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怎樣滅蚊子

不過才兩三代人的時間，控蚊運動就使人類遠離了蚊子的威脅，卻也迅速被淡忘了?，F在的人們已難以理解，蚊子如何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發展的進程。

趙雨婷

在當今世界的大部分地區，蚊子已經算不上人們的心腹大患了。

進步使我們變得健忘。就在幾十年前，即便是在美國，人類與蚊子的“力量對比”也遠不是今日的情勢。而七八十年前的佛羅里達州，夏天人們要穿戴得像愛斯基摩人一樣躲避蚊子；規模巨大的蚊群甚至能導致牲畜窒息，人被迫自殺。更麻煩的是，蚊子作為中間宿主，可以通過傳播多種可能致命的疾病——瘧疾、黃熱病、登革熱等，且傳播速度快，難以控制。上溯至19世紀末，黃熱病的流行曾導致佛州最大城市杰克遜維爾26800人中的500人死亡，5000人染病，10000人逃離該城，當地經濟徹底崩潰。1898年的美西戰爭打了144天，美方死亡5462人，其中只有379人死于戰斗，余下絕大多數則被瘧疾、黃熱病、傷寒、痢疾等傳染病奪去生命。直到二戰時期，美國人還把蟲媒病稱為“比日本更難對付的敵人”。

不過才兩三代人的時間，控蚊運動就使人類遠離了蚊子的威脅，卻也迅速被淡忘了?，F在的人們已難以理解，蚊子如何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發展的進程。佛羅里達理工學院歷史教授戈登·帕特森（Gordon Patterson）出版于2004和2009年的兩本著作：《蚊戰：佛羅里達控蚊史》和《美國控蚊運動的史詩：從里德調查團到首個地球日》，便旨在重構這一場意義深遠的對蚊作戰，為我們了解20世紀的美國歷史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角度。

“戰事”初起

19世紀末20世紀初，瘧原蟲生活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蚊子作為中間宿主在疾病傳播中的重要地位，并期待對蚊子的控制能夠有效抑制蚊媒病的肆虐。美西戰爭中絕大部分士兵死于傳染病的慘痛事實，則刺激了科研成果的迅速轉化。為了捍衛美國的勝利，1900-1901年間，軍醫沃爾瑟·里德（Walther Reed）受命在古巴開展了詳盡的調查，以驗證蚊子傳播黃熱病的理論；1902年威廉·戈加斯（William Gorgas）則在哈瓦那和巴拿馬試行的通過滅蚊消除黃熱病、瘧疾的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受此激勵，新澤西的一些昆蟲學家、工程師和進步主義者共同開啟了最終擴展至全美的抗蚊運動。

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昆蟲學家繼續著對蚊子的研究：實驗蚊子的飛行航程、比較不同品種的瘧蚊在傳播疾病時的差異等等。洛克菲勒基金會則與美國公共衛生署（U.S. Public Health Service, USPHS）一同評估了不同抗瘧方法的有效性。具有抗蚊意識的民眾被認為是對抗蚊媒病的第一道防線，因而一些社區開展了各種形式的宣傳活動，以期使得更多人認識并參與到這一運動中來。對蚊作戰的同時，控蚊運動的領導者也與資金短缺和立法空白進行著長期不懈的斗爭。

一戰的爆發，推動了控蚊運動的迅速擴張。戰爭動員帶來的全國范圍內大規模的人員流動與聚集，使防疫工作成為頭等大事。而通過蚊子傳播的瘧疾，則是當時美國最嚴重的傳染病威脅之一。就在國會對德宣戰前夕（1917年4月3日），威爾遜總統簽發行政命令，將此前致力于控蚊研究的USPHS并入美軍。一戰期間，美國陸軍部在軍用保留地及周邊開展了大規模的抗蚊活動。最多時，項目保護下的平民和軍人達到500萬之眾。最終，在參戰的350萬士兵中，僅有1400人患瘧疾，死亡31人。如果按照美西戰爭中的瘧疾發病情況推算，這兩個數據應當分別是190萬和5600，如若發生其后果將不堪設想。

