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5例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血液學和基因型結果分析*

屈艷霞，袁玉枝，楊 燁，江 帆，陳桂蘭，辜俊梅，李志華，左連東(.廣州市人口和計劃生育科學研究所 5040；.廣州市番禺區人口和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站 58000；.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廣州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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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著·

345例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血液學和基因型結果分析*

屈艷霞1，袁玉枝1，楊 燁1，江 帆1，陳桂蘭1，辜俊梅2，李志華3，左連東1
(1.廣州市人口和計劃生育科學研究所 510410；2.廣州市番禺區人口和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站 518000；3.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廣州 510150)

目的 分析廣州地區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的臨床特征、基因突變類型，為臨床遺傳咨詢提供依據。方法 進行血常規參數分析，篩查異常者進行高效液相色譜分析(HPLC)檢測，應用跨越斷裂點PCR(Gap-PCR)和PCR結合反向雜交(PCR-RDB)技術進行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基因分析。夫婦為同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攜帶者進一步行胎兒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基因診斷，產后隨訪。結果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攜帶者的臨床表現和HPLC結果，與單純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雜合子攜帶者無差異；51個同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家庭，經產前基因診斷檢出重型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4例、重型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7例，均知情選擇終止妊娠；產后隨訪結果均與產前診斷結果相符。結論 廣州地區人群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攜帶率較高，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攜帶者同時進行α、β基因檢測，對準確地進行遺傳咨詢和產前診斷具有重要意義。

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 基因診斷； 產前診斷

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是一類由于珠蛋白基因缺失或缺陷使珠蛋白鏈合成受到部分或完全抑制而引起的一組遺傳性溶血性貧血,高發于地中海地區、非洲、東南亞及我國西南、華南一帶。據報道廣東、廣西、四川、貴州和臺灣等地區人群中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發生率高達4.20%～17.55%，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為1.10%～6.43%[1]。在這些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高發區，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攜帶率亦較高，Li等[2]報道廣東省人群中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的攜帶率為0.63%。為了解廣州市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攜帶者的發生率、基因突變類型，并探討預防重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的有效手段及意義，總結廣州市4個區2007年9月至2014年9月345例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攜帶者的基因診斷及產前基因診斷結果，進行分析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廣州市黃埔區、番禺區、增城區、天河區通過廣州市免費出生缺陷干預工程[3]共篩查64 200例，其中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攜帶者345例，男性170例，年齡23～39歲、平均(28.35±3.62)歲；女性175例，年齡21～37歲、平均(26.22±3.40)歲。345例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攜帶者根據基因檢測結果又分為β復合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1組、β復合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2組和β復合血紅蛋白H病(HbH病)組。同時選取200例(男女各100例)血液學表型正常、且經基因檢測α-及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均未發現異常者為對照組，200例(男女各100例)經基因檢測確診僅攜帶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基因突變者作為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雜合子組。所有受試者在2007年9月至2013年2月完成篩查和產前診斷，2014年完成隨訪。所有受試者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血常規初篩 取外周血2～4 mL,乙二胺四乙酸(EDTA)抗凝,應用五分類全自動血常規分析儀進行血液學檢測，檢測血紅蛋白(Hb)、紅細胞平均體積(MCV)、紅細胞平均血紅蛋白量(MCH)等。MCV≤82 fL和(或)MCH≤26 pg為篩查異常，將進行高效液相色譜分析(HPLC)檢測。

1.2.2 HPLC分析 應用血紅蛋白自動分析儀(Variant Ⅱ,BIO-RAD公司,USA)定量分析血紅蛋白F(HbF)、血紅蛋白A2(HbA2)等。 所有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初篩陽性的標本均檢測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基因；HbA2≥3.5%和(或)HbF≥2.3%時，檢測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基因。

1.2.3 基因型鑒定 采用Gap-PCR技術檢測3種缺失型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基因突變類型(--SEA，-α3.7，-α4.2),采用PCR-RDB技術檢測非缺失型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基因3種常見突變類型(αCS,αQS和αWS)和17種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常見突變類型(CD41-42、CD71-72、CD17、-28、CD26、IVS-Ⅱ-654、IVS-Ⅰ-1、IVS-Ⅰ-5、CD43、CD31、CD27/28、-32、-29、CD30、CD14-15、CAP和Int)。所有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基因診斷試劑盒購買于深圳益生堂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1.2.4 產前基因診斷 對于夫婦為同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基因攜帶者的孕婦，在其知情同意下統一轉診至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孕婦于術前進行遺傳咨詢，簽署產前診斷相關手術知情同意書。在B超引導下，經孕婦腹壁行羊膜腔穿刺抽取羊水10 mL(孕18～24周)進行胎兒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基因診斷。

