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百年民族題材照片的人類學解讀*

尹紹亭

(云南大學民族研究院，云南昆明650091)

云南百年民族題材照片的人類學解讀*

尹紹亭

(云南大學民族研究院，云南昆明650091)

本文系統地梳理回顧了中外人類學民族學者百年來所拍攝的云南田野照片。根據拍攝時代和資料的特征，筆者將照片分為三個階段，并逐一討論各階段照片資料的理論取向和文化內涵，表現了作為影視人類學重要途徑的照片拍攝研究的價值、意義以及存在的問題。

人類學民族學照片;云南百年影像;影視人類學;非文字資料研究

一

云南是人類學民族學學者迷戀的一方熱土。①在國際學界，一些國家將人類學和民族學區別看待，一些國家則將人類學中的文化人類學和民族學視為等同，我國基本上屬于后者。在民族學人類學誕生一百多年的時間，云南留下了眾多國內外學者的足跡，他們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深入到云南的村村寨寨，深切體驗云南各民族的文化，給世人講述了無數趣味無窮、奇異奧妙的故事，書寫了難以數計的傳世之作、不朽篇章。19、20世紀之交，曾有不少外國探險家、傳教士來到云南，而最早進入云南進行人類學民族學田野調查的國外學者乃是日本人類學創始人鳥居龍藏(1870～1953)。1902年7月至次年3月，鳥居龍藏受東京帝國大學的派遣，到湖南、貴州、云南、四川等地從事民族學調查，調查的對象有苗族、布依族、彝族、瑤族等，調查內容包括民族分布與地理環境、各民族的體質、服飾、居住、習俗、語言、文化等，②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上冊)[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61～62.鳥居龍藏在中國的調查研究，先后出版了《從人類學看中國西南》和《苗族調查報告》等著作，他在調查過程中所拍攝的大量珍貴的感光玻璃干板照片現存于日本東京大學綜合研究博物館等機構，多年來一直被日本學者和博物館所利用。在我國，民族學者黃才貴對鳥居龍藏在貴州拍攝遺存的108幅照片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考證和研究，出版了《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鳥居龍藏博士的貴州人類學研究》一書，③黃才貴.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鳥居龍藏博士的貴州人類學研究[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0:178～196.這是我國第一本人類學照片研究的著作。關于鳥居龍藏在云南調查和拍攝的照片，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人員曾到云南調查考證并在該館舉辦過展覽，而我國學者至今尚無人關注。

