匯“John”時, 在嘴里體驗到食物的氣味, 然而聯覺者B面對著詞匯“Shoulder”時, 卻體驗到食物的概念(Simner, 2012)。這些事實說明這些聯覺的伴隨體驗可能依賴于誘發物(比如字母、數字、詞匯等)的概念范疇, 而不依賴于它們的視覺特征。當聯覺第一次被建立時, 對視覺特征敏感可能出現在兒童的早期階段, 然而一旦這些關聯被形成(即誘發物和它們相應的伴隨體驗關聯), 那么聯覺體驗就可能對視覺特征不敏感(Simner &Haywood, 2009)。因而聯覺可能涉及兒童后期形成的高層次認知, 比如字母-顏色聯覺, 由字母體驗到顏色的成人聯覺者可能被這個字母的概念范疇(語言或概念范疇)所激發, 即使最初的字母與顏色的關聯在兒童時期被建立在視覺特征基礎上。

為了實時地探究在兒童時期聯覺的發展,Simner等(2009)對英國21所小學年齡在6～7歲的600名兒童進行了字母-顏色聯覺的行為測試, 經過字母-顏色一致性的評定程序, 確立了47個具有潛在聯覺的兒童。一年之后, 再用相同的程序對這47個兒童進行測試, 有8個兒童依然具有字母-顏色一致性, 這8個兒童被視作是真正的聯覺者, 而其他39個則被看作具有較高記憶力的非聯覺者。他們同時還發現這8個字母-顏色聯覺者習得了平均6.4個新的字母-顏色關聯, 即6～7歲的兒童聯覺者有平均10.5個穩定的字母-顏色關聯,而在同樣測試中的8～9歲的兒童聯覺者卻有平均16.9個穩定的字母-顏色關聯。Simner和Bain(2013)在4年之后又用相同的程序對10～11歲的這些兒童進行了測試, 看這些聯覺者在4年后是否還會有一致性關聯表現, 是否還會有一致性的字體-顏色關聯的進一步增加, 是否一些兒童的聯覺會消失。測試結果顯示之前的8個聯覺者中還有5個符合聯覺的標準, 而且這5個聯覺者的字母-顏色關聯進一步地增加到了平均25.7個。西姆納等人的研究一方面表明了一些兒童在早期具有聯覺體驗特征, 而隨著年齡的增加會消失,許多兒童早期可能都是潛在的聯覺者, 然而隨著之后的神經突觸的修剪使得大部分兒童的跨通道連接分離, 而一小部分的兒童由于修剪不充分而繼續保有跨通道連接(Maurer & Mondlach, 2005;Hochel & Milán, 2008), 即使是同卵雙胞胎也會出現一個具有聯覺, 而另一個沒有發展出聯覺的情況(Smilek et al., 2002)。另一方面, 他們的研究發現兒童聯覺的一致性關聯會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加, 這個發現與兒童習得字母表與數字的發展階段相吻合, 由于字母-顏色聯覺是與被習得的語言符號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它不可能是在嬰兒時期就已經如此存在, 雖然神經影像數據表明了在嬰兒時期感知語言的外側裂語言區域已經形成(Dehaene-Lambertz et al., 2006), 但僅僅是在具體的語言詞匯被習得之后, 用于驅動字母-顏色聯覺的表征類型才能被建立。