政府+DDT=？

到1920年代末，控蚊運動已覆蓋24個州，其中6個已通過立法授權建立獨立的滅蚊委員會。然而突如其來的經濟崩潰，使本來凱歌高奏的運動，因資金嚴重短缺而陷入了最低谷。加州和新澤西的控蚊運動領導者甚至懷疑，大蕭條會讓他們的工作毀于一旦。不過雖然在整體上運動被拖緩，羅斯福新政的實施還是帶來了新的可能：控蚊運動被納入政府的經濟促進計劃，成為復興國家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人們熟知的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不但是新政的象征之一，也反映了控蚊運動在新政中最突出的成就。從一開始，瘧疾就被視為重大威脅：以解決就業和流域綜合治理為目的的新興水利工程，必將帶來大量開放水面。這是蚊子最為喜愛的棲息繁衍之地。結合以往的經歷和研究成果，TVA健康與衛生部的工作人員展開了以控蚊為中心的復合控瘧項目。從治理改進河岸、施放食蚊魚、有限制地使用滅幼蟲劑，到為房屋加裝屏障等多重措施的聯合應用，最終避免了瘧疾流行，保障了復興計劃順利運轉。

新政中成立的民用工程管理局（Civil Work Administration, CWA）標志著美國國家政策的一次巨變，聯邦政府第一次擔負起了為失業者找工作的責任。而其成功則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控蚊運動提供的大量工作崗位。據統計，最多時約有12萬人在南方同時開掘溝渠，工程進度和規模都前所未有。自新政起，來自聯邦政府的大規模援助一直持續到二戰。這固然為運動提供了可觀的資金和人員支持，但地方與聯邦的摩擦層出不窮，從滅蚊領導者到總統，對個人和地方政府過度依賴聯邦的擔憂也貫穿始終。再加上聯邦資金只能用于工程建設，而不能用于維持已有的控蚊項目等，也進一步增加了新政對控蚊運動影響的復雜性。新政助力下的大規?？匚霉こ?，同時還引發了關于抗蚊運動環境影響的激烈爭論。

直到二戰陰云來襲，人們對更切身威脅的憂慮才勉強壓過了對自然環境的關注。太平洋戰場的開辟，使美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熱帶傳染病威脅。一方面要保證戰區士兵的安全，另一方面還要防止老兵將蟲媒病從作戰國帶回鄉里。戰爭壓力促使農業部加緊了殺蟲劑的研究，研究人員們測試了上萬種化合物后，最終于1942年確認了便宜且有奇效的DDT。相比于傳統的滅蚊手段，DDT兼有價廉、高效、持久、可同時殺滅幼蟲和成蟲等諸多明顯優勢，配合飛機噴灑技術更是讓控蚊工作如虎添翼。這種有著“昆蟲界原子彈”之稱的新型武器，首先在軍隊中得到了推廣，1945年后被準許用于民用工程。此后僅兩年中就有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中東南地區家庭接受了噴灑。接下來的20年，其應用更出現了爆炸式增長。

寂靜的春天，動蕩的時代

然而，當控蚊運動的擴張在1960年代初達到頂峰時，對運動的反對與質疑亦積累到了爆發的時刻。如果說1930年代時，反對者還只是控訴控蚊運動對野生動物的不良影響，那么這一次，質疑則直指運動開展的方式甚至目標。1962年，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森出版了《寂靜的春天》一書，依據大量的調查資料，以生動細膩的筆調，描摹了一個沒有鳥鳴的可怕春天，提醒公眾濫用殺蟲劑危險，呼吁嚴格控制DDT的使用。該書出版后，立刻引發了激烈而廣泛的討論，控蚊運動首當其沖，遭到大量攻擊和批判。

恰恰此時，肯尼迪總統又宣布美國將實際采取行動，配合拉美其他國家正在開展的根除埃及伊蚊行動，并計劃投入大量資金在全國范圍內噴灑DDT。當時很多地方的控蚊工作已經因抗藥性等問題而放棄了DDT；消滅傳播黃熱病的埃及伊蚊一事，也并非美國公共衛生的真正需要。在卡斯特羅上臺、豬灣事件、古巴導彈危機等的背景下，肯尼迪政府的這一舉動，可能是加強對拉美其他國家扶持力度，拉攏同盟的一種表態。而此一衛生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牽扯的是美國在其“后院”對付卡斯特羅、壓制共產主義發展的外交戰略。

不論其政治意圖是否達成，就國內影響來看，1960年代的根除行動，讓本就四面楚歌的控蚊運動陷入了更猛烈的抨擊之中。1970年，第一個地球日數百萬人參與的游行，最終為轟轟烈烈的對蚊作戰畫上了句號，并開啟了延續至今的關于控蚊運動價值的辯論。雖然控蚊運動的黃金期就此結束，但保護公眾健康和舒適的工作還在繼續。