1926年，著名學者蔡元培在《一般》雜志第一卷第12號上發表《說民族學》一文，介紹了民族學的來源、概念，提出在中國建立此學科的意義，④張江華，李德君等.影視人類學概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188～189.學界一致認為，這是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產生的濫觴。1928年夏天，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派遣俄國人類學家史國祿夫婦、中山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約編輯員容肇祖和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助理員楊成志等，到云南進行人類學調查，這是我國最早、也是云南最早的人類學民族學田野調查。史國祿教授在昆明對2000人進行了體質人類學調查，并拍攝了150余幅照片。①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上冊)[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115.楊成志單身前往滇東北調查彝族等，歷時3個多月，“越山逾嶺，穿林涉水，計程約一千里，所經過村落約200余，”②楊成志.楊成志人類學民族學文集[M].昆明:民族出版社，北京:2003:37.歷盡艱險，獲得大量語言文字資料，收集了數百件民族民俗品，拍攝了198幅照片，后來整理出版了《羅羅的語言、文字與經典》等20余種著作。③楊成志.楊成志人類學民族學文集[M].昆明:民族出版社，北京:2003:75～118.1934年10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派遣研究員凌純生、編輯陶云逵、技術員趙志成、勇士衡赴云南做民族調查。調查地域為滇東南、滇西南和滇西北等地，調查對象包括擺夷(傣族)、么些(納西族)、羅羅(彝族)、倮黑(拉祜族)、傈僳、卡多(哈尼族)、樸拉(彝族支系)、茶山(景頗族)、崩龍(德昂族)、阿佤(佤族)等，調查歷時8個月。1936～1937年，勇士衡又對云南的部分民族進行了補充調查。④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上冊)[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181.這兩次調查，均配備了電影攝影機和照相機，所攝大量照片現存于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19世紀中葉開始，中國邊疆危機日益嚴重，英、法帝國主義不斷明目張膽侵略蠶食我國，形勢十分險惡。為了維護祖國領土完整，揭露英、法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真切把握中緬邊界的狀況，喚起政府和國人的高度重視，一些愛國志士甘冒生命危險，歷盡艱辛，深入邊境進行考察?？疾閮热莅ǖ乩砩酱?、氣候物產、民族種類、歷史文化、社會組織、風俗習慣、邊政治理、帝國主義侵略云南的歷史及現狀，界務交涉過程等?？疾炝粝铝艘慌匾?王國瑞著《云南西北邊地狀況紀略》，范義田著《談談江邊古宗》，張家賓著《滇緬北段未定界境內之現狀》、《怒江人民生活狀況》，李生莊著《云南第一殖邊區內之人種調查》，繆悔一著《怒江兩岸見聞錄》，⑤馬玉華.云南邊地問題研究.西南邊疆卷二(上冊)[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3:4～5.尹明德著《中英滇緬界務交涉史》，《滇緬界務北段調查報告》、《云南北界勘察記》、《南天片羽》等?？疾炫臄z的照片，似未能妥善保存、只有少量見于上述著作之中，如尹明德所著《天南片羽》即為插有少數民族照片的圖文并茂的著作?？箲饡r期，我國人類學民族學的研究并沒有因為戰火連天而停止，中央研究院在極為艱難的情況下仍然不斷組織學者進行田野調查。期間涉及云南的調查有歷史語言研究所芮逸夫于1942年12月至次年5月對川南與滇黔交界地區的苗族等民族的調查;陶云逵和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的研究人員分別于1942、1945年對云南新平、元江、峨山、路南等地的布依族、哈尼族、傣族、彝族、苗族、漢族的調查;岑家梧于1938年赴云南東北的嵩明對苗族的調查。⑥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上冊)[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181～182.此外，1939年至1945年間重要的田野調查還有云南大學社會學系魁閣工作站費孝通、陶云逵、許烺光、田汝康、張之毅、史國衡、胡慶鈞、瞿同祖、谷苞、王康等學者對楚雄(祿村、易村、玉村)、昆明、大理、芒市、呈貢等地的調查研究。以上調查的大量資料包括照片，大部分隨中央研究院去了臺灣。2004年，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向云南大學伍馬瑤人類學博物館贈送50幅照片以資展示，而為了確認數十年前所拍攝的那些照片的具體拍攝地點和族屬，該所研究人員曾在云南學者的協助下遍訪云南進行核實和考證。