隨后, Meier, Rothen和Walter (2014)又探究了439名年齡跨度為18～91歲成年人的字形-顏色聯覺一致性的發展情況。他們使用相關性和準實驗的方法檢測了一致的字形-顏色關聯以及評定了其與年齡的關系, 結果顯示少量一致性的字形-顏色關聯會有與年齡相關的下降。由于之前的研究發現在兒童和少年時期一致性的字形-顏色關聯會增加(Simner et al., 2009; Simner & Bain,2013), 與這個結果一起表明字形-顏色聯覺體驗的變化呈現一種類似于許多其它認知功能的倒U形曲線(Shing & Lindenberger, 2011; Weiermann &Meier, 2012)。同時他們也評定了色譜的寬度, 結果顯示最常見顏色詞的出現, 比如紅、藍、綠, 不會隨著年齡增長而發生變化, 黃色、橙色、品紅色等二次色隨著年齡增加很少會出現, 然而褐色、灰色和白色等非情感顏色則會隨著年齡增加會經常出現。這一結果表明字形-顏色關聯的一致性具有與年齡相關的下降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偶然的結果, 它們可能是與成年人發展過程中顏色感知與識別的系統變化有關。隨著年齡的增加,一些字形不再誘發聯覺顏色, 特定的關聯也可能會丟失, 這說明在聯覺的關聯一致性變化中會涉及到低層次的感覺加工與高層次的認知加工。隨著年齡的增加, 二次色的加工(黃色、橙色、品紅色)會減少, 使得它們的感知會變得越來越弱, 甚至于會消失, 在誘發物與伴隨物之間的關聯很可能向柔和色(褐色、灰色和白色)變化, 最后這個關聯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 比如, 一個黃色伴隨體驗可能向白色衰退, 而再以后這種白色伴隨體驗則可能完全消失。這種變化與重組與記憶類似(Nader & Hardt, 2009), 一些字形-顏色關聯由于衰退感覺加工會被重建, 而這些重建的關聯也可能會丟失。

所有這些研究表明在嬰兒時期的聯覺不是一個最終的結果, 相反地, 它僅僅是一個發展的起點。兒童時期聯覺關聯的一致性和寬度會隨著年齡增大而增加, 在青年時期聯覺的關聯一致性會變得相對穩定, 而聯覺關聯的寬度則會達到最高峰值, 然而在中年、老年時期, 聯覺關聯的一致性和寬度會逐漸下降, 甚至有些聯覺關聯會完全消失(圖1)。因此, 聯覺關聯不是完全被基因所決定,不少聯覺關聯后期可能會發展變化, 而聯覺關聯的這種發展變化可能會涉及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比如基因、大腦、環境與文化等, 它們可能共同影響聯覺的發展變化(Rouw & Scholte, 2010; Ronga,Bazzanella, Rossi, & Iannetti, 2012)。

圖1 聯覺關聯一致性發展變化情況

3 聯覺可訓練習得嗎？

既然聯覺可以發展變化, 那么就會出現與此相關的、令人感興趣的問題：(1)非聯覺者經過適當的配對關聯訓練能否具有聯覺者的行為？(2)非聯覺者經過適當的配對關聯訓練能否變成真正的聯覺者？以往有兩種測試方法用于證實真實的聯覺者, 一種是聯覺Stroop測試, 其常被用作證實真實聯覺者的一種診斷標記(Dixon, Smilek, &Merikle, 2004; Ward, Li, Salih, & Sagiv, 2007)。在聯覺Stroop測試中為聯覺者提供具有顏色的字母,一些字母的顏色與聯覺體驗到的顏色是一致的,而一些字母顏色則與聯覺體驗到的顏色不一致。聯覺者需要說出每個字母的顏色, 當一些字母顏色與聯覺者體驗到的顏色不一致時, 聯覺者說出字母的顏色會比一致時慢, 甚至有時也會說錯。另一種是聯覺條件反射測試, 在聯覺條件反射測試中為參與者(包括聯覺者和非聯覺者)在習慣化、條件反射和消退三個不同的階段呈現不同顏色的幻燈片, 在適應階段隨意地將所有顏色(綠、藍、白、紅及黃)的幻燈片為參加者呈現多次, 而白色的幻燈片標有能誘發聯覺顏色體驗的一個字母D(或其他的字母); 在條件階段幾張作為條件刺激的幻燈片, 即藍色幻燈片總是被驚叫之聲伴隨,按照一個固定的偽隨機序呈現給參與者, 而其他顏色的幻燈片則不伴有驚叫之聲。在消退階段,藍色幻燈片和白色幻燈片用交替的方式反復呈現多次（見圖2）。通過皮膚電導反應檢測發現, 在條件階段的所有參加者對藍色幻燈片都有驚叫之聲誘發的皮膚電反應, 而對于標有字母D的白色幻燈片只有聯覺者才會顯示由驚叫之聲誘發的反應, 非聯覺者則沒有(Bechara et al., 1995)。

圖2 聯覺條件反射測試(Bechara et al., 1995)