在大洋彼岸“除四害”

帕特森教授的這兩本書，是迄今為止從社會史角度研究美國控蚊運動最早、也最為翔實的著作?！妒吩姟分廴?，講述了1900-1970年間，美國各地控蚊運動的發展歷程。那些曾扮演重要角色的“控蚊斗士”的生平與事功得到了特別的突出。從書中可以看到不同機構與人員之間的配合、沖突與妥協，也不乏科學家的逸聞趣事。而《蚊戰》則將視線聚焦在佛羅里達州，得以從更為具體的層面，描畫控蚊運動實施中的細節，包括實驗設計過程、教育活動的開展模式、運動中的種種爭論等等。

美國在全球控蚊運動史中的核心地位，也進一步提高了此研究的意義與價值。由美國軍隊主導的里德調查團及其后續的工作，可以視為全球最早的大規模滅蚊行動；全球滅蚊運動應用最廣泛的強效殺蟲劑DDT，其功能在美國得以確證并得到推廣；而后來世界衛生組織開展的全球滅蚊項目，也得到了美國的大量資助，并受到其深刻影響。

20世紀美國的控蚊運動，總體上說是由地方到中央、由民間到政府逐漸發展起來的。它成型于進步主義思潮主導的時期，也烙下了進步主義運動深深的印記。在工作方式上，運動領導者們強調首先要進行細致科學的調查，后續的所有工作都將以此為基；同時注重科學研究對現實工作的推動作用——數次控蚊運動的變革實際都起自對蚊子生物學特性了解的深化，或新的滅蚊技術的出現。運動的主導者方面，各州大都通過成立地方性的滅蚊/控蚊組織，聚集與此相關的各領域專家，共同決定本地區的運動走向。同時，參與者們想方設法促動州通過立法，賦予地方衛生局處理滅蚊事宜的職權，并推動全州統一治理行動的開展。和平時期，聯邦政府的公共衛生署和農業部等機構雖然也參與控蚊運動，但主要致力于科研，或加入某地方滅蚊運動之中進行合作，而非作為中央機構領導地方或是全國。

資金方面，一部分來自經立法機構批準的政府撥款，另一部分則由社會募集，出資方包括商界、公益基金會、高校、個人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資金決定著一地控蚊工作的進展和擴張速度。第一年只有715美金入賬的窘境，就曾給加州的控蚊運動帶來巨大困擾；而戰爭時期政府的大規模注資則無疑為運動的迅速擴張提供了可能。

然而在美國的體制下，不論哪種募集途徑，擺在首位的都是關于控蚊運動意義和有效性的宣傳。只有讓人們相信運動對他們自身、對地區發展及環境改善有巨大好處，才有希望得到足夠規模的資助。與此同時，民眾的充分動員也是對抗傳染病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抗蚊運動史中還可以見到各式各樣的政策倡導和公眾教育活動。比如設立蚊子日、在社區及學校宣講蚊子及蚊媒病相關知識、青少年排演啞劇宣傳控蚊、在當地報紙、雜志等媒介發表文章等。二戰末期，為了配合DDT在全國的入戶噴灑，USPHS借助迪士尼公司制作了一部卡通片《災禍之翼》，在劇院經理的支持下得以在每場電影播放之前放映。該短片主要宣傳了蚊子在傳播瘧疾中的作用，并提供了實用的防蚊指南，為其后的入戶噴灑活動奠定了良好的民眾基礎。

此外，值得關注的還有公益基金會在運動中的獨特作用。以洛克菲勒基金會為代表的眾多基金會，也是地方控蚊組織和政府之外，著手研究、評估和治理蚊患的又一類行為體。洛克菲勒基金會在美國政府介入國際公共衛生事務之前，就將影響擴展到了世界廣大地區。洛克菲勒基金會國際衛生部的工作曾達至八十余個國家，而項目的重點就是黃熱病和瘧疾的控制。后來主導全球滅蚊行動的世界衛生組織（WHO），其理念、人員、項目及工作模式，也有很多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1955年WHO發起的全球瘧疾根除項目就被認為脫胎于洛克菲勒基金會此前世界性的公共衛生項目。