二

20世紀50年代以前，除了上述人類學民族學者等在云南從事的大量調查研究之外，來自西方的一些不同背景的人士在云南的考察和拍攝的照片也值得注意。例如英國的印度殖民當局官員戴維斯(H. R.Davies)，從1894年到1900年間，多次進入云南勘察，其主要目的是為英帝國主義打通中印通道、計劃修筑鐵路探查收集情報，此人在考察過程中頗留心觀察記錄土著民族，其考察的文字和照片資料部分見于其著作《云南:印度和揚子江流域的鏈環》一書。⑦田畑久夫.云南——印度和揚子江流域之環(日文)[M].今丸良子編譯.古今書院，東京:1989.19世紀末年，法國在侵占了越南之后，對云南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亨利·奧爾良王子是較早進入云南進行調查的法國人，他和其隨從由越南東京灣入滇，溯紅河而上，5次橫渡瀾滄江，兩度取道怒江河谷，攀越了橫斷山脈和高黎貢山等山脈，穿越了無數密林，最后到達印度的薩地亞。亨利·奧爾良將此次探險記錄寫成《云南游記——從東京灣到印度》一書，①亨利·奧爾良.云南游記——從東京灣到印度[M].龍云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其細致入微的考察記錄和照片配圖，生動地表現了19世紀末期云南土著民族的狀況。同為法國人的方舒雅，1898年作為法國駐昆明領事府領事到達昆明，在職期間常走街串巷、訪查民俗，他用鏡頭拍攝的一幅幅畫面，成為我們真切了解昆明等地早已塵封消亡的社會歷史風貌的珍稀資料。出身于奧地利的植物學家兼美國《國家地理》攝影及撰稿人約瑟夫·洛克，被稱之為讓西方世界認識麗江納西族的第一人。約瑟夫·洛克從1922年來到云南麗江，在近30年的時光里，他把自己的生命與滇西北和納西族緊密聯系在一起，為向西方世界介紹滇西北的自然資源和納西族文化不遺余力，成為西方人眼中的納西文化的代言人。1928年，洛克在木里的貢嘎嶺拍攝彩色照片243張，黑白照片有503張;1929年在貢嘎山攝制了彩色照片900張，黑白照片1800張。在20世紀20年代不到10年的時間里，洛克在中國西南邊疆拍攝了包括民族題材在內的照片多達兩萬余幅，數量之多可謂前無古人。②風之影.約瑟夫·洛克——一幅動人心魄的中國西南邊疆歷史圖景[EB/OL].2004-09-24.http:www. Sports.Sohu.com/20040921/22161473.shtml.洛克的照片現在大多已無從查找，一些作品作為插圖保留在其所著《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The Ancient Ma-khi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1947)等書中，給人印象十分深刻。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分布于我國2/3地區的眾多的少數民族的生存狀況提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議事日程。從1950年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遣有專家學者參與的民族訪問團和視察組，深入西北、西南、中南、東北和內蒙古等地考察民族工作和各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狀況、社會制度、歷史、語言和風俗習慣。1956年春，中央政府決定在全國開展民族調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主持下，組建了8個民族調查組，分別赴內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開展工作。1958年國家又組織了16個調查組，一大批民族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參加了這次大調查，此后陸續出版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持編輯的“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中國少數民族》、《中國少數民族簡史叢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概況叢書》和《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叢刊》。從1956年至1964年，歷時8年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和語言調查，包括1950年至1952年的民族訪問和視察，先后參加調查的各學科人員達千人以上，獲得的調查資料累計3000多萬字，編輯出版“民族問題五種叢書”300多冊，近5000萬字，成果如此豐碩，可謂史無前例。而其中最有價值的資料之一，就是影視資料。從1957年至1966年，受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托，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民族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前身)負責實施“少數民族科學紀錄片”的拍攝，1958年拍攝完成了《佤族》、《黎族》、《涼山彝族》，1960年拍攝了《獨龍族》、《景頗族》、《苦聰人》等6部片子，1965年拍攝了《永寧納西族的阿注婚姻》，1966年拍攝了《麗江納西族的文化藝術》，③張江華，李德君等.影視人類學概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197.總計拍攝了16個少數民族的社會歷史科學紀錄影片21部、121本。④此為劉達成為楊光海所著《民族影志田野集錄》所寫序言，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1.以楊光海為代表的拍攝者們，在攝制影片的同時，還拍攝了大量照片。目前，這些影片和照片保存于北京和各拍攝省區的民族工作部門及研究機構。以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為例，該院圖書館所收藏的“云南民族調查照片資料”便多達12000余幅(絕大多數拍攝于1949年至1965年)。⑤納麒，楊福泉.遠去的背影——云南民族記憶1949～2009[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2.根據這些照片資料，201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尹杰策劃、由云南社科院納麒和楊福泉等主編的《遠去的背影——云南民族記憶1949～2009》大型畫冊，翻閱畫冊，歷史氣息撲面而來，深切感受到一個逝去時代的社會面貌，體現了老照片極高的歷史、文化和文物價值。

20世紀7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10年動亂畫上了句號，國家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得以恢復，迎來了文化學術發展的春天，人類學民族學的教學科研步入了快車道，其中的影視人類學成為一大亮點。最近30年，民族事務部門、民族研究機構、高等院校人類學民族學院系、電視臺、音像公司以及眾多攝影家、新聞記者和民俗、藝術、文學等研究領域的學者，均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運用影視手段，全方位表現各民族的社會經濟文化及其變遷。僅就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統計，全國拍攝的人類學片或含有人類學意義的影視片就多達約1000部，①所拍照片則難以數計，其數量之多，質量之高，題材之廣泛、內容之豐富，藝術之精湛，風格之多樣，令人嘆為觀止。許多影片和照片在國內外頻頻獲獎，國際交流日益廣泛密切，理論研究薄弱狀況隨之改變，人類學影視事業獲得長足發展。