到目前為止, 為數不多的行為研究試圖通過對非聯覺者進行配對關聯訓練來誘發聯覺(見表1)。這些研究針對顏色聯覺類型, 較早期的兩個(Kelly, 1934; Howells, 1944)是聲音-顏色配對關聯訓練, 而近期的訓練是與人后期習得的語言、概念、技能密切相關的字母(數字、字形)-顏色和游泳-顏色配對關聯訓練。這些研究使用了不同的訓練模式, 比如反復試驗, 要求當在呈現一個音調或字母時, 被試需從幾個顏色斑點之間選擇,并對被試的每一次選擇進行反饋(Howells, 1944;Brang, Kanai, Ramachandran, & Coulson, 2011);被試以自己的速度閱讀帶有顏色字母的小說(Colizoli, Murre, & Rouw, 2013); 完成對帶有顏色字母的快速視覺搜索任務(Kusnir &Thut, 2012);甚至于為了將特定數字與顏色相關聯而進行催眠后指令(Cohen-Kadosh, Henik, & Walsh, 2009)。訓練時間長度也從幾分鐘(Nunn et al. 2002)到20多天(Kelly, 1934)不等。大部分研究都進行了聯覺Stroop測試, 其中3個研究不僅僅進行了聯覺Stroop測試, 而且還進行了聯覺條件反射測試(Meier &Rothen, 2009; Rothen, Wantz, & Meier, 2011; Rothen et al., 2013)。只有3個研究在實驗中沒有使用聯覺Stroop測試, 在Kelly (1934)的研究中使用的是內省報告, 將“如果音調能夠喚起被試者自動的感覺或顏色影像, 那么一個真實的條件反射就已經被建立”作為內省的標準。Cohen-Kadosh等人(2009)采用了數字覺察任務(Digit Detection Task)測試, 在數字覺察任務中, 被試需要覺察一個色彩背景上的消色差的數字是否與數字指定的顏色一致或不一致。而Brang等人(2011) 采用了建立在認知加工而非感覺加工基礎上的情景啟動效應測試。

目前有兩個研究聲稱訓練后的非聯覺者有聯覺體驗(Howells, 1944; Cohen-Kadosh et al., 2009)(見表1)。一個來自于早期Howells (1944)的研究,這個研究對8個非聯覺者進行了聲音-顏色配對關聯訓練, 通過聯覺Stroop測試發現訓練后的非聯覺者具有聯覺Stroop效應, 據此認為非聯覺者訓練后具有聯覺體驗。另一個來自于Cohen-Kadosh等人(2009)的研究, 這個研究使用催眠后指令方式對12名非聯覺者進行數字-顏色配對關聯訓練,除了收集現象的報告之外, 這個研究還要求被試完成一個數字覺察任務。這個研究的結果表明,在現象的報告層面, 在催眠后暗示組的被試都報告了與先天聯覺者相匹配的現象, 是一致的、自動的、日常生活中發生的, 而通過數字覺察任務的完成情況分析后認為催眠后暗示組的被試具有一種新的聯覺體驗。

