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通緝令”獵狐捕鼠

□陳雷

“紅色通緝令”獵狐捕鼠

□陳雷

近日，按照“天網”行動統一部署，我國集中公布了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國家工作人員、重要腐敗案件涉案人員的紅色通報。這一舉措迅速成為國際媒體熱議的話題。許多國家認為，這份名單是“中國抓捕外逃貪官邁出新的重要一步”。包括中國貪官外逃最為突出的美國等各個國家均紛紛表示“已準備好與中國合作”。

紅色通報啟動境外緝捕工作

紅色通報，俗稱紅色通緝令，是由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的國際通報，通報的對象是有關國家法律部門已發出逮捕令、要求成員國引渡的在逃犯。其主要作用是一旦某個國際刑警組織的成員國發現該逃犯，該國有義務向國際刑警組織報告，但是否采取拘捕等措施，則完全取決于該國的法律。雖然紅色通報通常稱為紅色通緝令，但與國內法意義上的通緝令具有本質的不同。它沒有強制拘捕和遣返的法律效力。因此，絕大多數國家，尤其是我國貪官外逃較為突出的西方國家，無法僅依據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紅色通報，將潛逃的貪官緝捕后迅速、直接地移交給我國。

但是，國際刑警組織在交換犯罪信息情報、查找逃犯下落等方面能夠發揮國際司法合作基礎性作用，是我國開展境外緝捕工作的主要措施和基本步驟。在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的貪污賄賂等腐敗犯罪嫌疑人潛逃境外的案件，一般都會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的渠道發布紅色通報。公安機關辦理的其他案件也是如此。通過國際刑警組織采取紅色通報的方式，可以及時查清逃犯的下落，搜集和掌握相關犯罪證據，有關國家可以應我國的請求，在其國內法允許的范圍內采取相應的監控和有限的羈押措施，以便我國采取進一步的國際司法合作方式開展追逃追贓工作。因此，可以說發布紅色通報是我國國際追逃追贓的啟動和開始階段。

司法合作是追贓追逃關鍵

目前，在我國司法實踐中，通過啟動引渡程序和提請相關國家啟動移民法遣返程序，是開展國際追逃追贓的兩種主要方式。通常情況下，經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紅色通報或通過其他途徑，查尋到逃犯的下落并向我國通報后，一些國家還可以采取臨時羈押措施，一般是一至兩個月的時間。在此期間，我國的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按照刑訴法第18條規定管轄原則，分別由辦案機關層報中央主管機關（最高檢和公安部），經審查認為符合引渡條件的，中央主管機關根據引渡法規定的聯絡途徑，并依據我國與相關國家締結的引渡條約或者依據共同批準加入的國際公約的引渡條款，向相關國家提出正式的引渡請求。一旦相關國家接受了我國的引渡請求，該國的司法機關經審理或審查后，認為符合引渡條件的，便有義務協助將逃犯引渡。如2008年11月，依據《中泰引渡條約》，我國從泰國將潛逃13年之久的職務犯罪嫌疑人陳滿雄和陳秋圓夫婦引渡回國。再如，2007年5月，依據互惠引渡原則，我國從日本將潛逃該國的職務犯罪嫌疑人袁同順引渡回國。

鑒于在引渡實踐中，還存在較多的國際法律障礙，如引渡條約前置、死刑不引渡原則或所謂的“人權保護”等，通過正常引渡程序引渡貪官的數量還不多。因此，提請有關國家啟動移民法的非法移民遣返程序，將外逃貪官遣返回國，也是我國開展國際追逃的主要方式和措施。因為多數情況下，外逃腐敗人員或貪官往往通過偽造或提供虛假的身份騙取相關國家的永久居留身份，并因此潛逃該國。根據該國的移民法，應當取消其永久居留權并予遣返回國。如我國從加拿大遣返廈門“遠華”案主犯賴昌星就屬于這種情況。

輔之以必要的勸返措施

進一步加強追贓國際合作，摧毀外逃腐敗分子在境外物質生存基礎，盡最大努力打壓其境外生存空間，使其走投無路，迫使其最終選擇回國投案自首，也是近年來我國開展國際追逃追贓的主要做法和措施。目前，我國已轉變過去重追逃輕追贓的境外緝捕工作思路，形成既注重追逃，也注重追贓的國際追逃追贓并重的工作格局。

在國際合作過程中，積極尋求通過刑事司法協助的途徑和方式，請求相關國家對涉案財產采取查封、凍結和扣押的措施，并通過刑事沒收返還、民事訴訟和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歸還的方式追繳犯罪資產。如2011年廣東省檢察機關辦理的潛逃澳大利亞八年之久的原南海市置業公司經理李繼祥案，通過與澳方合作，依據該國的犯罪所得追繳法啟動追贓程序，從澳大利亞追回3000余萬元贓款。2015年1月，新加坡總檢察署將新加坡上訴法院刑事判決沒收的李華波約18.2萬新加坡元（約合人民幣90余萬元）贓款全數歸還我國。再如2014年8月，經江西省上饒市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請，上饒市中級法院一審公開審理了外逃職務犯罪嫌疑人李華波轉移到境外的違法所得沒收案，該案是國內首例通過該程序開展國際追贓的案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