由上可知，云南各民族影視資料的拍攝，已歷時百余年，從拍攝時代和資料的特征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世紀初期至40年代末期，此時期的照片反映了云南部分地區和民族的原始風貌，存世數量較少;第二階段為20世紀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末期，此時期照片資料比較豐富，反映題材大為拓展，除了反映云南各地域、各民族原始狀態的內容，還有社會急劇變革等的表現;第三個階段為20世紀80年代初期至今，如前所述，此時期是云南乃至我國影視事業發展的鼎盛時期。上述三個階段的照片資料，從人類學、民族學的角度看，筆者認為目前最值得重視的是第二階段的照片資料，理由如下:第一階段的照片資料雖然珍稀難得，然而數量有限，遺存分散，難以查詢利用，而就目前能夠看到的照片來說，許多畫面已有不同程度的老化退化，最大的問題是拍攝背景不詳，拍攝地點和民族身份難以判斷，這就降低了其利用的價值。第三階段的照片資料，在拍攝技術、技巧、質量和數量方面，均非前兩個階段可以相提并論，然而由于表現題材是當代“活的”社會文化，取材容易，許多題材被調查者和攝影者重復拍攝，資料可以不斷再生產，要具備珍稀性，還需要相當的時日。反觀第二階段的照片資料，從“原始”的角度看，除了城市照片之外，其他照片與第一階段幾乎沒有差異;從完整性看，這一階段的資料遠比第一階段豐富、系統、典型，而且拍攝地點、時間、民族清楚;從“變遷”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變化巨大，而且可以說最具中國特色，第三階段的社會文化變遷雖然也非同尋常、迅猛劇烈，然而由于是市場經濟的沖擊，所以不只中國，許多國家情況也類似，即具有同一性和全球性;從資料的珍稀性看，第二階段所反映的時代已經不復存在，照片已經不可能重新拍攝，即不可再生，所以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彌足珍貴。正因為如此，所以第二階段的照片在本書中所占分量較多。

三

今天，當我們整理研究云南各民族的歷史照片，尤其是20世紀50、60年代的老照片，感覺意義重大?！霸颇鲜且徊炕畹纳鐣l展史”或曰“云南是社會發展的活化石”，這曾經是學界和整個社會對云南的認識和定義。這種認識從何而來?就是來自20世紀50、60年代所進行的民族調查和民族識別研究報告，以及所拍攝的那些真切、直觀的老照片。那一時期的學者們，以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發展史理論為指導，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作為重點調查對象，通過深入的訪談和參與觀察，依據調查所獲云南各民族的生態環境、經濟形態、社會組織、衣食住行、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大量翔實的資料，論證建構了多種社會形態依次漸進發展的進化理論，塑造了云南“社會發展活化石”形象，為人們認識云南，為中央政府制定各項民族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改革開放，變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社會文化融入世界語境，學者們在原來社會單線進化論的基礎上，引入了多種進化論和文化多樣性的理論觀點，大大拓展了人們對于文化差異性認識的視野，“云南是一部活的社會發展史”或曰“云南是社會發展的活化石”的說法不再時興，取而代之的則是當代十分熱門的概念——“文明或文化的多樣性”。今天，當我們以多種進化論和文化多樣性的理論觀點重新審視那些老照片，會獲得許多新的很有意義的認識。例如，當我們看到老照片所表現的獨龍族、佤族、苦聰人等的刀耕火種、狩獵和采集的情景的時候，可能不會再武斷地以“原始落后”“破壞生態”加以定性，而是會多一些生態環境和文化適應的考慮，并且還可能透過“原始落后”的表象去探求背后蘊藏的超乎外人想象的豐富的傳統知識;當我們看到基諾族、布朗族等的家族氏族集會、共同勞作和平均分配食物等場面的時候，腦海里可能不再會只有“原始低級社會組織形態”的印象，而是會聯想到這些民族傳統社會的組織、制度和行為準則等，進而會對其維系和諧和秩序的制度、法規和禁忌等產生興趣;當我們看到一些民族不同形式的宗教祭祀和儀式場面的時候，也許不再會簡單地以“封建迷信”之名一棍子打死，而可能會透過這些宗教現象去認識人們信仰的崇高、神圣及其強化民族認同、行為規范、團結和諧等的功能;最為明顯的變化是，當我們看到各民族吹拉彈唱、歌舞競技等場面的時候，也許不再會有人恥笑他們土俗怪誕、下里巴人了，而多半會從“原生態”、“旅游資源”、“文化產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方面去欣賞和肯定。與30年前相比，觀念和認識的變化可謂大矣。以此觀之，所謂老照片并不只是“光和影的結合”，也不僅僅是“歷史的瞬間”、“遠去的背影”，它作為人們認知歷史、社會、文化的一種載體，存儲著豐富的信息，具有激發思維想象和理論創造的深邃空間，不可平常視之。