表1 習得訓練與效應

這兩個研究沒有給出直接的證據或強有力的證據來證實非聯覺者經過配對關聯訓練后能成為真正的聯覺者。雖然在這兩個研究中的非聯覺者都報告有顏色體驗, 顏色體驗都具有類似于真正聯覺體驗的表現, 比如自動性和一致性, 單向而非雙向的, 但問題在于現象報告是主觀的、內省性的(Deroy & Spence, 2013), 相似的行為表現并不能充分地說明這一現象就是聯覺。配對關聯后非聯覺者出現類似于聯覺者的表現, 極大可能是配對關聯訓練強化了記憶, 一種感覺的體驗總是喚起先前與此種感覺相對應的一種記憶搜索。比如在字體-顏色聯覺中, 如果在最初的體驗中, 字母Y是與淡黃白色相關聯, 那么在經過關聯強化訓練之后, 字母Y與淡黃白色的關聯被編碼于記憶中, 隨后當單獨體驗字母Y時, 將會喚起此種關聯的記憶, 此種記憶最終將導致對這些顏色體驗的提取。如果是這樣, 那么訓練得到的類似聯覺的行為就僅僅是一種關聯記憶的加工過程(Prescott, 2012), 不是一種真正的聯覺行為。Howells (1944)的研究雖然發現非聯覺者在聯覺Stroop任務中有類似于聯覺者的行為, 然而聯覺Stroop效應僅僅是聯覺的必要而非充分的條件,聯覺Stroop測試對于評定一種語義關聯的強度是非常有用的, 但對于評定什么是聯覺體驗(或什么是聯覺)卻是失敗的(Meier & Rothen, 2009; Deroy& Spence, 2013)。真正的聯覺者會同時具有聯覺Stroop效應和聯覺條件反射, 但從目前的研究發現聯覺者具有聯覺Stroop效應卻不具有聯覺條件反射(Meier & Rothen, 2009; Rothen et al., 2011;Rothen et al., 2013)。Cohen-Kadosh等人(2009)的研究采用了催眠后暗示的訓練方式進行配對關聯訓練, 得到催眠后暗示誘發了類似于先天字形-顏色聯覺的跨通道體驗, 而對于這一結果的解釋更多可能是一種心理意象, 而非是一種聯覺體驗,因為他在實驗中給出如此指令“看這個顏色, 這是數字×的顏色, 無論你什么時候看見、思考、或想象到它, 你總是感覺它為這個顏色”, 這一指令更多可能是與催眠后心理意象的誘發相關, 易受暗示影響的個體往往具有更加生動的視覺心理意象(Crawford, 1982; Rader & Tellegen, 1987)。實際上, 在Cohen-Kadosh等人(2009)之前有一個實驗報道了相似的現象(Leuba, 1940), 在催眠的條件下, 將一個被試的手臂摩擦與防腐油的味道配對關聯, 后來這個被試的手臂只要摩擦時, 他就會有防腐油的嗅覺意象, 而在這個實驗中將這種現象描述為是一種條件反射的心理意象。對于這種催眠后暗示到底誘發的是一種心理意象還是一種聯覺體驗, 還需要我們將來通過使用神經影像來測試大腦特定領域的激活情況, 比如在字母-顏色聯覺中, 大腦V4區有相應的激活, 但在一種心理意象中, 大腦V4區通常不會顯示一種激活。

目前9個研究得出非聯覺者經過配對關聯訓練后不會產生聯覺體驗(Kelly, 1934; Nunn et al.,2002; Meier & Rothen, 2009; Rothen et al., 2011;Brang et al., 2011; Kusnir & Thut, 2012; Niccolai et al., 2012; Rothen et al., 2013; Colizoli et al., 2013)(見表1)。Kelly (1934)的研究使用的是參與者的現象報告, 非聯覺者經過配對關聯訓練后被問是否有與聲音相關聯的顏色體驗, 部分非聯覺者報告沒有任何穩定的顏色體驗, 這個研究由此斷定聯覺體驗不能訓練習得。Nunn等人(2002)的研究使用fMRI測試發現經過關聯配對訓練后的非聯覺者不像聯覺者一樣在V4/V8區有激活現象出現。而Brang等人(2011)的研究則使用ERP實驗測試發現訓練后的非聯覺者有建立在認知加工基礎上的情景啟動效應, 而不像聯覺者建立在感覺加工基礎上的情景啟動效應。其余的6個研究對關聯配對訓練后的非聯覺者進行了聯覺Stroop測試,Kusnir和Thut (2012)的研究發現具有弱的聯覺Stroop效應, 再加上訓練后的非聯覺者報告沒有顏色體驗, 因此這個研究斷定訓練關聯在本質上不同于聯覺。Colizoli等人(2013)的研究發現訓練后的非聯覺者具有聯覺Stroop效應, 但無感覺擁擠效應, 而無感覺擁擠效應說明配對訓練后的關聯不具有聯覺的感覺性質。Niccolai等人(2012)的研究也發現訓練后的非聯覺者具有聯覺Stroop效應, 然而他們通過使用ERP測量發現聯覺與訓練后獲得的關聯具有不同的神經加工; Meier和Rothen (2009)、Rothen等(2011)以及Rothen等人(2013)既進行了聯覺Stroop測試, 還進行了條件反射測試, 他們都發現訓練后的非聯覺者會顯示出聯覺Stroop效應, 然而都沒有顯示出一種條件反射。