控蚊運動在很大程度上終結了蚊子在美國“為非作歹”的時代，達成了早期滅蚊斗士們所期待的勝利。工作范圍從最初的一個新澤西小城擴展到全國各地，并與美國民眾的生活質量、健康狀況、經濟發展，乃至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戰爭保障及對外政策等緊密相關。而控蚊運動開展過程中公共衛生署、農業部、地方立法機構、滅蚊協會、公益基金會、研究型大學等不同社會部門間的合作與沖突，也生動地反映了美國社會與政治多樣性和復雜性。

自保與環保

從另一個角度看，如作者所說，控蚊運動實則是人與環境關系的一個縮影。它是人們對威脅自身安全的其他物種發起的自我保衛戰，而最終演化成一次大規模的對自然的干預。貫穿運動始終的主線，一條是前文所述的運動發起、運作、擴張、成就的歷程。另一條便是人對自身與環境關系認識的不斷變化，亦即人類自保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張力和較量?？偟膩碚f，運動的前半程，人類對抗蚊子的方式局限于挖溝渠、排水，注油覆蓋水面和少量化學藥劑的應用。1942年DDT的發現則開啟了毀譽參半的“殺蟲劑時代”。整個運動起自對自然的恐懼與抗爭，在幾乎戰勝自然的勝利號角中走向高潮，而最終則歸落于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反省，并引起了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洶涌波濤。

運動伊始，奠基人約翰·史密斯（John B. Smith）就強調審慎行事并以研究引領滅蚊工作；加州的抗蚊之父威廉·赫爾姆斯（William Herms）也曾引入“選擇性控制”的方法，試圖將目標對準傳播瘧疾的特定蚊子品種，避免無差別的消滅。雖然如此，早期的工作還是對其他生物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危害，并遭受質疑。但出于控蚊運動緊迫性等原因，這些對其環境后果的質疑之聲并沒有形成很大的影響。

1930年代的大爭論可算是滅蚊運動第一次面對大規模的生態控訴，生物學家、獵戶和漁民等皆參與其中?？ㄉ膶?，其時美國生物調查部年輕的生物學家克拉倫斯·科塔姆（Clarence Cottam）指責全國性的排水工作讓很多動物失去了棲息地，而浮油則對水鳥和蠔等是一場巨大的災難。1937年生態學家及鳥類行為學家威廉·沃格特（William Vogt）更是發表了長達32頁的公開信，直斥控蚊運動為“野生動植物的頭號大敵”?？匚眠\動方面則著力強調其工作在疾病控制與提振地方經濟中的貢獻。在帕特森看來，其實這種爭論某種意義上源自科塔姆一代與早期抗蚊斗士間的代際差異?？扑返热松L于控蚊運動初見成效的年代，并未親身經歷20世紀初瘧疾橫行、鹽堿灘上蚊子紛飛的時光。因此他們更傾向于關注控蚊帶來的不良環境影響。而此時站在他們對立面的控蚊斗士們當年所面對的卻是為民眾“保命”的迫切使命。此次論戰歷時長久并迫使控蚊工作者召開緊急會議商量系統對策，直到二戰爆發，控蚊工作者才獲得了喘息之機?？梢姶藭r在自保與環保的考慮之間，天平已經開始逐漸傾斜。

DDT發現以后，滅蚊工作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效力，昆蟲學家們也幾乎同時表達了對其可能環境影響的憂慮。然而在戰爭的壓力下，新武器還是得到了廣泛應用。自保的需求暫時占據上風。1949年時任美國控蚊協會主席的哈羅德·格雷，也曾再次呼吁弄清DDT在長時段中對環境的影響前，務必要放慢腳步、認真研究，謹慎行事。而此后20年人們還是熱衷于DDT及其他化學藥劑的研制和施用。

最終，對環境問題的憂慮在1962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中得到了集中的表達，并引發了一場對美國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殺蟲劑辯論。此輪批評與1930年代的大爭論一脈相承，此時人們對殺蟲劑的危害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對自然環境的看法也有了很大轉變。然而若將其置于控蚊運動的背景下觀察，則會發現此時環境運動能夠如此激蕩風云，其實是建立在數十年控蚊運動的成效之上的。近期致命威脅的消失使大眾擁有將眼光放得更長遠的可能。因此作者認為，雖然控蚊運動帶來的環境問題不可否認，其功績也不應被一并抹煞。同時控蚊運動的領導者們長期以來對自然環境的整體關懷、對環境破壞的憂慮與試圖彌補的努力，也不該被掩蓋在環境保護運動的強勢話語之下，沒入歷史風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