云南有“社會發展活化石”之稱，同時還有一張靚麗的名片——“民族團結和諧的大家庭”。當今世界，社會矛盾錯綜復雜，文化沖突此起彼伏，利益爭奪無處不在，動亂頻仍，很不安寧。而在云南39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26個民族所屬近百種支系卻能夠互相尊重、和諧相處、團結互助、共同發展繁榮，堪稱典范。究其原因，十分重要的一點，就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國家制定和實施的民族政策所持續發揮的正能量。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為了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中國夢，謀求全國各民族共同進步與繁榮，中國共產黨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開始在全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革運動。不過，對于歷史、社會、經濟、文化、宗教等存在巨大差異的眾多少數民族而言，要在短時期內統一認識，認同革命，放棄傳統社會制度，建設新社會，其情況之復雜、困難之大，可想而知。如果采取和內地漢族地區相同的改革政策，不僅欲速而不達，而且將會產生種種意想不到的嚴重后果?；诟髅褡宓貐^社會發展不平衡的情況，1952年國家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云南依據此綱要，從本地的實際情況出發，實事求是，不生搬硬套內地的政策和做法，不盲目發動階級斗爭和土改等運動，創造性地制定了若干因地制宜、區別對待的策略和措施。一大批干部深入到各民族當中，住茅屋吃野菜，和各民族群眾交朋友，為他們做好事，謙虛謹慎，誠懇對待和團結各民族上層愛國人士，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和風細雨循序漸進，結果得到了各民族群眾的理解、認同和擁護，各項政策得以逐步實施，初步實現了社會轉型，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奠定了民族團結、共同進步的堅實基礎。從那一時期民族工作者們所做的大量的工作來看，其時拍攝的照片不過是鳳毛麟角，不過，現在還能看到諸如工作隊進村開展工作，召開成立自治縣等各種會議，救濟貧困群眾，成立民兵組織和訓練，建立醫療衛生機構，送醫送藥下鄉，開辦學校實行雙語教學，組織婦女活動等歷史的真實畫面，已屬十分難得。須知照片所表現的每一個畫面，都是改寫歷史的破天荒的事件;所拍攝每一個場景，都是創造世界的史無前例的變革。今天我們發掘整理展示此類老照片，深切感到建國初期民族理論和政策的正確，那是老一輩民族工作者為后人留下的寶貴的理論和學術遺產，迄至今日仍然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前人的業績應該發揚光大，同時也需要反思，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新中國何以會產生極“左”思潮并一發不可收拾，其產生的嚴重后果及其消極影響將何以消除?老一輩民族工作者謙虛謹慎、實事求是、審時度勢、正視差異、銳意開拓的精神和作風值得學習，不過，我們也不能躺在前人的基業上故步自封、因循守舊、無所作為。時代在前進，社會在發展。受全球化和各種思潮的影響，民族問題和民族關系現在已成為世界和中國面臨的最為重大的問題之一。世界需要加強國家間相互尊重，促進交流合作，求同存異，化解矛盾，和平共處;中國需要總結歷史經驗，根據民生、民意、民情，制定新政策，開創新局面，謀求實現社會安定團結，長治久安。面對這樣的新形勢、新情況、新動態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民族工作者和人類學民族學學者理應加強使命感，拋去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形式主義、政績主義等等桎梏和弊端，與時俱進，聯系實際，深入研究，創新理論，探索符合時代要求、符合廣大民眾意愿、凝集民心、有利于中華民族團結復興的發展之路，為黨和政府制定民族政策建言獻計，貢獻聰明才智。