1.2.5 隨訪 根據胎兒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基因診斷結果，對所有受檢者進行優生咨詢和指導。隨訪所有受檢者的妊娠結局，并于產后3～12個月對新生兒進行跟蹤隨訪。

2 結 果

345例受檢者經檢測，其中β復合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1組209例，β復合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2組130例，β復合HbH病組6例。

2.1 血液學指標 345例受檢者的血常規結果顯示,此類患者多表現為小細胞、低Hb，MCV降低，MCH降低。Hb結果顯示，此類患者臨床表現較輕，貧血表現從輕度到正常不等，因此一般不會引起嚴重的臨床后果。345例受檢者的血常規初篩結果見表1。對照組、β復合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1組、β復合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2組、β復合HbH病組和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雜合子組之間Hb、MCV、MCH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β復合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1組、β復合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2組、β復合血紅蛋白H病(HbH病)組和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雜合子組之間比較，MCV、MCH水平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Hb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β復合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1組、β復合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2組、β復合HbH病組分別與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雜合子組進行比較，Hb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MCV、MCH水平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1 345例受檢者的血液學指標結果分析±s)

2.2 HPLC結果 345例受檢者中,除6例復合HbH患者血紅蛋白電泳結果出現1.4%血紅蛋白CS(HbCS),1.6%血紅蛋白Bart′s(Hb Bart′s)外,其余339例均表現為HbA2升高，胎兒HbF正?；蜉p微升高(1.7%～4.2%)。345例受檢者的HPLC結果分析見表2。對照組、β復合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1組、β復合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2組、β復合HbH病組和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雜合子組之間HbA2、HbF水平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β復合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1組、β復合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2組、β復合HbH病組和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雜合子組之間比較HbA2、HbF水平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與單純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雜合子的血紅蛋白電泳結果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表2 345例受檢者的HPLC結果分析±s，%)

2.3 基因檢測結果 345例受檢者中,共檢出11種β突變基因類型,分別為CD41-42、IVS-Ⅱ-654、-28、CD17、βE、CD71-72、-29、IVS-Ⅰ-1、CD27-28、CD43和CD14-15突變。其中CD41-42(-CTTT)移碼突變頻率最高，占47.54%(164/345)。共檢出8種α突變,基因型分別為--SEA/αα、-α3.7/αα、-α4.2/αα、--SEA/-α3.7、--SEA/-α4.2、-α3.7/-α4.2、ααQS/αα和ααWS/αα,其中--SEA/αα最常見,占60.29%(208/345)，6例為HbH病患者(包括4例--SEA/-α3.7和2例--SEA/-α4.2)外,其余均為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雜合子。345例受檢者中，5對夫婦同為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攜帶者，32例配偶為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攜帶者，14例配偶為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攜帶者。345例受檢者的基因檢測結果見表3。

2.4 產前診斷及隨訪結果 5個同為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攜帶者的家庭，46對夫婦一方為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其配偶為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或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攜帶者的家庭，均知情同意進行了胎兒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產前基因診斷，其中15例胎兒完全正常，25例為輕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其中輕型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14例、輕型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8例、輕型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3例)，11例為重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重型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4例、重型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7例)。對所有受檢者進行了遺傳咨詢，11例檢出重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胎兒的孕婦，在知情同意下選擇了終止妊娠，其余40例均選擇了繼續妊娠。對所有受檢者進行妊娠結局的隨訪，并于產后3、12個月對新生兒進行跟蹤隨訪，結果均與產前基因診斷結果相符。

表3 345例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基因檢測結果(n)

3 討 論

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主要分為兩種類型，分別是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和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相同類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雜合子間的婚配，生育重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患兒的概率為1/4。不同類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α與β)雜合子婚配，沒有生育重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患兒的風險,但有生育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雙重雜合子的可能。這種雙重雜合子本身沒有嚴重的臨床表型,但無論與α或β雜合子婚配,均有可能生育重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患兒。因此,提高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檢出率,對指導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遺傳咨詢和準確進行產前診斷都具有重要意義。

從表型來看，所有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均表現出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雜合子的特點，即MCV和MCH低于健康人，HbA2增高，而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的特征被掩蓋，與既往研究報道一致[4-5]。345例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與200例單純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的血液學指標(MCV、MCH)和HPLC結果(HbA2、HbF)進行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血液學指標和電泳結果對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的準確檢出作用都不大。故臨床上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容易被漏檢，且多誤診為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而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者與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或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雜合子個體婚配，均有可能生育出中、重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兒。