從這些研究證據可以看到, 訓練關聯與聯覺存在不少的差異, 雖然訓練關聯也會顯示聯覺Stroop效應, 然而不會顯示出一種聯覺的條件反射, 而聯覺既會有聯覺Stroop效應, 也會有聯覺的條件發射。訓練關聯與聯覺有不同的加工基礎,訓練關聯主要涉及高層次的認知加工, 而聯覺還涉及低層次的感覺加工。另一方面, 目前大部分訓練研究僅僅是在配對關聯訓練后就對關聯的一致性進行測試, 沒有為這種關聯的長期一致性提供證據, 比如在半年或更長時間之后, 再對這些非聯覺者進行關聯一致性測試, 看看他們是否還具有這種關聯一致性。只有一個研究在配對關聯訓練后6個月再對這些非聯覺者進行了關聯一致性測試, 然而遺憾的是, 這個研究發現在6個月之后, 這些非聯覺者既沒有那種訓練的配對關聯,也沒有顯示一種聯覺Stroop效應(Colizoli et al.,2013)。更為重要的是, 當前唯一一個對單詞-顏色關聯訓練后的非聯覺者使用fMRI進行的大腦激活情況測試表明, 相對于真正的聯覺者, 這些訓練后的非聯覺者大腦V4區沒有被激活(Nunn et al., 2002)。雖然這個研究還不足以說明訓練后的非聯覺者就不能變成真正的聯覺者, 因為它的訓練時間僅僅只有幾分鐘, 而已有神經影像研究測試了兒童閱讀技能的發展(McCandliss, Cohen, &Dehaene, 2003)以及視運動技能——雜技對大腦白質束變化的影響(Scholz, Klein, Behrens, &Johansen-Berg, 2009), 發現對較長期的學習閱讀作出反應的腹側視覺區域有重組現象以及一些較長時間的復雜視運動——雜技訓練能夠改變健康成年人大腦中的白質束結構, 這說明某種技能經過較長時期的訓練可能會改變大腦的結構。但是聯覺者與非聯覺者的根本性區別就在于兩者在聯覺體驗期間大腦激活情況存在差異, 兩者大腦結構存在差異(Rouw et al., 2011), 只要能再顯示經過較長時間關聯訓練后的非聯覺者大腦的特定區域是否會出現對應的激活, 大腦結構是否會發生一些改變, 那么就能最終證實關聯訓練后的非聯覺者能否成為真正的聯覺者。

因此, 雖然訓練后的非聯覺者具有一些類似于聯覺者的表現, 但現有的研究證據越來越多地顯示出訓練關聯與聯覺存在不少差異, 訓練后的非聯覺者可能無法變成真正的聯覺者。如果關聯訓練后的非聯覺者不能變成真正的聯覺者, 那么我們又如何解釋在一些聯覺的發展過程中獲得了一些新的刺激物與伴隨物的配對關聯呢？這是我們需要進一步解釋的問題, 一種可能就是聯覺者的大腦神經結構中天生就具有負責低層次感覺以及高層次語言和概念加工的大腦神經區域, 在聯覺的發展過程中, 由于聯覺者不斷與外在的文化、語言環境交互, 比如習得新的語言、概念等,而這些新習得的語言、概念就會激活負責高層次語言和概念加工的大腦神經區域而產生新的聯覺關聯。那么在聯覺的大腦神經結構中有沒有這樣一個進行高層次語言和概念加工的區域呢？這樣一個最可能的區域是前顳葉(the anterior temporal lobe), 目前的顏色聯覺研究發現, 聯覺顏色體驗激活了高層次的大腦皮層區域, 而真實顏色則沒有(Van Leeuwen, Petersson, & Hagoort, 2010)。前顳葉是進行語言、概念高層次認知加工的核心區域(Patterson, Nestor, & Rogers, 2007), 并且前顳葉對于促成概念對象與它們的標準顏色之間的關聯起到重要的作用, 而這種關聯與聯覺中刺激物與伴隨物之間的關聯類似(Chiou &Rich, 2014)。