新中國建立后直到今天，從歷史的角度看，不過彈指一揮間，而從變化的角度看，卻是翻天覆地換了人間?，F在許多民族地區的博物館都有社會變遷的常設展或各種臨時展覽，在這些展覽中，最能表現今昔變化的資料就是形成鮮明對比的新老照片。君不見，昔日遭受壓迫歧視、地位卑微的“羅羅”、“苗子”、“山頭”等少數民族，今天充分享受著作為國家主人的權利和尊嚴;昔日的農奴、賤民、愚民早已不復存在，在他們和他們的子孫中產生了眾多共和國的官員、將軍、教授、科學家、學者、工程師等;昔日不少人過著赤身裸體、饑寒交迫的生活，今天豐衣足食，住瓦房開汽車;昔日與世隔絕，出門爬棧道、過溜索，今日汽車、火車、飛機四通八達，天塹變通途……變化涵蓋了所有方面。60多年前，這些變化簡直是不可想象的夢幻。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變化也是雙刃劍:有的該變，必須變;有的不該變，不能變。該變的變了，變得好，令人鼓舞，變得不好，讓人遺憾;不該變的變了，產生了負影響、負能量，難免令人憂慮、著急。例如一個民族的語言變了，子子孫孫沒人再懂再能說母語了，這個民族基本上就名存實亡了;信仰、價值觀、倫理道德變了，傳統文化的核心淡化消解了，這個民族實際上就只剩軀殼了;文化遺產、歷史記憶、風俗習慣等消亡了，或者在市場經濟中變味變質了，這個民族就將喪失“立入世界民族之林”的資格，難免淪為可悲的角色。自然，對于貧窮和落后而言，謀改變、求發展絕對是硬道理，不過，當我們高歌時代變化發展的時候，也請注意變化發展的代價、變化發展的缺憾和變化發展的陷阱。從人類學民族學的角度說，時代的變化發展即文化變遷乃是人類社會的本質和生命，變遷是絕對的，是不可逆轉的，然而如上所述，變遷并不完全體現著正面和積極，也有負面和消極。因此，在強調發展的同時，還必須特別重視要以高尚的價值觀、信仰、道德、倫理凈化人類的心靈，要以充分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規范人類的行為，從而優化文化變遷，維護良好的社會風氣，實現社會的和諧和可持續發展。

四

對比20世紀50、60年代與80年代以后拍攝的照片，題材有明顯差異:前者拍攝重在民族志資料，后者拍攝則偏重視覺文化。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差別，顯然是時代社會背景和價值取向差異的緣故。50、60年代的拍攝者是民族學者和民族工作者，他們深入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調查各民族的社會歷史經濟文化，目的在于進行民族識別，確認各民族的社會經濟形態和發展階段，從而為豐富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史理論、為黨和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服務?；谶@樣的使命，必須進行全方位考察，聚焦所致，涉及自然環境、村寨景觀、房屋建筑、農業、采集、狩獵、漁撈、畜牧、飲食、交通、服飾、生活用具、歌舞、節慶、宗教、祭祀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涵蓋的所有內容。調查深入，拍攝面廣，資料翔實，是那一時期照片的突出特點。80年代以后，關注少數民族及其文化的攝影者多了，既有人類學民族學者，還有不同學科的學者以及眾多攝影家，拍攝目的不同，視角、選題自然也不一樣。綜觀這一時期數量驚人的少數民族照片，大致有兩種取向，一為學術，一為藝術。學術取向者多是人類學民族學等學者，他們注重照片的資料價值，將照片拍攝作為田野調查的輔助手段;藝術取向者包括攝影家、藝術家和文化學者等，他們把攝影作為藝術創作手段，追求視覺效果和審美情趣，以拍攝優秀作品為目的。學術與藝術，同為文化，但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卻有不同的境遇。藝術由于具有宣傳和商業利用的價值，所以關注度、流行度較高，呈現出興旺繁榮的景象;學術由于不具備“立竿見影”的市場功效，因此社會重視度不太高，較為邊緣和沉寂。即如民族攝影，一個地方一個企業要打造形象、宣傳造勢，招商引資，招徠旅游，出畫冊打廣告，具有視覺美感和刺激的自然風光、聚落建筑、人物形象、服裝飾品、飲食美味、音樂舞蹈、奇風異俗等藝術照片自然是其首選，至于深厚凝重、樸實無華的生計、制度、法規、倫理等題材肯定難入法眼。形象宣傳商業造勢重藝術而輕學術，情有可原，然而如果文化界、學術界也如此，那就成問題了。請看近年來頗受重視頗為熱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遴選和評審，翻閱名錄，全國一樣，幾乎都是技藝、文藝、歌舞、節慶等藝術類文化，而作為“民以食為天”的農業、漁業、畜牧業，作為“天人合一”環境保護的生態文化、圣境文化和傳統知識，作為社會和諧、安定團結、純正民風的社會制度、習慣法規、倫理道德、行為規范，作為凈化心靈、純潔思想、維系高尚理想和信仰的精神文化等，卻寥若晨星，少之又少。諸如此類現象，從文化理解的角度看，是認識的淺薄和偏頗;從學風民風看，是浮華和躁動;從社會層面看，是傳統文化的衰落和信仰的迷茫。固然，依賴市場和產業的引導和操弄，可以促成某些文化與經濟的互動，可以實現部分文化的繁榮，然而如果過度強調市場對文化的主導和所謂“活化”的作用，那么就難以避免文化的本質和核心功能的削弱和破壞。目前，文化教育醫療的商業化、產業化的消極影響和負面效果已日益顯現，弊端百出，形勢嚴峻，應當引起社會的高度重視。