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攜帶者比單純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雜合子攜帶者的臨床表現輕，本研究中β復合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1組、β復合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2組、β復合HbH病組分別與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雜合子組進行比較，MCV、MCH均值之間差異均有統計意義(P<0.05)。這是由于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者同時存在α及β珠蛋白基因缺陷，導致其α及β珠蛋白鏈的合成均相應減少，從而使β/α鏈比例失衡狀態較單純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或單純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輕，以至不出現大量多余的β鏈，故其貧血程度也會有所減輕[6]。

從基因型來看，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發生的分子基礎主要是由于β珠蛋白基因發生了突變，使β珠蛋白合成減少。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在我國南方以CD41-42、IVS-Ⅱ-654、-28、CD17、βE和CD71-72最為常見。在本研究中上述5種突變類型大約占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的97.38%，與以往的文獻報道相符[7-8]；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的分子基礎則是α2和α1珠蛋白基因缺失或者發生點突變，在我國主要是東南亞缺失型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1(--SEA)，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2則多為右側缺失型(-α3.7)及左側缺失型(-α4.2)。345例受檢者中，以--SEA/αα最常見,占60.29%(208/345)，與其他研究報道一致[9]。

345例受檢者中，夫婦均為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攜帶者5對，配偶為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或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攜帶者46例。這51例孕婦均知情同意進行了胎兒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產前基因診斷，根據胎兒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基因診斷結果，對所有受檢者進行了遺傳咨詢。11例檢出為重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胎兒的孕婦均知情選擇了終止妊娠，有效地避免了這些重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患兒的出生。對所有受檢者進行妊娠結局的隨訪，并于產后3、12個月對新生兒進行跟蹤隨訪，結果均與產前基因診斷結果相符。

廣州市人群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的發生率較高，且缺乏特異性的血液學指標,只能通過基因分析確診。因此，在臨床工作中一定要加強對αβ復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的重視，尤其是對于配偶已確診為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的情況下，應對β-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攜帶者同時進行α-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的基因檢測，以便進行準確的遺傳咨詢和產前診斷，這對于避免中、重型珠蛋白生成障礙性貧血患兒的出生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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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hematology and genotypes results in 345 cases of αβ compound thalassemia*

QUYan-xia1,YUANYu-zhi1,YANGYe1,JIANGFan1,CHENGui-lan1,GUJun-mei2,LIZhi-hua3,ZUOLian-dong1
(1.GuangzhouMunicipalInstituteofPopulationandFamilyPlanning,Guangzhou,Guangdong510410,China;2.PanyuDistrictFamilyPlanningServiceStation,Guangzhou,Guangdong518000,China;3.ThirdAffiliatedHospitalofGuangzhouMedical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150,China)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gene mutation types of αβ compound thalassemia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clinical genetic counseling.Methods The blood routine parameters were analyzed.The individuals with abnormal results were detected by HPLC and the gene analysis of thalassemia was performed by using the gap-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gap-PCR) and PCR combined with the reverse dot blot(PCR-RDB) technology.Husband and wife were the carriers of homotype thalassemia and further performed the gene diagnosis of fetal thalassemia and postpartum follow up.Results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the HPLC results in the carriers of αβ compound thalassemia were similar to those of simple β-thalassemia heterozygous carriers.Among 51 families of homotype thalassemia,4 cases of severe β-thalassemia and 7 cases of severe α-thalassemia were detected by prenatal gene diagnosis.All cases selected the pregnancy termination after informing;the postpartum follow-up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enatal diagnosis results.Conclusion The carrying rate of αβ compound thalassemia is higher among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area.Simultaneously conducting the α and β gene detection in the β-thalassemia carriers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accurately conduct the genetic counseling and prenatal diagnosis.

α-thalassemia; β-thalassemia; gene diagnosis; prenatal diagnosis

國家科技支撐計劃資助項目(2006BAI05A02,2012BAI09B01)；廣東省計生委基金資助項目(2012208、20132031)；廣東省科技廳科技基礎條件建設資助項目(2010B060100014)。

屈艷霞，女，助理研究員，碩士，研究方向是遺傳與優生。

10.3969/j.issn.1672-9455.2015.22.003

A

1672-9455(2015)22-3297-03

2015-06-12

2015-09-14)