當然, 我們有一種將訓練關聯納入到聯覺中的簡單辦法, 那就是改變我們以往對于聯覺的界定。心理學對聯覺的界定基本上以跨通道的感覺特征為標準, 即一種感覺誘發另一種感覺的現象,以這種標準對聯覺進行界定, 那么語言與文學中的隱喻、美學中的通感以及這里的訓練關聯都可納入聯覺的范疇。雖然心理學將聯覺定義為一種感覺誘發另一種感覺的現象, 但是心理學的聯覺研究視角卻是將聯覺嚴格限定為少數人擁有且具有遺傳性的, 這樣又會將語言與文學中的隱喻、美學中的通感以及這里的訓練關聯排除在外。一些學者為了消解這樣的矛盾, 提出將聯覺分為強聯覺和弱聯覺(Martino & Marks, 2001; Sakamoto& Utsumi, 2009; Nakamura, Sakamoto, & Utsumi,2010; 劉思耘, 2012), 強聯覺就是少數人才有且具有遺傳性, 弱聯覺則是指出現在語言中的一種隱喻、文學與美學中的通感以及訓練關聯現象。如果按照這樣的做法, 訓練關聯就能被納入到聯覺中, 然而這是一種過于草率的做法, 如果訓練關聯是一種聯覺, 那么它們就應該具有相同的本質, 特別是要具有相同的大腦神經機制, 可我們現在的證據越來越多地表明它們兩者可能存在本質的不同, 它們可能就是兩種不同的心理現象。

4 小結與展望

聯覺不是完全被基因遺傳所決定的, 能夠在后期發展變化, 這就意味著聯覺的形成會受到個體發展過程中多種環境因素的影響, 比如語言、文化等。認識到聯覺是發展的, 將會使我們對于聯覺的研究視角被進一步的拓展, 一個直接相關、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就是：什么樣的因素能夠形成聯覺體驗？雖然目前的研究已經顯示了基因遺傳會發展出與聯覺相關的行為和大腦結構, 然而一些研究也表明通過訓練或者其它的環境影響可能會導致行為和大腦結構的變化(Draganski et al., 2006; Colcombe et al., 2006)。這樣就有一種形成聯覺的可能：無需基因遺傳, 而直接可通過訓練習得。

目前一些研究通過配對關聯訓練后, 發現非聯覺者具有類似于聯覺者的表現, 也發現訓練后的非聯覺者與真正的聯覺者具有一定的差異。我們通過對這些研究證據的對比分析表明, 雖然訓練后的非聯覺者具有類似于聯覺者的行為, 但是現有的證據越來越多地顯示聯覺可能無法直接通過訓練習得, 訓練后的非聯覺者可能無法成為真正的聯覺者。由于現有的訓練研究還存在不少有待改進的地方, 比如訓練方式還比較單一、訓練時間比較短、腦區結構研究少等, 因此我們還不能夠完全確定聯覺就無法訓練習得。

而要最終證實聯覺能否通過訓練習得, 將來的訓練研究還需要關注如下幾個方面：(1)配對關聯訓練后的非聯覺者與聯覺者的大腦機制有何相同或不同？聯覺者具有特定的大腦結構, 如果非聯覺者經過關聯訓練后能變成聯覺者, 那么也應該具有相似的大腦結構, 因此將來的研究需要使用神經成像技術確定兩者的大腦機制的異同。(2)強的記憶(Radvansky, Gibson, & McNerney, 2011;Meier & Rothen, 2013a)、強的創造力(Ward, Thompson-Lake, Ely, & Kaminski, 2008)以及強的意象(Barnett & Newell, 2008; Meier & Rothen, 2013b)會伴隨有聯覺, 它們可能單獨或一起引起某種聯覺, 因此將來的訓練研究對象可以不局限于普通的非聯覺者, 而可以考慮具有這些特征的非聯覺者,看看他們經過關聯訓練后能否成為聯覺者。(3)目前訓練研究的對象都集中在成年人, 很少涉及兒童群體, 而兒童的生理可塑性更強(Rothen & Meier,2014), 兒童時期的訓練相對而言可能更有希望導致聯覺, 因此將來的訓練研究對象還需要考慮兒童非聯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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