迄今為止，取材于照片編輯出版的各種畫冊多不勝數，然而以照片資料作為研究對象的卻不多。近年來，在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歷史學等領域，新生了一種研究途徑——“非文字資料的文化研究”。所謂“非文字資料的文化研究”，顧名思義，即不是利用歷史文獻資料或田野文字記錄從事研究，而是以歷史遺存的繪畫、圖像、照片、錄像以及田野中觀察到的身體技術和體驗到的感官經驗等“非文字資料”為對象，進行歷史文化等研究的方法。這種方法，既是文字資料研究的拓展，又是文字資料研究的補充，體現了學術研究領域的擴大和多元發展的趨勢。有鑒于此，云南百年積累的民族題材照片的研究被提上了議事日程。近年來，我們努力收集資料，目前已獲不同時期的照片20余萬張，并按傳統生計、文字起源、紡織服飾、古道滄桑、民居集落、生活技術、民間藝術、婚姻家庭、禮儀節慶、多元宗教10個門類進行整理和研究。如此構架，綜合考慮了文化的整體性、多樣性以及文化變遷;理論參照則綜合考慮文化進化、適應、傳播、功能、結構、象征、認同、變遷以及文化遺產保護等;研究重點意在彰顯云南百年社會文化的巨變及其歷史經驗教訓。在進行此項工作的過程中，深感意義重大。云南乃至全國百年積累的人類學民族學照片資源，無疑是一座豐富的文化寶藏，然而目前存置分散，各自為政，家底不清，流失嚴重，情況很不理想?，F在全國各地有許多門類的博物館和數據庫，但是還沒有一座獨立專業的人類學影視博物館和影視研究中心。如果能夠建立一座綜合性的人類學影視博物館或影視研究中心，將我國百年產出的優秀的有價值的影視資料發掘、搶救、征集到一起，精心整理妥善保存，加強研究交流，深化利用開發，充分發揮其學術價值、經濟價值和宣教作用，那么應該是一項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文化事業。但愿這一夢想能夠在不久的將來成為現實。

A summary review of the photos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Yunnan in the past 100 years

YlN Shao-ting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This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photos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Yunnan taken by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ethnologists and anthropologists in the past 100 years.These photo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The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cultural implications as well as the value，significance and weaknesses of these photos as precious data of visual anthropology.

photos with ethn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value;photos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Yunnan in the past 100 years;visual anthropology;research of non-verbal data

王德明]

C912.4

A

1000-5110(2015)05-0143-07

尹紹亭，男，云南梁河人，云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生態人類學、博物館學、文化遺產保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